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5年秋天，北京三〇五医院的病房里，周恩来总理已经很难再从床上坐起来。在10月20日这一天，他接受了第五次规模较大的手术。
在这之后，癌细胞持续不断地进行扩散，疼痛的情况变得越来越频繁起来。
保健医生张佐良在后来的回忆讲述道，止痛针最开始的时候还能够维持四五个小时的时间，到了后来仅仅只能够维持两三个小时的时长。等到药效一旦过去，剧烈的疼痛就会重新再次袭来。
那种疼痛是癌细胞对骨骼进行啃噬所产生的痛，是一般人根本没有办法去想象到的折磨。
有一次，周恩来总理实在是没有办法忍受疼痛了，就把张佐良医生叫到自己的身边，低声询问：“我感觉到非常疼痛，可不可以发出哼哼的声音，能不能叫唤几声呢？”医生在听到这样的话之后眼泪都流下来了，只能够告知他，想怎样就怎样，不必再克制。
可是在护士的记忆当中，周恩来总理依旧还是很少发出呻吟的声音。
偶尔会从睡梦中被疼痛给惊醒过来，他首先问的是：“我喊了没有？”一个被癌症折磨到必须得依靠止痛针来进行支撑的人，为什么连发出哼一声这样的声音，都要先得到医生的同意许可呢？
这所有的一切，还得从三年前开始说起。1972年5月，医生在对周恩来总理的尿液检查中发现存在异常状况，随后基本上确定为患上了膀胱癌。
当噩耗传过来时，总理的肩膀上正压着非常沉重的担子，无数繁杂琐碎的国事等着他去处理。
最开始的时候他并没有停止手里的工作，一次又一次地叮嘱医护人员暂时先不要对外界进行声张。后来出现了血尿的症状，身体已经发出了危险的警报信号，他依旧还是每天超负荷状态。
在1973年的时候，医生通过膀胱镜对病灶进行处理，在手术之后本来应该继续进行休息，但是周恩来总理在临时的治疗地点居住了还不到两周就重新返回到工作的岗位上。
积压下来的文件不但没有减少，反而是变得更多了。西花厅深夜亮起的灯光，依旧还是常常亮到破晓时分。
他的日常作息情况也几乎没有发生改变，经常到凌晨两三点的时候才带着一摞文件回到卧室里面。上床之后，还要在床上把木板架起来，接着继续阅读文件、作出批示。
疾病并没有变成将他和工作分隔开来的界线。恰恰相反，身体越是衰弱下去，他就越是着急地想要把能够处理的事情处理完毕。他在心里非常清楚明白，每一分每一秒的时间都是无比珍贵的。
一直到1974年6月1日，病情已经不允许再拖延下去了，周恩来总理住进了三〇五医院。
从这一天开始一直到他逝世，再也没有真正意义上离开过医院。中央已经安排邓小平同志代替他主持国务院的日常工作，但是周恩来总理并没有因此完全休息。
卫士高振普在后来的时候进行过统计工作：在最后587天中，周恩来总理进行谈话大约有220人次，公开和外宾进行会见有65次，参加开会有32次。病房渐渐地变成了另外一间办公室。
大大小小总共十三次手术，平均下来每四十天就要经受一次开刀这样的痛苦。
可是手术之后留下的伤口还没有完全愈合好，文件就又被送到了病床的前面。周恩来总理所需要面对的，不只是身体里面疯狂扩散的癌细胞，还有动荡不安年代里大量还没有安排妥当的工作。
每一次剧烈的疼痛袭来的时候，他都紧紧地咬着牙关默默地扛过去，等到痛感稍微有所褪去的时候就又拿起笔去处理公务。
正因为是这样的情况，他对于自己所提出的要求差不多达到了非常严格的程度。
“可不可以发出哼哼的声音”，听起来好像是在向医生进行询问，实际上是一种经过长时间逐渐形成的对自我的约束。就算疼痛已经超出了能够承受的限度，他仍然把自己发出的声音当作有可能给其他人增添的一种负担。
他担心发出一声痛苦的呻吟这种情况，会搅乱大家的心情，从而耽搁了手头非常重要的工作。
在1974年的下半年，周恩来总理的病情出现反复的状况，手术一个接着一个地开展。
在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召开之前，他在医院里面一次又一次地和叶剑英元帅、邓小平同志、李先念同志等进行交谈。
每一次谈话有的时候会持续长达四五个小时的时间，消耗着他原本就不多的体力。
就算刚刚做完手术没有多久，伤口还在隐隐作痛，只要是和国家未来的发展相关的事情，他就会提起十二分的精神，一个字一个字、一句话一句话地仔细进行思考。
在1974年的12月，身患重病的周恩来总理离开医院，乘坐飞机前往长沙向毛泽东主席汇报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筹备工作情况。
在1975年的1月，周恩来总理参加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并且作了《政府工作报告》。那个时候，他已经明显地变瘦了，走路和站立都需要花费很大的力气。可是这份报告和国家建设的方向是有关系的，他还是坚持依靠自己去完成。
有一回，周恩来总理躺在手术台上等待着做手术，突然把肿瘤科的李冰医生喊到自己的身边。
他询问的不是自己的病症，而是云南个旧矿工所患的矽肺病和肺癌的问题，要求她一定得去开展研究并且解决这些问题。李冰同志在事情过后回忆说，他的声音我这一生都绝对不会忘记。
李先念同志也曾经感慨地说：“他对别人的病情关注得很多，关注得很细致。”自己已经病得非常严重了，心里想的却是别人的病症、远在千里之外矿工们的健康状况。
在1975年的9月7日，周恩来总理进行了人生当中最后一次和外宾的会面活动。
身患重病的总理，右拳紧紧地撑住沙发的扶手部位，左臂抵在沙发的边缘位置，苍白的额头不断地冒出冷汗。身边的医护人员含着眼泪劝他，他却摇了摇头。他要用最后的力气，支撑起一个中国外交官、一个大国应有的体面形象。
在1976年的1月8日，周恩来总理结束了他光辉并且伟大的一生。
他疼到了极点的时候，第一反应不是发泄情绪，而是害怕打扰到别人；他躺在手术台上的时候，心里想的是远在千里之外矿工们的肺部健康；他生命的最后时刻，反复交代的内容是：把遗体交给医学解剖进行研究，把骨灰撒到祖国的江河大地之上。
有一些人做了官之后，恨不得让全世界都围绕着自己转动；可是周恩来总理担任了26年的总理职务，从开始到结束，都把自己的位置放得非常低。
低到了连发出一声哼哼的声音，都要先问一句：可不可以这样做呢？
西花厅的海棠花，每年到了春日的时候都会按照约定的时间开放。那位故人已经离世几十年了，但是只要一提到“人民总理”这四个字，每一个中国人的眼眶还是会泛起温热的感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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