深夜十一点，医院走廊的灯惨白惨白的。
我站在抢救室门口，白炽灯光把每个人的脸照得变形。
二婶马桂云冲到我面前，手指头差点戳到我鼻子上：“你个没良心的东西！你弟弟躺在里面等死，你连个肾都不肯捐！你还是人不？”我没说话。
口袋里那份体检报告，被我攥得皱巴巴的。
郑医生清清楚楚告诉我，我右肾病变，捐了可能就没命。
可我说不出口。
十年前我问过我妈一句话，她让我记一辈子，有些话说出来，家就没了。
抢救室的门突然开了，护士喊了一声：“家属！”所有人的目光都转过去，只有我，站在原地，觉得脚下那片瓷砖又冷又硬。
01
那通电话打过来的时候，我正对着一堆报销单发呆。
财务室的挂钟指到九点四十，我揉揉发酸的眼睛，寻思着加完这最后一摞就可以下班了。
手机震起来。
屏幕上是二叔蒋永福的名字，我愣了一下，他平时从来不给我打电话。
才一接通，他那大嗓门就直接捅穿我的耳朵：“晓琳！你弟弟出事了你赶紧过来！人民医院急诊楼十楼！”我脑子嗡了一下。
脑子里闪过无数种可能，被车撞了？
打架了？
可我万万没想到，是尿毒症。
人民医院急诊楼十楼，肾内科。
我冲进病房的时候，二叔二婶都站在走廊里，人人脸色凝重。
我弟弟蒋俊民躺在病床上，床头挂着一袋液体，管子插在手背上。
他瘦了一圈，原本那张圆润的脸，颧骨都凸了出来。
但他看见我的时候，还是咧开嘴笑了：“姐，你跑什么跑，我又没死。”我骂他：“闭上你的乌鸦嘴。”走近了，才看到他眼眶底下全是乌青。
二叔在走廊里拉住我，压低声音：“医生说来得晚了，双肾衰竭，要么透析，要么换肾。家里正在想办法。”他说“想办法”三个字的时候，眼皮抬起来，飞快地扫了我一下。
我没接话。
手心有点发凉。
我弟弟才二十六岁，刚刚研究生毕业，进了一家设计院做了他最喜欢的景观设计工作。
他还有个女朋友，叫小雯。
他本来打算明年国庆结婚的。
那些活生生的未来，一夜之间全被一张诊断书掐灭了。
第二天下午，医生召集家属谈话。
蒋俊民的情况比我想象中更严重，肾小球滤过率只剩百分之十五，肌酐高得吓人。
医生说，必须尽快配型，有血缘关系的亲属优先。
二叔二婶立马说去做检查。
我站在一旁，也想开口说我也去，但我嘴唇动了动，没发出声。
我妈徐琴转头看着我，那眼神说不上来是什么，像是审视，又像是在等什么。
我避开她的目光。
晚上回到家，我把自己关进房间，从柜子最底层翻出一份旧报告。
那份报告是三年前的。
公司年度体检，我查出尿蛋白超标，去医院做了全套复查。
诊断结果那一栏印着一行冷冰冰的字：“右肾局灶节段性肾小球硬化，早期病变，需定期监测。”三年来我一直控制在饮食和作息，指标稳定。
但尿毒症不是开玩笑的，我太清楚这意味着什么了。
如果配型成功，弟弟肾源不够，医生第一个想到的就是我是他亲姐姐。
可我自己这个肾，还能再少一半吗？
我把报告折起来，压回柜子底。
那晚我坐在床沿上，听着客厅里我妈和二叔打电话的声音，隔着门板透进来，模模糊糊的。
她说：“能配就配，先别管那么多。”我攥着被角，攥到指节发白。
第三天的配型结果出来得比想象中快。
二叔二婶都不匹配，我妈指标也差得远。
我的配型结果被医生单独叫到办公室谈了。
医生说：“你和你弟弟配型成功，各项指标都很好。先做个全面体检，确认身体状况适合，就走程序。”我站在医生办公室门口，走廊那头传来二叔兴高采烈的声音：“好啊！晓琳配上了！咱家有救了！”他的声音那么大，整层楼都能听见。
我看见弟弟病房的门微微开了一条缝，一只苍白的手扒着门框。
那晚我做了一个梦。
梦见我和弟弟小时候，他大概五岁，我八岁。
夏天傍晚，他跟我抢一根冰棍，我不给他，他哭得撕心裂肺。
