雨点砸在急救室的门上，像一连串催命的鼓点。担架床推过走廊时，我正低头签一份医嘱，余光扫见轮子上甩落的血珠，红得刺眼。
我是今晚的值班主治，姓萧，省人民医院急诊科没我不接的活。
帘子掀开的瞬间，我手里的笔顿住了。
床上躺着一个满脸血污的老头，肋骨断了，喘得像破风箱。
他一只眼睛肿得只剩下缝，却死死盯着我，瞳孔骤然缩紧，嘴唇抖了半天，挤不出一个字。
我认得他。
那张脸烧成灰我都认得，十七年前他站在二楼的窗口，把我装了课本的行李箱从上面扔下来，骂我“养不熟的白眼狼，滚了就别回来”。
他叫萧长根，是我亲爹。
我看他一眼，把笔别回口袋：“躺好，别动。”
话音没落，走廊那头传来护士的喊声：“萧医生！那个孩子血型出来了，Rh阴性，脾脏破裂，大出血，要马上手术！”
我扭头看了一眼，心口像被人攥了一把。
我爹是来带儿子摆酒认亲的路上出的车祸。
现在他那个宝贝儿子躺在我面前，血型跟着我一样，稀有的熊猫血。
而这个手术的主刀医生，整个医院里能接的，恰好只有我。
白大褂袖口的血还没干透，我转身朝手术室走去，步子不快，每一步踩在地上都觉得鞋底下发飘。
01
萧长根被推进去处理外伤，我连问都没多问一句，直接朝手术准备间走。
换手术衣的时候，梁玉霞跟进来，帮我系带子，嘴里说：“那老头伤得不算重，就是吓着了。倒是那孩子，麻烦。”我没吱声。
梁玉霞比我大十几岁，急诊干了快二十年，一趟手搭过来递手套，顺便瞟了我一眼：“萧医生，你脸色不好看。认得？”消毒水味冲鼻，我低着头系手套的扣子，说：“不认得。”梁玉霞没追问，她这个人最大的好处就是识趣。
我走出准备间，经过走廊，楼道里风飕飕的。
急救床上的萧长根缝完了针，正歪着脑袋朝这边看，那眼神像一只老狗在盯着人，满是说不清道不明的东西。
我加快脚步，推开手术室的门。
无影灯亮着，手术台上躺着那个少年，十几岁，脸白得像个纸人。
眉眼跟萧长根年轻的时候像是一个模子刻出来的。
我站过去，麻醉师正在底下忙着插管，巡回护士翻着病历。
我戴上放大镜，低头看了一眼CT片子，脾脏破了一个大口子，腹腔里全是血。
止血是第一位的。
“准备血液回收机。”我说。
器械护士递过电刀，我接过手，开始划皮。
刀锋落下去的时候，手稳得很，像这些年每一台手术一样。
但脑子里突然冒出来一个画面，十九岁那年的一个傍晚。
我蹲在镇中学的教室门口，书包里装着录取通知书，医科大学的。
班主任在旁边站着，拍我的肩膀说：“这学你得上，学费的事再想办法。你的分数不上可惜了。”我点了点头，背上书包往家走。
回家那条路是我这辈子走得最沉的一回。
进了家门，母亲在灶间忙活，炊烟袅袅地往外飘。
我站在门槛边叫了一声“妈”，她回过头来，手里端着半碗面，头发花白，笑着问我：“回来了？饿不饿？”我说：“妈，我考上了。”她的笑容一下子绷不住，眼泪就出来了，嘴里连声说“好，好”，手背在围裙上蹭来蹭去。
父亲从里屋出来，叼着烟，看了我一眼：“什么考上了？”我说：“医科大学。”他把烟屁股从嘴里拔出来，哼了一声：“念那么些书干什么？回来帮我看铺子。”我站在原地，没有接话。
母亲端着面碗过来打圆场，说：“孩子考上大学是好事，你当爹的怎么说话呢。”萧长根把烟头往地上一掷，踩灭了，转身走回里屋，扔下一句：“我没钱供他念那破书。”
那碗面我没有动，搁在桌上，放凉了，最后被我母亲收走。
