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屏幕亮了又灭，灭了又亮。
我坐在沙发上，看着那排数字跳了三百多次。最后一条是五天前发的，薛家没有你这样的媳妇，离婚协议我让人拟好了。
我把手机扣在茶几上，从行李箱夹层摸出一盒退烧药。
药盒上的字已经被磨得快看不清了，那是半年前镇上小卖部买的，六块五。
当时我掏遍了口袋，只有两张皱巴巴的五块和几个硬币。
三岁半的乖宝烧到三十九度八。
我抱着她从村东跑到村西，才借到一辆三轮车。
薛俊茂那辆二十多万的车就停在院子里，钥匙就挂在玄关挂钩上，但我拿不到。
钥匙链上拴着婆婆的护身符，那是她的东西，不是我的。
后来呢？
后来我拿着那几十块钱，在超市里站了很久。货架上的馒头，十块钱一袋。我买了，坐上南下的火车。
车厢里人挤人，我靠着窗，把馒头掰碎了慢慢嚼，眼泪大颗大颗地砸在塑料袋上，发出闷闷的声响。
旁边的大姐递给我一张纸巾，说姑娘，出门在外，没有过不去的坎。
我点点头。她说得对。
大半年了。
我出去了大半年。
现在，我回来了。
01
屋子里还是老样子。茶几上落了一层灰，沙发套还是那年结婚时超市打折买的，洗得发白，边角磨出了线头。
我把女儿的小外套从沙发角落拎起来。
粉色的，胸前绣着一只小兔子。
那年乖宝过两岁生日，我偷偷攒了两个月的钱在镇上裁缝铺做的。
婆婆看见了，说浪费钱，小孩子长得快，捡别人的旧衣裳穿就行了。
那件外套现在小得可怜，领口袖口都磨破了边，上面沾着陈年的奶渍和灰。我把对折，放进塑料袋里，压进行李箱底。
鞋柜上那双小凉鞋还在。
后跟磨得只剩薄薄一层，鞋面脱了线。
那是我带她赶集时买的，十五块钱，我犹豫了很久才掏的钱。
当时婆婆说，丫头片子穿那么好做什么，地里淘淘就长大了。
我没有回房间看那张床。那个家，从那间卧室开始，就没有一寸是属于我的。
水龙头拧开，水流哗哗地冲下来。
我洗了把脸，看着镜子里的人。
大半年没见，瘦了，晒黑了，但眼睛比以前亮了。
以前那双眼总是垂着，看地面，看脚尖，看薛俊茂的脸色，看婆婆的嘴。
现在，它敢看人了。
泡了碗面，坐在餐桌前。
汤喝到一半，我想起一件事。
那年我刚嫁进来，婆婆说家里的规矩是女人不能上主桌吃饭。
我一个人端着碗蹲在灶房，蹲得腿发麻。
薛俊茂进来过一次，看了一眼就出去了。
他这个当丈夫的，始终活得像她妈妈的乖儿子，而不是一个女人的男人。
面吃完了。我把碗洗干净放进柜子里，然后上楼，从主卧床头柜底下的暗格里，抽出一个文件袋。
袋子挺沉。里面装着一叠材料：房屋产权证、沿街商铺的登记材料，还有一张银行流水单。
那间铺子，在薛家阀门厂临街的位置。
当年厂子扩建需要贷款，银行要求提供额外的资产抵押。
为了合规，商铺的产权被登记在了我名下。
薛金娥当时觉得无所谓，反正钱都在她手里攥着，我翻不了天。
但她没想到，法律认的，是名字，不是理。
我把材料收好，重新放进包里。窗外下起了雨，淅淅沥沥的。院子里的老梧桐树叶子落了一地，有一片被风卷起来，贴在了玻璃上。
手机又亮了。屏幕上跳出一行新消息，是公公发来的：倩雪，你回来了？
我没回，也没删。
消息列表翻到底，最前面那条是薛俊茂发的，字里行间都是愤怒和责备。
你疯了吧，孩子都不要了？
我妈说了，你再不回来就别进门了。
我盯着那行字看了很久。
我疯了吗？
也许吧。
一个嫁给三百万年薪男人的女人，每个月只有十块钱零花，够买一袋盐、一把挂面，或者半包尿不湿。