我爸蒋永强从屋里走出来，对我妈说：“你看这个闺女，一点不让着弟弟。”我妈看了我一眼，没说话。
我醒了以后，发现枕头湿了一块。
有些话我没说，有些事我记了二十多年。
我妈看我的那个眼神，和她看弟弟的眼神，到底不一样。
第二天上午，我去做了全套身体检查，抽了九管血，又做了一堆仪器检查。
做完那些检查后，我在医院大厅的长椅上坐了很久。
手机屏幕上是我和弟弟上个月的合影，他举着一杯奶茶冲我笑，眼睛弯成两道月牙。
我把手机翻过去扣在腿上。
郑风华医生穿着白大褂从走廊那头走过来，手里拿着一个牛皮纸袋。
他走到我面前停住，看了我一眼，低声说：“结果出来了，你自己要有心理准备。”
02
郑风华医生把我领到办公室，关上门。
办公桌上摊着几张检查单子，他拿起最上面那张，嘴唇抿得紧紧的。
“蒋晓琳，你右肾的那个病灶，进展了。”他说得很慢：“跟三年前相比，你的肾小球硬化面积明显扩大。目前你的右肾有效肾功能只剩下百分之四十左右。”他顿了顿：“如果你坚持捐肾，左肾负担太大，手术台上就可能扛不住。”我坐在椅子上，双手放在膝盖上，指甲抠进掌心里。
我听见自己用一种很平静的声音问：“那我弟弟呢？”他沉默了一下：“你弟弟等不到合适的非亲属捐献源的，这个你应该清楚。”窗外有风，吹得窗帘一鼓一鼓的。
我点点头，说了声谢谢，站起来走了。
我没回家。
在医院对面的小公园里坐了很久。
秋天的傍晚天黑得快，我坐在长凳上看路灯一盏一盏亮起来。
脑子里乱的厉害，两个念头来回打架。
一个是：那是你弟弟，他从小跟你一起长大，他喊了你二十多年姐。
另一个是：你把这个肾捐了，你妈会感激你吗？
她看你的眼神，什么时候有过一丝温热？
我死死咬住嘴唇，眼泪一直往肚里吞。
回到家已经九点多了。
堂屋里灯还亮着，二叔二婶都在。
我爸坐在角落里抽烟，烟雾呛得人难受。
我妈一看见我就站起来，声音带着一种说不清的急切：“结果出来了没？医生怎么说？什么时候能安排手术？”我站在门口，手里提着那袋检查资料。
纸袋的边角被握得皱巴巴的。
我张了张嘴，觉得喉咙里堵了一团棉花，那句话在舌尖滚了无数遍，最后只变成三个字：“还在查。”我妈的眉头立刻皱起来：“还在查？都几天了，你弟弟还等着救命呢！”二婶在旁边搭腔：“晓琳，你可得上心，那是你亲弟弟啊。”我没应声，低着头回了屋。
接下来的日子，我每天去医院看弟弟，照顾他吃饭擦身。
医生在给他加紧做透析，每周三次，每次四个小时。
我从没见过他那么安静的样子，透析的时候他就躺在床上，一只手搭在床边，眼睛盯着天花板出神。
每次看到我进去，他就会笑起来。
有一回他问我：“姐，你最近怎么没精打采的？”我说没事，工作累。
他没追问，只是看着我的背影，目光在我后背上落了好久。
我妈比弟媳妇还着急。
她一天至少跑三趟医院，第二趟必来问我检查的事情。
她越催，我越说不出口。
我偷偷去省城挂了专家号，坐了两个小时大巴。
专家看了看我带来的检查资料，摇头：“不建议捐献，风险太大。患者另找肾源吧。”回来的大巴上，我靠着车窗，看着路边的白杨树一棵一棵地往后倒。
眼眶一阵一阵发酸。
我有时候也会想，如果我说出来，我妈会心疼我还是会骂我？
想了半天，想不出结果。
弟弟好像察觉了什么。
有天下午我去看他，他靠在床头，精神比平时稍微好点。
他忽然跟我说：“姐，你是不是瘦了？”我说没有。
他看着我，没再问了。
过了一会儿，他指着床头柜上的抽屉说：“里面有个东西，是给你的。”我拉开抽屉。
里面躺着一张纸条，上面写着：“谢谢姐，从小到大你都让着我，这次该我了。”我愣住，翻过纸条，背面什么都没有。
他冲我笑了一下：“医生说我最近指标还可以，你别老一副苦瓜脸。”我把纸条塞进口袋里，没有回他这句话。