那天夜里我躺在里屋的小床上，听着隔壁父亲打呼噜的声音，翻来覆去，一夜没合眼。
窗外的月亮细得像一道疤。
电刀切开皮肉，滋滋的声响，一股焦糊味。我定了定神，把一个钳子递回去：“拉钩。”
02
腹腔打开，脾脏裂口比想象的还要大，血从里面涌出来，像拧开的水龙头。
我用吸引器不停地吸，一边吸一边找出血点。
手很稳，但脑子里翻腾得也厉害。
那些年的事，像泡了水的书本，一页一页鼓胀起来，怎么按都按不回去。
考上学那年的第三个月，刘艳就进了我家的门。
她是父亲铺子里雇来帮忙的，三十出头，烫了一头卷毛，说话嗲声嗲气。
头几次来家里吃饭，她还客气，帮着母亲洗碗。
后来就越来越不像话。
有一次我撞见她坐在父亲腿上嗑瓜子，嗑完了直接把瓜子壳吐在父亲手里。
父亲也不恼，笑呵呵地接着。
母亲什么都看在眼里，什么也不说，只是晚饭做得越来越少。
经常是一个人坐在院子里发呆，手里捏着一根针，半天没扎到布上。
我那时候年轻，沉不住气，冲上去想跟她吵，被母亲死死拽住。
她看着我，眼睛红红的，只说了一句：“你好好念书，别管大人的事。”
我哪里听得进去。
有一天放学早，我回家拿课本，推开院门的时候，看见刘艳站在堂屋里，手里翻着母亲的嫁妆箱子。
我走进去，她愣了一下，然后把箱子盖一合，笑着说：“回来啦？你妈让我帮她找几件衣裳。”我盯着她的手，没说话。
当天晚上，父亲从铺子里回来，一进门就拍了桌子：“柜台里少了三千块钱，谁拿的？”刘艳坐在椅子上，嗑着瓜子，慢悠悠地接了一句：“我今天下午看见英叡翻你妈那个箱子。”父亲的目光像刀子一样砍过来，落在我身上。
“你翻了？”他问。
我说：“我没翻她的钱。”他上来就是一巴掌。
“养你那么大，喂出个贼来了！”那一巴掌把牙都打得松了，耳朵里嗡嗡响。
母亲从里屋跑出来，把我揽在身后，哭着说：“孩子没有拿钱，你不能这样打他。”父亲一把推开母亲，力道很大，母亲的腰撞在桌角上，弓着身子半天直不起来。
刘艳在旁边“哎哟”了一声，假惺惺地扶着母亲坐下，嘴里还在说风凉话：“嫂子你看你，家里出了贼你还不信。”
我没忍住，冲上去推开她。
她一个趔趄，后脑勺磕在柜角上，出了一点血。
这下全乱了。
父亲抄起擀面杖，把我从堂屋打到院子里，边打边骂：“白眼狼！中邪了！滚出去！”我蹲在院子当中，头上被打出一个口子，血顺着脸颊往下淌。
母亲扑过来护我，父亲红着眼把她也推开。
然后他上楼，把我的行李箱从二楼窗口扔下来，锁砸碎了，课本散了一地。
那年我十九岁，当着一整条街的面，被自己的父亲骂成贼。
“滚！永远别回来！”
我蹲在雨里捡书。
天空下着毛毛细雨，课本纸页洇了，字模糊成一片。
母亲蹲在我边上，哭着帮我捡。
我抬头看了她一眼，她的头发乱了，脸上全是雨水和眼泪。
那时候我突然觉得，这个家，真的没了。
“血压掉了。”麻醉师的声音把我拽回手术台上。
我低头看了一眼，那个少年的脾动脉还在渗血，血压正在往下掉。
“加压输液，血往这边加。”我一边说，手指一边在组织间游走，找到那根破口的地方，一把夹住了。
03
手术继续。
血止住了，我开始做修补。
这个少年，萧阳，今年十七岁。
听说是刘艳那个女人的孩子，但她早就不管他了，把儿子扔给萧长根，自己在镇上开了间服装店，隔三差五地换男人。
萧长根一个人把萧阳拉扯大，当爹又当妈，孩子在镇上出了名的皮，逃学打架都是家常便饭。