一个在孩子发烧到三十九度八的时候翻遍全家只有七块钱的女人。
一个连想带自己母亲去看病的钱都要看婆婆脸色的女人。
这样的情况持续了整整五年。
换谁，谁都得疯。
我给唐尔岚发了条消息：到了。
她秒回：门锁密码还是那个，冰箱里有吃的，东西都给你备好了。下午有空去物业把卡领了。
唐尔岚是我在省城最好的朋友。也是这大半年来，唯一一个知道我在哪里的人。
02
闪回到结婚第二年。
那时薛俊茂的年收入已经涨到了两百万。
他爹老了，把厂子交给了他，跑了半年业务，接了几单大活。
亲戚都夸他出息，说薛家祖坟冒了青烟。
薛金娥在牌桌上笑得嘴角咧到耳朵根，逢人就说儿子有本事，老薛家熬出头了。
没有人问过我。
那一年我在做什么呢？
我在喂奶，换尿布，洗衣服，做饭。
婆婆不爱抱孩子，说丫头片子爱哭闹，吵得她头疼。
公公偶尔逗一下，被婆婆看见了，会甩一句“女娃娃抱那么亲做什么，又不是带把的”。
乖宝半岁的时候，我得了乳腺炎。
高烧三十九度，胸部肿得碰都不能碰。
半夜实在熬不住，推了推薛俊茂，说送我去医院吧。
他在被窝里翻了个身，含糊地说，小毛病，忍忍就过去了，明天还要早起跑客户呢。
那一个晚上，我抱着孩子在客厅坐到天亮。
疼得冒冷汗，还怕吵醒家里人，咬着毛巾不敢出声。
天亮后，我搭了隔壁婶子的三轮车去了镇医院。
医生把我骂了一顿，说再晚来你这就是化脓了要开刀。
护士给打上点滴的时候，我闭着眼，听见病房里另一个产妇的丈夫在打电话，急得声音都变调了，说带够钱了，两万，不够我再取。
那两万块钱就那么砸在我心上，砸出一个洞来。我没有哭，只是听着那个男人数药费的声音，一个字一个字地数。
那一年，薛俊茂年薪两百万。
我连治个乳腺炎的钱都要自己想办法。
因为这个家所有钱的绝对支配权，都握在薛金娥手里。
儿子的一分钱她都攥得死，从来不肯松。
那十块钱，就是我的固定工资。
发了。每个月一号，婆婆坐在堂屋里，从一叠红票子里抽出一张，像打赏要饭的一样，隔着桌子扔给我。
“拿着，买点零嘴。”
十块钱躺在水泥地上。我不弯腰，它就一直在那躺着。我弯了腰，它就是我一个月的全部。
我弯过很多次。
后来有一回，乖宝半夜发高烧。
我摸完口袋，里里外外只有七块钱，离去医院还差得远。
我抱着孩子去拍婆婆的门，薛金娥隔着门板喊了一句，说大半夜的你喊什么喊，你男人赚的钱都在我手里，你连个孩子都看不好，还好意思要钱。
门没有开。
薛俊茂站在走廊里。
我看着他，他没有看我。
他攥着拳头，嘴唇动了动，最后还是什么也没说。
那一秒我忽然明白，这个家是我的牢笼，他只是牢笼里那道随时可以关上的门。
公公的房间开了条缝。他隔着一条门缝塞给我两百块，压低了嗓音说，快去吧，别声张。
我抱着孩子冲出了门。
镇医院急诊室里，我看着吊瓶里的液体一滴一滴地滴，乖宝的脸烧得通红，嘴唇干裂，小手紧紧攥着我的衣角。
护士说你孩子脱水了，再晚点就危险了。
我坐在塑料椅上，走廊的灯惨白惨白的。那两百块是公公一个字一个字地从饭钱里抠出来的，他知道给孙子花钱，他也不敢给孙子花钱。
从那以后，我的裤兜里永远揣着几块零钱。够买一包退烧药，够买一袋馒头。这个家教会了我一个道理：你手上没钱，你连命都保不住。
03
乖宝三岁生日那天，薛金娥做了一大桌子菜。
她的规矩是正月里里外外都要体面，所以那天特意叫了几桌亲戚来做客。
客厅里坐得满满当当，瓜子壳和糖纸铺了一地。
乖宝穿着我给她做的粉色小裙子，头上扎了两个揪揪，跟小蝴蝶似的在沙发边转来转去。