走出病房的时候，我靠在走廊的墙上，把那句话在脑海里过了一遍又一遍。
总觉得哪里不对劲，却又说不上来。
没过几天，我就知道了哪里不对劲。
那天下午我提前到医院，从走廊拐角走过来，远远看见弟弟病房的门半掩着。
他背对门口坐在床上，手里拿着一个牛皮纸袋正在翻。
那个牛皮纸袋我很眼熟。
我抬头一看，床头柜上的抽屉半开着，原本放在我包里的那份三年前检查报告，不知什么时候到了他手里。
他没听见我的脚步声，看得很认真，一页一页地翻着。
翻到最后，他把报告放回纸袋里，动作很轻。
然后又拉开枕头边的柜子，把纸袋塞到了最底下。
我站在门外，一动不动，整个人像是被钉在原地。
03
那个下午，我在医院安全通道里坐了一个多小时。
安全通道的声控灯灭了又亮，亮了又灭，我坐在地上抱着膝盖，整个人都傻掉了。
他看到了。
他知道我的检查报告。
他也知道我明明配型成功却一直在拖。
所以他才会说那句话：“这次该我了。”他根本不是随口说的。
他是看了报告之后，决定帮我隐瞒这个秘密。
蒋俊民，二十六岁，病床上躺着，肾功能只剩百分之十五。
他不顾自己的命，反而先为我考虑。
我攥着那份报告原件，咬住嘴唇不让自己哭出声来。
我回到病房的时候，他已经躺下了，闭着眼睛像是睡着了。
我坐在床边，看着他瘦削的侧脸，半天没动。
他忽然开口，声音很轻：“姐，你怎么才回来。”我说：“厂里加了个班。”他没睁眼，嘴角弯了弯：“别太累了。”我的眼眶猛地一热，赶紧别过头去。
二叔那边等不及了。
晚上他打了一圈电话，把我家里人全都召集到弟弟病房外的走廊里。
乌泱泱站了七八个人，我爸、我妈、二叔、二婶、表哥蒋思聪，还有远房来的两个亲戚。
二叔两手叉腰，大嗓门开始广播：“我先把话说清楚，这是人命关天的大事。配型好不容易配上了，医院那边说就等晓琳的检查走完流程。结果呢？一个星期了，一点动静都没有！”他说着转头看我：“晓琳，你是不是有什么想法？”所有人都在看我。
我爸抽着眼，没抬头。
我妈目光复杂地看着我，嘴唇动了动，没说话。
二婶添油加醋：“白养这么大的闺女，关键时刻掉链子。”我站在走廊里，头顶上的白炽灯嗡嗡作响。
我应该说出来的。
那份报告就在我包里，口袋里，贴着我的胸口的皮肤。
可我就是没有掏。
我脑子里反复浮现的是十岁那年的事。
那年夏天，邻居王婶来我家串门，她看了我一眼，又看了我弟弟一眼，笑着说了句：“这闺女可真不像你们家的，你瞧俊民跟你老公多像。”我妈当场变了脸色，王婶走后，她把我拉到房里，劈头盖脸问我：“你是不是听别人胡说八道？”我吓得直摇头。
她盯着我的眼睛，一字一句：“以后再敢说这种话，就给我滚出去。”那句话像一根钉子，一直钉在我心上。
从那以后，我从不敢问她关于我的身世，也不敢在任何人面前提起我和父母长得不像这件事。
我的沉默，是烙在骨头里的。
二叔还在逼问。
我攥着包带子，声音干涩：“再等等，还在做检查。”二叔“啧”了一声：“等着等着，你弟弟的命能等吗？”他这话说完，走廊那头传来一声轻轻的开门声。
弟弟不知什么时候从病房里出来了，穿着病号服，扶着墙朝这边看。
他脸色苍白，但他的声音很稳：“二叔，别逼我姐，她肯定有她的原因。”所有人都回过头。
他倚在门框上，冲我笑了笑：“姐，别怕，我信你。”
当晚，我在回家的路上给医生打了个电话。
郑风华在电话那头沉默了很久，然后说：“如果你决定不捐，最好尽快和家人沟通，拖得越久，对你弟弟的病情越不利。”我应了声好，挂了电话，站在路灯底下哭了一会儿，然后擦了把脸，继续往家走。
哭也没什么用。
我知道更大的风暴正在酝酿。
我妈徐琴等不了了。
她比二叔更执着。
