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2年11月，北京，冼恒汉收到一份来自兰州军区的通知：回兰州，把过去的问题作个了结。对一个已经离开领导岗位五年多的老将领来说，这句话并不轻松。通知没有来自军委或总政治部的正式文件，反而让他先去找老战友余秋里问个明白。
冼恒汉并不是后来才进入军界的人物。他出身红七军，长期在贺龙领导下工作。1936年到达西北后，他把大半生交给了这片土地，经历晋绥、陕北的战争，也参与了新中国成立后的西北建设。
在甘肃，他工作的时间很长。新中国成立后，他长期担任兰州军区政治委员，前后达22年；在甘肃省党政岗位上，也曾担任主要负责人约10年。对西北军政系统而言，冼恒汉既是军事干部，也是熟悉地方情况的老干部。
问题集中爆发在特殊历史时期。兰州铁路局的工作牵涉干部审查、派性冲突和运输秩序，冼恒汉后来承认，自己在处理过程中存在支持一方、压制另一方的错误。但他也认为，有些工作是按上级要求执行，并不完全属于自己的职权范围。
事情一旦层层扩大，责任便很难说清。铁路系统部分干部受到冲击，运输工作也受到影响，相关人员对过去是否作过指示，各有说法。有人把责任推回给冼恒汉，有人则不承认当时曾作过交代。复杂的背景，最终被压缩成了一个人的问题。
到1975年，冼恒汉与兰州军区司令员韩先楚之间的矛盾已经公开化。军委曾派调查组了解情况，双方关系也一度成为军区内部无法回避的难题。冼恒汉甚至向叶剑英提出调离请求，但事情没有立即得到解决。
1976年6月，冼恒汉被免去职务，调回北京等待安排。这个结果，他本人并未完全拒绝。多年积累的工作矛盾，加上特殊时期留下的政治问题，已经使他难以继续留在原岗位。值得一提的是，他当时并没有受到正式处分，这与当时处理历史遗留问题“宜粗不宜细”的政策取向有关。
从1977年起，他在北京养病，也等待新的工作安排。五年时间，说长不长，说短也不短。对一名从战争年代走过来的高级将领而言，最难承受的未必是离职，而是不知道问题何时能够落笔。
去兰州之前，他先去看望余秋里。两人同出红六军团，后来又在一二〇师和西北野战军系统共事，彼此熟悉。余秋里当时刚担任总政治部主任，冼恒汉便想弄清楚，这次通知究竟意味着什么。
余秋里告诉他：“放心，事情过去这么多年，不会再搞批斗。”冼恒汉的老领导李先念、王震等人也托人带话，认为多年揪住不放已经过分，有机会会替他说话。这些话让他判断，兰州之行大概只是履行一个程序。
但到了兰州，情况并没有想象中简单。有关方面重新审查他在铁路局问题上的责任，并把特殊历史条件下的工作失误作了较重解释。军区纪委还向他出具过一份《免于起诉书》，同时提出退出现役等处理意见。
这份意见使冼恒汉无法接受。他要求同主要领导当面谈，却没有获准。按照他的看法，自己可以承认错误，也可以接受组织批评，但不能把所有责任都归到个人身上，更不能在多年之后，以近乎追责的方式重新处理。
这次处理发生在萧华即将到政协任职之前，冼恒汉对此颇有意见，认为有人急于在离任前把历史问题作出结论。此后，相关处理并未完全按最初设想推进。1985年，他被改作按军级待遇离休，处理尺度有所调整。
遗憾的是，他头上的历史问题并没有随之得到彻底平反。此后十多年，冼恒汉一直生活在兰州，参加军史资料整理和编写工作。总部领导到西北视察时，也曾前往看望这位老将领。对他而言，那段迟迟没有真正合上的历史档案，始终伴随着晚年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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