薛金娥看了一眼，嘴角往下撇了撇，大声对隔壁王婶说：“丫头片子，穿那么好给谁看？再过两年就得干活了，这衣服穿不了几回，糟蹋钱。”
满屋子的人都笑了。我也笑了。我得笑，不然下不来台。
乖宝不知道大家在笑什么，她仰着脑袋看看奶奶，又看看我，怯生生地拽着我的裤腿，小声问：“妈妈，奶奶是不是在说我呀？”
我的心口像被人猛踹了一脚，弯下腰把她抱起来。她的头发细软软的，蹭在我的脖颈上，带着奶香和洗发水的味道。
我听见自己说：“乖宝今天过生日，是姐姐，是最漂亮的小寿星。”她的眼睛一下子就亮了，搂着我的脖子，小声说：“妈妈最好。”
薛金娥在那头招呼大家吃饭。
一桌人推杯换盏，热热闹闹。
我坐在角落里给乖宝夹了一块鸡腿，婆婆的眼刀子就飞了过来。
那意思是，孙女，也配吃鸡腿？
然后她伸筷子把那块鸡腿从乖宝碗里夹了出去，放到桌上，说，小孩子吃太油腻不好。
乖宝扁了扁嘴，没哭，把脸埋进我的胸口。
那天晚上，我把乖宝哄睡了，坐在床边跟薛俊茂说话。我说咱们分家吧，你们厂子一年赚那么多，我们自己攒点钱，以后给乖宝念书用。
薛俊茂脱外套的动作顿了一下，视线挪开，落在墙上那幅结婚照上。照片里的我穿着白纱裙，笑得挺好看的，那是我一辈子最体面的时候。
“钱都在妈那，”他想了一会儿就冒出来这么一句，“我有什么办法。”
我说你没办法，那我也没办法了。
他把外套往椅子上一搭，声音有点闷：“倩雪，我妈年纪大了，你就不能让让她吗？她那么多年风里来雨里去，不都是为了咱们这个家。”
我看着他的背影，只觉得一阵寒凉。他口中的“咱们家”，从来不包括我跟乖宝。
那晚我没睡。
半夜起来上厕所路过婆婆的房门，听到里面传来打麻将摸牌的声音。
薛金娥的声音跟着哗啦啦的洗牌声一起飘出来：“她还想分家？让她分！她手里有一分钱算我输，我让她自己摸摸，她口袋里摸摸有啥！”
几个牌友吃吃地笑。有人轻声问：“金娥，这样对儿媳，不好吧？”
“有什么不好？吃我的喝我的住我的，还想上天？再说了，她生的是个丫头片子，我没让她接着生孙子就不错了。”
我站在走廊里，脚底冰凉。水泥地的凉气从脚底板一直蹿到天灵盖。
我没有推门进去。我只是转身回了房间，关上门，躺在那张不属于我的床上。月光照在窗户上，照得整个屋子一片惨白。
那晚之后，我开始做一件事。
我每天早起半小时，把家里角角落落都收拾一遍。
公公说倩雪你歇歇吧，我笑着说，爸，我不累。
我确实不累。
我在心里对自己说，周倩雪，你得让自己像这个家的一份子一样待着。
你得让他们相信，你在这里活得很安稳，很认命。
然后等着走的那一天。
04
真正让我下决心的，是我妈。
那是我婚后第四年冬月初三。
邻居打来电话说我妈又在门口摔倒了，我给家里请了半天假，说她风湿犯了，我要去镇上卫生院看看她。
婆婆坐在沙发上看电视，头都没抬，说：“你妈那是老毛病了，去卫生院有什么用？净耽误工夫，家里晚上饭谁做？”
我说我回来做。
出了门，我从裤兜里掏出攒了小半年的零钱，一共攒了九十七块。
那是从十块钱里抠出来的，够了。
我买了车票，到了卫生院，看见我妈躺在病床上，膝盖肿得老高，像发面馒头似的。
医生说，关节炎很严重了，再不系统治疗，可能就要拄拐了。
系统治疗要两千块。
那两天我都不敢细想两千块这三个字，我妈一个人把我拉扯大，供我念书，吃什么苦都咬牙受着，现在病了，我连两千块的医药费都拿不出来。
我坐在病房外面的长椅上，攥着那九十七块钱，攥得手心全都是汗。
走廊里消毒水的味道呛人。
忽然觉得天头地尾都是白的，连个缝儿都没有，要想活路，只能自己撕一道口子出来。