周五早上，她起得比鸡早，堵在房门口，眼窝深深凹陷，嘴唇干裂，像是整夜没睡。
她就那样站在门口，看着我，开口就说：“晓琳，妈这辈子没求过你什么事。妈求求你，救救你弟弟。”我坐在床沿上，看着她，喉咙像卡了什么东西，半天说不出话。
她站在那里，眼里带着血丝。
屋里很静，我听见窗外的麻雀叽叽喳喳叫个不停，那声音刺得人发慌。
我张了张嘴：“妈，我……”她打断了我：“别跟我说什么检查，什么流程。我就问你一句话，你到底签不签字？”我看着她的眼睛，那双眼睛里有焦虑、有疲惫、有恳求，还有一种我读不懂的东西。
我在那双眼睛里待了整整二十九年，始终没有看清过它的底色。
我低下头：“妈，我有我的原因。”她的脸一下子变了色，声音高了八度：“什么原因？你弟弟都病成那样了，你有什么原因不能说？”我沉默了很久，最后只挤出一句：“等检查结果出来再说。”她看着我，像看一个陌生人。
她转身走出我的房间，门板被她带得“砰”一声响。
我坐在空荡荡的房间里，听见她在外头跟二婶打电话，声音带着颤：“不想捐，她不想捐……”
那天下午，我偷偷去了省城。
去拿了最后一份复查报告。
报告上的结论，和省城专家的意见完全一致：不建议捐献，手术风险极高，随时可能危及生命。
我坐在医院大厅里，把那张报告看了足足十分钟。
最后折好，放进口袋里。
想着，再拖两天吧，等弟弟这轮透析稳定一点，找个合适机会把报告拿出来。
可我没等到那个机会。
04
弟弟在第四天凌晨突然恶化。
我正在单位整理报销单，手机响了。
二婶打来的，声音尖到变了调：“你弟弟被推去抢救了！你赶紧过来！”我扔掉手里的笔往外跑，在楼梯口差点摔了一跤。
赶到医院的时候，抢救室门外的走廊已经站满了人。
我爸蹲在墙根抽着烟，烟灰落了一地。
我妈站在窗户边，头发散乱，整个人像被抽空了似的。
二叔在走廊里来回踱步，一看见我就冲了过来：“你弟弟抢救了三个小时了！你满意了？你高兴了？”他指着我的鼻子，声音震得整个走廊都在响：“你有时间做检查，没时间签字！你是想等他死在手术台上才开心是不是？”我想开口，可嗓子像是被什么堵住了。
我张了几次嘴，一个字都没发出来。
二叔更来劲了：“你看看你，你弟弟在里面躺着，你一滴眼泪都没有，你还是个人吗？”
走廊里所有的人都看着我。
二婶的目光像刀子。
表哥目光躲闪。
我妈慢慢转过身来，她看了我一眼，那目光很复杂，说不清是责备还是失望。
我站在走廊中央，手里攥着那个牛皮纸袋。
纸袋里的报告，纸角已经被我攥得毛了边。
只要我把它掏出来，真相就能说话。
可我没有。
我看着我妈的眼睛，那双眼睛正在流泪。
她看着我的样子，让我十岁那年所有被压进心底的恐惧一下子全涌了上来。
“你是不是听别人胡说八道？”
“以后再敢说这种话，就给我滚出去。”那些像针一样的话，在脑海深处扎了我十九年。
我到现在都不敢问，不敢提，不敢触碰，就是因为怕那句话成真。
我怕我说出“我可能不是你们亲生的”这句话，她顺水推舟说：“对，你走吧。”那我就真的什么都没了。
我攥着那份报告，到底是没掏出来。
只是低着头，站在那里，任由二叔的唾沫星子溅到我脸上。
抢救室的灯亮了两个小时四十分钟。
门终于打开了，医生走出来说：“暂时稳住了，但情况不乐观。”二叔长出一口气，转过头来看我：“你看到了？这就是你要的结果？”我没理他，推开病房门走进去。
弟弟躺在床上，脸色蜡黄，嘴唇干得起皮，眼皮深深地凹进去。
他听见脚步声，睁开眼睛。
看见是我和他目光相遇，他嘴角微微动了动，像是想笑：“姐……”我坐在床边，握住他的手，他的手心滚烫，指尖是凉的。
他轻轻回握了我的手，声音很虚：“别哭，你哭起来丑。”我根本没意识到自己哭了，伸手一摸，脸上全是泪。