但这会儿躺在手术台上，瘦得肋骨一根根凸出来，看着跟只落水的猫似的，可怜巴巴的。
我突然想起那年离开家以后的事。
舅舅林福生把我接到他家里。
他家也不宽裕，三间土房，一个堂屋，连个像样的家具都没有。
舅舅是木匠，蹲在院子里刨木头，刨花卷起来，一股清香。
他也没多说什么，就说了一句：“书你照念，学费的事舅舅给你想办法。”我站在堂屋门口，看着他弯着腰干活的背影，喉咙里堵得说不出话。
母亲也跟着住在舅舅家。
那时候她的病已经重了，整夜整夜地咳嗽，咳得整个人像要把肺都咳出来。
我白天去学校上课，晚上去镇上的木料厂打零工，给板材打包，一晚上挣十五块钱。
周末跟着舅舅去镇上帮人打家具，舅舅刨料子，我打下手，收一点工钱，攒起来给母亲买药。
母亲知道自己拖累了我们，常常偷偷把那几毛钱的药停了。
被我发现了，她低着头笑，说：“吃不吃都是一个样。”我闷着不说话，就去镇上药店赊账，多的钱，我说是奖学金。
她信了。
她什么都信，只要是我说的。
还记得她走的那天，是个礼拜六。
我在木料厂下了工，回到家天已经擦黑了。
舅舅站在院子里，见我进来，嘴唇动了动，没说出话。
我心里咯噔一下，径直冲进里屋。
母亲躺在床上，脸上瘦得只剩下骨头，眼睛闭着，像睡着了。
我握住她的手，凉得没有一点温度。
手背上青筋一根根鼓出来，像干枯的树枝。
我跪在床边，没有哭，就那样跪着。
站着看了很久，很久。
“你妈说……让你好好念书，活出个人样来。”舅舅站在门口，声音哑得像砂纸。
我点了点头，把母亲的手放回去，给她掖好被角。
然后我给母亲磕了三个响头，响得地板都震。
第二天我就走了，坐上开往省城的大巴。
车窗外的景色一路倒退，镇子越来越小，我把额头抵在冰凉的车窗玻璃上，眼泪终于下来了，流了满脸。
“钳子。”我对护士说。
手术台上的少年，脸色还是白的，但呼吸已经稳了一点。
我低头看了一眼监护仪上的数字，血压回升了。
手指继续在组织间穿行，没有停留。
04
脾脏修补得很顺利。
我又检查了一圈，确认没有其他出血点了，然后冲洗腹腔，开始关腹。
缝合的时候，我脑子里突然冒出一句母亲常说的话。
她那时候总爱说：“人啊，心要是偏了，就什么都看不对了。”我那时候不明白，总觉得她在替父亲找借口。
现在站在无影灯下，看着手术台上这个跟父亲长得几乎一模一样的少年，隐隐约约有点明白她的意思了。
心偏了，就什么都是错的。
可心正了，那些年受的罪又算什么？
我甩了甩头，把那些念头压下去，专心缝合。
巡回护士在旁边清点纱布和器械，低声报数。
我站在台前，手指翻飞，缝完最后一针，打结，剪线。
“关腹完毕。”我说。
麻醉师开始准备复苏。
我摘下手套，走出手术室，靠在走廊的墙上。
后背全是汗。
梁玉霞跟出来，递给我一杯水，我没接。
她也没说什么，就站在旁边陪着。
我问了一句：“那个老头呢？”她说：“在处置室里，情绪不太稳，一直在问孩子的消息。”我点了点头，没再说话。
过了会儿我说：“让他等着，等孩子醒了再说。”
梁玉霞看了我一眼，嘴角动了动，还是没忍住：“你认得他？”我沉默了一会儿：“我爹。”梁玉霞没有再说什么。
她毕竟是干了二十年急诊的人，什么没见过，什么都没多问，就是伸手在我肩膀上拍了拍。
处置室里，萧长根背对着门坐着，一张佝偻的背，缩在病号服里，看起来单薄得像换了个人。