那晚我回到家，饭桌上我鼓起勇气跟薛俊茂说了。我说：“俊茂，我妈的病得去省城看看，挂个专家号加检查，怎么也得两三千。”
薛俊茂正在喝汤，勺子顿了一下。他说：“你跟我妈说了没有？”
我说你妈不管。
他说：“那你先跟她说说呗，钱的事我做不了主。”然后他又埋头喝汤了。
那碗汤的油花在他嘴边浮着，我看着那个嘴角，忽然很想笑。
这个男人，年薪两百万，连自己妻子的母亲看病的钱都要去跟自己的妈请示。
他没有抬头，他说“钱的事我做不了主”的时候，没有看我一眼。我知道，我这个嫁进薛家的媳妇，在他们眼里，从来就不算这个家的人。
第二天，我直接去找了婆婆。薛金娥坐在躺椅上，手里拿着遥控器，正在看戏曲频道。我站在她面前，说了我妈的情况。
她没回头。
她说：“你妈那是你娘家的事。你嫁到薛家来了，就是薛家的人了，东一头西一头地扒拉娘家算什么？你那妹妹，将来别回来了，嫁出去的女儿泼出去的水。你要真想你妈，逢年过节回去看一眼就行了，别老惦记着拿钱贴补她。”
我又站了一会儿。
她没回头，也不打算回头。
我走出那扇门，走到院子里。
十一月末的风吹在我脸上，像刀子刮一样。
我拿出手机，拨了唐尔岚的电话，然后蹲在墙根底下，哭了整整二十分钟。
唐尔岚在电话那头叹了口气，说：“倩雪，你听我说，这个家待不下去了，你得出来。我把地址发你，我在这边给你找地方住，你先出来喘口气再说。”
当晚我回到屋子里，翻出那本压在席子底下的存折，里面是一块钱——薛家的钱，分一百份也没有一份是我的。
我从床底下拖出一个旧行李箱，把乖宝的两件换洗衣服叠好放进去，又把那件粉色小外套的扣子缝牢了一些。
我告诉自己：周倩雪，你要走，可以，但你不能什么都不带。你要把你自己带走。你更要记得，你是怎么走到今天这一步的。
05
真正让我抬脚迈出那一步的，是一张告示。
镇子边上那片旧厂区要拆迁了。
有人来村里登记，说沿线商铺都要清点。
村里人在巷口围着讨论，说拆迁款一平方好几千。
有人问薛家那间铺子怎么办，那可是临街的门面房，角角落落都是钱。
我在巷口站了一会儿。一个抱着保温杯的干部模样的人看见我，问：“你是这商铺的产权人吗？来这边登记一下材料。”
我愣住了。
他说：“这间铺子在你名下吧？你叫周倩雪，对不？”他翻着一本厚册子，指着其中一行，“薛家阀门厂当年办贷款的时候，抵押了这间铺子，产权登记人是你。”
我脑子嗡了一下，像有一盆冷水兜头浇下来。那个名字，那个写在我身份证上的名字，在那一栏白纸黑字，清清楚楚。
我问了一句：“那拆迁款……按谁的名字算？”
他上下看了我一眼，说：“产权是谁的就按谁的算。到时候你拿着产权材料来办手续就行了，别人来了没用。”
我不知道我怎么回的家。
只记得那天晚上，屋子里特别安静。
婆婆去了牌友家，公公睡了，薛俊茂在厂里加班。
乖宝趴在我腿上睡着了，我低头看着她的小脸，呼吸轻轻浅浅的，睫毛长长的，像两把小刷子。
然后我翻开床头柜底下的那个暗格。
那叠材料就躺在里面。
纸张边角有些泛黄，但没有折痕，没有水渍，保存得很好。
那是当年贷款的时候，财务大姐替办的手续，我签过字的。
后来她调走了，材料就留在了我这。
我坐在床沿上，把那叠材料翻开又合上，合上又翻开。窗外下起了雪，一片一片的，在路灯的光里打着旋儿飘下来。
铺子。产权。拆迁款。
我心里涨起一股前所未有的、实实在在的底气。
那几天，薛金娥格外高兴。
她听村里人说了拆迁的消息，已经开始盘算那间铺子能赔多少钱了。
她盘算着给薛俊茂换辆好车。