那天晚上，我做了个决定。
我把那三份报告，原件加复印件，全部装在牛皮纸袋里。
第二天去医院，想找个合适的机会，跟我妈把话摊开。
我走到病房门前，门虚掩着，里面传来说话声。
我正要推门，听见里面我妈的声音：“俊民，你姐到底说什么了没有？”弟弟的声音停了一会儿，然后很轻地说：“妈，你信我姐。她一定有苦衷。”
“苦衷？什么苦衷能有你的命大！”我妈的声调一下子拔高了：“你知不知道你在等肾源？你哪有时间等！”弟弟没有回话。
过了很久，我听见他轻声说：“我信她。”
我站在门外，握着门把手，愣了很久。
然后我慢慢地松开了门把手，转身走向走廊尽头。
郑风华医生正好从办公室出来，看见我，愣了一下：“蒋晓琳，你怎么了？”我从包里掏出那个牛皮纸袋，递过去：“我想好了，这个，麻烦你帮我保管。”他接过纸袋，问了一句：“你自己保管不是更方便？”我没说话。
我只知道，那个不肯让我拿出报告的人，是我自己。
我怕的从来不是我妈骂我。
我怕的是她说出那句话，让我连回头的路都没有。
可我没想到，第二天全家人就聚集在了一起。
05
第二天一早，二叔二婶把七大姑八大姨全叫来了。
病房走廊里人挤人，吵吵嚷嚷。
我在医院门口买粥回来，远远看到这场面，脚步一下就顿住了。
二叔站在人群中间，正在慷慨激昂地讲话：“配型配上了，医生检查也做完了，就差签字了！她倒好，拖了一个多星期，连个音信都没有！”有人接话：“这也太不像话了。”
“亲弟弟的命都不救，算什么姐姐。”二婶在旁边火上浇油：“从小就自私，吃独食，现在大了翅膀硬了……”我站在人群后面，手里提着一碗还在冒热气的白粥。
粥碗烫手，隔着塑料袋子一起烧着我的掌心。
空气里搅着消毒水和廉价烟草的味道，混成一股令人作呕的气息，直冲脑门。
我感觉手脚一阵一阵发凉。
然后我看到我妈。
她站在走廊尽头，隔着人群望着我。
她的眼圈红红的，嘴唇紧紧抿成一条线。
她当着所有人的面，走到我面前，二话没说，膝盖一弯，“咚”的一声直挺挺地跪在了我面前。
“妈求你了。”她说。
头磕在瓷砖上，闷闷地响。
“我给你磕头了。你救救你弟弟吧。”整个走廊安静得可怕。
所有人都愣住了，包括我。
我看着跪在地上的我妈，整个人像被雷劈了一样定在那里。
她跪着，头低着。
我看见她头顶上冒出来的白头发，一根一根，刺眼得很。
我蹲下去伸手扶她，她伸手用力拨开我的手，固执地跪在地上，头也不抬。
“你今天不答应，妈就不起来。”二婶在旁边：“嫂子你这是干什么！你快起来！”她挣开二婶的手，依旧跪着，目光死死的看着我。
我蹲在那里，和她对视。
那年我十岁，她指着我鼻子说：“以后再敢说这种话，就给我滚出去。”现在我快三十了，她跪在病房走廊的地砖上，用最卑微的姿态求我。
可她从来都没有问过我一句：晓琳，你是不是有什么难处？
她心里只有弟弟。
只有她的儿子。
我的指甲掐进掌心的肉里，掐出一道道白印子。
右手插在口袋里，指尖碰到一份皱巴巴的报告。
纸的边缘已经被我摸了不知道多少次，上面写着三行医生手写的字，字迹清清瘦瘦：“右肾功能严重受损，不建议捐献，手术风险极高。”只要我把它掏出来，一切就能翻盘。
我害怕。
我知道我妈跪在这里求我救她儿子，如果我说“我有病我捐不了”，他们会是什么反应？
他们会说：“你早说啊！”然后问我为什么不早点告诉大家。
然后呢？
话题就会转到另一件我死也不愿意面对的事情上，为什么我配型成功？
为什么一个和我没有血缘关系的人，会配型成功？
那扇我关了整整十九年的门，会在那一刻被全家人一脚踹开。
我不怕捐肾。
我怕的是门打开之后，里面藏着的那具棺材。
我蹲在那里，一句话都没有说。
时间像是凝固了。