我站在门口，隔着玻璃看了一眼，犹豫了一下，终究没有推门进去。
转身走回医生办公室的时候，脑子里又浮起当年那个场景。
刘艳提着那个装了钱的皮包，从父亲铺子里走出来，站在门口跟人说笑。
那些钱后来在刘艳的店里发现了。
父亲一声没吭，仿佛从来没说过什么“白眼狼”的话。
那三千块钱的事就那么不了了之。
像一根刺扎在肉里，没人拔它，它就一直埋在那里。
我也不打算再去拔了，日子久了，都已经长死在肉里了。
我坐下来，打开电脑，把手术记录敲完。
敲完最后一个字，已经过了凌晨。
窗外的雨还在下，拍拍地打着玻璃，像是谁在敲窗。
我把头靠在椅背上，闭上眼。
那年离开镇子以后，我再也没有回去过。
逢年过节给舅舅打个电话，寄点钱回去。
母亲坟前的草长了没长，我不知道。
清明也没回去过。
不是不想，是怕自己看到了就迈不动腿。
我这个人，表面上看着是硬的，其实心里面全是软的，只有自己知道。
“萧医生，你还没走呢？”值班护士探了个头。我睁开眼：“马上走。”
05
萧阳是第二天下午醒过来的。
我查完房，顺道拐过去看了一眼。
少年躺在病床上，浑身插着管子，脸白得像一张纸。
他睁着眼睛，茫然地看着天花板，过了一会儿才小声问旁边的人：“我爸呢？”值班的小护士说：“你爸在外头等着呢，一晚上没走，让他进来他又不敢。”我在门口站了一下，没有进去。
萧阳苏醒的消息传到处置室，萧长根几乎是连滚带爬地往病房跑。
他本身也受了伤，肋骨断了两根，走路都直不起腰，但跑起来的时候那副模样，像一头老牛拼了命往前冲。
他在病房门口站住了，手撑着门框，大喘气。
我站在走廊的拐角，隔着半条走廊望着他。
他进了病房，过了一会儿，里面传来他带着哭腔的声音：“臭小子，你吓死老子了……”
我没再听，转身走了。
那天下午，护士把萧阳的血型化验单送到我手里。
我看着上面那个Rh阴性的标识，心里突然冒出一种说不清的滋味。
我那时候在医科大学学遗传学，学过Rh阴性血型的遗传规律。
两个Rh阳性的人，生不出Rh阴性的孩子。
萧长根也是Rh阴性，所以萧阳是，我也是。
那一年他带我去市里做过血检，我记得清楚，是骑着一辆二八大杠自行车，来回六十里土路。
那天太阳很大，他的后背被汗洇湿了一大片，衣服贴在脊梁上。他指着化验单上Rh阴性那一栏，跟人说：“看，随我。”
那时候我才十一岁，坐在自行车后座上，抓着他的衣角，风吹过来，觉得那条路好长，长到好像一辈子都骑不完。
如今我站在医院的化验室门口，手里捏着萧阳的化验单，回想起那幕旧事，忽然觉得眼睛有点发胀。
我把那张单子折好，放进白大褂口袋里。
傍晚的时候，萧长根拄着拐杖，一路问到医生的办公室门口。
他在门口站了很久，也没敲门。
我坐在里面写病历，余光扫到门口那截影子，停了笔。
他最终还是推了门进来，瘸着一条腿，走到我面前，张了张嘴，半天没发出声音。
我放下笔，看着他的脸。
他老了太多，头发花白，额头上全是深深的褶子，眉毛也白了。
我看着他的脸，心里想着，当年那个站在二楼窗口骂我的男人，原来也会老成这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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