还盘算着翻修老家的祖屋，把门楼做得气派些。
她从头到尾没有想过，那间铺子的产权证上，写的是她儿媳的名字，不是她的名字。
有一天我听见她在饭桌上跟薛俊茂说：“等拆迁款下来了，让倩雪写个放弃产权承诺书，免得以后扯皮。”薛俊茂埋头扒饭，含含糊糊地说：“嗯，到时候再说吧。”
我夹了一筷子青菜，没接话。但我的筷子在嘴唇边停了一下，心里清清楚楚地咔嚓响了一声，像什么东西碎了一样。
那天晚上，我坐在桌边铺开一张信纸。
我不会写太漂亮的话，但我一个字一个字地写清楚了，我为什么走，我要去哪，这家我待够了。
写完了读了一遍，撕了。
重新写，又撕了。
反反复复写了三遍，最后只在纸中间留了一行字：我出差了，勿念。
第二天一早，我趁家里还没人醒，翻出我攒了大半年的底子。
一叠零钱，一块的、五块的，凑起来九十八块。
我又从柜子里翻出两张，刚好凑了一百。
然后我去了镇上超市。
货架最底下的馒头，十块钱一袋。
我买了三袋。
三十块钱，我捏着那十块钱的纸钞，在货架前站了五分钟，记得清清楚楚。
最后我把它拍在收银台上，说：买袋馒头。
馒头装进背包里，我又走了十里路，在镇口搭上了去县城的班车。
从县城转火车，三十个小时的硬座，我一口水没喝，一口馒头都没沾，全部留给了后面的路。
车窗外，雪越下越大了。
大地白茫茫一片，像把来时的路都盖住了。
我把额头贴在车窗上，玻璃冰得人打颤。
我想起乖宝的小脸，想起我妈床头柜上那半瓶药，想起那个家没有一寸土是我自己的。
我没有哭。
我告诉自己：周倩雪，出来，就别回头了。
06
省城比我想象的大。
高楼一栋挨着一栋，到了傍晚灯火通明，像天上掉下来的银河。
我站在火车站广场上，举着手机找唐尔岚的地址，风呼呼地灌进领口里，冻得人哆嗦。
唐尔岚在出租屋里等我。
她看见我，第一句话是：“瘦了。”第二句话是：“东西都给你备好了，先吃饭。”她把一盒热腾腾的盒饭推到我面前，我没吭声，坐下来就开始吃。
那顿饭吃得我把眼泪憋回去了大半。最后一口饭咽下去的时候，唐尔岚问我：“想好了？”
我说：“想好了。”
她说：“行，那明天开始找工作。我认识一个人，叫傅明，在建材市场那边开了家公司，缺人，你去试试。你肯定能行。”
第二天我去了。傅明的公司不大，租了一间铺面，堆着各种五金管材。傅明是个四十多岁的男人，眼窝很深，说话直来直去：“你会什么？”
我说：“我不会什么。但我能吃苦。”
他上下打量了我一眼：“做过什么工作没有？”
“做过家务。做过饭。做过被人使唤了五年的免费保姆。”
他笑了一声，说：“行，那你从跑市场开始吧。底薪两千，提成另算。能干就干，不能干就走。”
我干了。
第一天，我拿着一沓产品资料，跑遍了建材市场周边所有在施工的工地。
门卫不让我进，我就在门口蹲着，等工头出来递烟敬水。
天冷，我的手指头冻得通红，鼻尖挂着清鼻涕，嘴里一遍遍地背那些产品参数。
第一周，我一个单子都没签。
第二周，我谈成了第一单。
八千多块钱的管材，工头看我实诚，说“行吧，先试试”。
我高兴得差点在原地蹦起来。
那感觉比什么都痛快，比磨三天嘴皮子换来婆婆一个眼神更痛快。
第一个月末，傅明把我叫到办公室。
他把一沓文件丢在桌面上，说：“你上个月做了八万块钱的销售额，新人里排第一。”他看了我一眼，“干得不错。”
第二个月，我跑得更疯了。
白天跑工地，晚上回到出租屋背产品手册。
那些弯头、三通、管件的型号规格，我背得比乖宝的三字经还熟。
第二个月结束，我的销售额是三十五万。