最后，我慢慢地站起来。
我妈跪着抬头看我，目光里带着一丝亮光，像是看到了希望。
我说：“妈，对不起。”她的目光一下子碎了。
我转身，穿过人群，一步一步走向安全通道。
身后传来二婶的声音：“你看她！你看她那副冷血的样子！你给她跪下了她都不答应！”我没有回头。
推开安全通道的门，门在身后“哐”的一声关上。
声控灯没亮，楼道里一片漆黑。
我靠着墙缓缓蹲下，终于哭了出来。
那天晚上我回了家，把自己房间里的东西收拾好，装进一只行李箱。
我爸坐在客厅里，手里攥着遥控器。
电视开着，满屏雪花，他也没调。
我拖着行李箱走到门口。
他忽然开口：“这么晚了，你去哪？”我说：“爸，我先搬出去住几天。”他没拦我。
过了很久，他哑着嗓子说：“身上有钱没有？”我从口袋里掏出钱包。
他起身走进卧室，翻了一阵，拿出来两千块钱，塞到我手里。
他什么都没说。
我接过钱，走出家门。
那扇老旧的防盗门在身后“哐当”一声合拢。
我站在楼道里，手扶着行李箱拉杆，站了足足五分钟。
这栋楼里闻着别人家飘出来的饭菜味道，又热又呛。
我拖着箱子一步一步走下楼梯。
那天晚上，我睡在出租屋的床板上。
床板很硬，硌得背疼。
我把手机调成静音，看了整整三个小时的屋顶。
第二天早上打开手机，三十多个未接来电，全是家里人的。
我一条都没回。
06
我搬出去的第三天，郑风华给我打了一个电话。他的声音很低：“你弟弟自己提出要和你见一面。”我迟疑了很久。第二天早上，我去了医院。
我刻意挑了上午十点，这个时间，我妈和二婶一般回去做饭了。
走到病房门口，我看见弟弟坐在床上，正在看窗户外面。
阳光落在他的脸上，他瘦得厉害，颧骨突出来，皮肤蜡黄蜡黄的。
他头上戴着一顶蓝色毛线帽，化疗之后，头发掉得差不多了。
他看见我，咧嘴笑了：“姐，你来了。”我走过去，坐在床边，看着他的脸。
我努力挤出一个笑容：“怎么样？今天好点吗？”他说：“嗯，今天有点力气，想看看窗外的树。”我顺着他的目光看出去，窗外是一排杨树，叶子掉了一大半，剩几片黄叶子在风里晃晃悠悠的。
我们坐了很久，没人说话。
阳光从窗户照进来，照在病床的白被单上。
那天格外安静，安静得像是有人在房间的一个角落里静静等我们说完。
他先开口：“姐，你是不是生我气了？”我一愣：“没有。”他看着我说：“你搬出去了，也不来看我。我以为你不要我了。”我的眼睛一下子酸了，急忙别过脸去。
他慢慢说：“姐，其实我知道，你为什么不肯签字。”我整个人僵住了。
我回过头看着他。
他没看我，目光落在窗外：“你那份报告，我看到过。”我的嘴巴张了张，他想说什么都堵在了嗓子眼里。
他转回头，轻轻笑了笑：“别怕，我没告诉妈，也没告诉别人。”我的眼泪一下子就掉了下来。
他叹了口气：“姐，你这些年活得累不累？你心里藏着那么多事，也不说。”我就坐在那里，手里攥着病床的护栏，攥得指节发白。
他说：“姐，我不怪你。你是我姐，不管你做什么，我都不会怪你。”我看着他，眼眶里的泪再也止不住。
他伸手轻轻拉了一下我的袖子：“别哭，你哭起来丑。”
那天我在病房待了很久，一直待到中午。
临走时，他忽然喊住我：“姐。”他靠在床头，目光很认真：“如果我哪天走了，你别难过。我活得挺好的，就是有点遗憾没看到你结婚。”我站在门口，回头瞪他：“你胡说什么！”他笑了笑，摆手让我走。
我走出病房，把门轻轻带上。
站在走廊里，眼泪又掉了下来。
之后的日子里，我每天偷偷来医院看他，专门挑人少的时候。
可他的病情一天比一天差。
第五天晚上，我接到医院电话。
热门跟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