傅明在公司例会上点名表扬了我。散会后，他把我留下，说：“倩雪，我看出来了，你这是在拼命。你告诉我，你图什么？”
我说：“傅总，我图挣够钱以后，接我妈来省城看病，然后让我女儿上省城的学校。”
他没有再问。从此以后他也没有再多问过一句。
我在省城住下后，唐尔岚帮我办了一张新电话卡。
原来的那张卡关机前，我最后的动作是给薛俊茂发了条消息，说“我去出差了，勿念”。
然后我关了手机，把它塞进背包最底层。
这大半年里，我没再开过那部手机。
但我知道该来的总会来。
第三个月的时候，有一次我路过一个手机卖场，橱窗里的电视正在播本地新闻，我鬼使神差地停下来看了一眼。
新闻里说某地一家工厂因为资金链断裂被法院查封，配的画面里，我看到了一根熟悉的烟囱。
是薛家的阀门厂。
我站在橱窗前，玻璃上映出我的脸。
那张脸跟我隔了五年的自己，隔了一千多里地的风尘，跟橱窗里那些闪耀的手机一样，既明亮又陌生。
有人在背后喊了我一声，我没回头，走了。
那晚回到出租屋，我从包里掏出那部旧手机。
屏幕裂了一道缝。
我没有开机，只是把它放在枕头底下，又过了几天，才在一个夜深人静的晚上，按下了开机键。
屏幕亮起来的那一瞬间，震得手指发麻。
消息像洪水一样涌进来。
薛俊茂的、公公的、婆婆的，还有邻居婶子的。
从最初的乱骂，到后面的质问，再从质问变成了慌张和哀求。
我一条一条地看，一条一条地听完。
最后一条是五天前的，薛俊茂发来的：妈说，你再不回来，离婚协议就寄到你老家去了。
我笑了一下，把手机放回枕头底下，继续睡。
07
又过了两个月，我升了销售主管，底薪翻了一倍，提成也上去了。
我自己贴钱在建材市场旁边租了一间小门面，白天照样跑工地，晚上回来打扫铺子，墙上钉了几排置物架，把样品一件件摆上去。
地方不大，二十来个平方，但我觉得它亮堂堂的。
我给我妈打了电话，说接她过来看病。她在电话那头声音颤，说你哪来那么多钱。我说我自己挣的，你女儿现在能挣钱了。
她去省城医院住院那天，我请了半天假陪她办完手续。
风湿科的老专家看完了片子，说来得及时，再拖下去关节就变形了。
我妈躺在病床上，拉着我的手直抹眼泪。
我公司的人都不知道这些事。我也没跟唐尔岚细说，她只知道我家里有点难处，别的她没问。这是她最好的地方，她不问。
那天下午我回到出租屋，洗了个澡，把旧手机翻出来。犹豫了一下，我按下了开机键。我知道这一次，躲也没有用了。
屏幕亮了。
消息提示音连成一片，像下了一场雹子。
我一条一条地看，从薛俊茂劈头盖脸的责骂，到他终于软下来的哀求，再到最后近乎失控的咆哮。
他发了很多条语音，每一条都是从焦虑到崩溃的过程。
当天傍晚，我抱着资料回到铺子里。
刚坐下，一个高大消瘦的男人蹲在我店门外的台阶上。
他穿着件旧夹克，胡子拉碴，眼窝深陷，看起来像老了十岁。
我停住脚步，隔着几米远看着他，他的头慢慢抬起来，是薛俊茂。
他张了张嘴，最后挤出一句：“倩雪……妈的腿摔断了，住了院。厂子被法院封了，没钱解封。你要是不回来，这个家就完了。”
我说：“完了就完了。”
我绕开他，开了店门，把他关在外面。
他在门外站了一会儿，又蹲了一会儿，然后离开。
其实我知道，他不是真的想求我回那个家，他只是到了走投无路的时候，习惯性地想到了那个从前他一伸手就能够到的女人。
他也没有求她别离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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