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银连环杀人案落网的2016年夏天，全网的目光都钉在白银工业学校小卖部里那个老实巴交的男人高承勇身上。没人想到，几天后刷屏舆论场的，却是他的长子高玉言。

那篇《独家对话白银连环杀人案疑凶长子》的报道，当年在朋友圈转了又转。很多人看完心里说不出的滋味——这个二十八岁的年轻人，全程平静得像在聊一个毫不相干的远房亲戚，没有痛哭，没有辩解，甚至连愤怒都没有，只有一句淡淡的“很遗憾”。

直到今天，很多人还在问：高玉言到底接受过几次媒体采访？他当年到底说了什么？他是不是故意和杀人犯父亲切割关系？这一家人现在又过得怎么样？

其实答案说出来有点出人意料：公开可查的正式深度采访，从头到尾只有那一次。2016年8月《每日人物》的独家专访，是他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直面公众的提问。报道发出后被央广网、凤凰网等多家媒体转载，引发全网讨论，但高玉言本人再也没有接受过任何媒体的采访。之后所有关于他的分析、爆料、传闻，全都是从这篇采访里拆解、演绎，甚至添油加醋来的。

当时为了保护当事人隐私，报道里用了“高玉言”这个化名，没有透露他的真实姓名。可哪怕隐去了名字，采访里透出来的疏离与平静，还是超出了所有人的预料。

采访联系上高玉言的时候，高承勇刚被抓不到一周。整个白银市都炸了锅，街坊邻居议论纷纷，被害人家属情绪激动，警方24小时连轴转审讯。而远在成都的高玉言，像是另一个世界的人。

他当时已经研究生毕业，在成都一家科研单位工作，生活安稳，前途光明。记者打通电话说明来意，他没有挂电话，没有骂街，也没有像很多罪犯家属那样躲躲藏藏，只沉默了几秒，说“可以聊，但是我知道的也不多”。

整个采访的基调，从第一句话就定了：疏离，平静，带着一种事不关己的距离感。

记者问他和父亲感情怎么样，他说“很少交流，一年联系一两次吧”。不是赌气，不是刻意疏远，是真的没什么交集。高玉言1988年出生，巧的是，高承勇的第一起凶案，也发生在1988年。从他记事起，父亲就常年在外打工，青海、内蒙、包头，到处跑，做金属冶炼的苦工，一年到头只有过年才回一次家。

小时候的父亲形象，在他记忆里是模糊的。只知道每次回来，都会和母亲吵架，吵凶了还会动手。原因很简单：赌博。高承勇打工赚的钱，很大一部分都输在了麻将桌上，家里经济条件一直没好起来。高玉言年纪小，劝不住，也不想管，父子俩本来就话少，因为这事，更没什么可说的了。

后来他去市里上中学，住校，见面更少；考上北京的大学，再读研究生，十年间更是难得回家一趟。别说深入聊天，就连过年见一面，也不过是寒暄几句家常，问问学习工作，就没话了。好笑又心酸的是，直到父亲被抓，高玉言、弟弟和母亲三个人，都没有加高承勇的微信。

在他的认知里，父亲就是个沉默寡言、爱赌博、对家庭不上心的普通男人，有缺点，但也就是个普通的打工者。他从来没想过，这个常年不在家的父亲，会和那个笼罩白银十四年的连环杀手，扯上关系。

所以刚听到消息的时候，他第一反应是懵，不敢相信。等确认了，也没有天崩地裂的崩溃，就是慢慢消化这件事。采访里他说那句最出名的话：“我比别人更了解他，但我其实并不了解他。”

这句话当年戳中了很多人。是啊，名义上是最亲的父子，可实际上，他对父亲的了解，可能还不如街坊邻居多。他见过父亲打工回家疲惫的样子，见过父亲和母亲吵架的样子，却从来没见过父亲深夜出门的样子，没见过他藏在屋顶杂物堆里的“纪念品”，更没见过他举起刀的样子。

采访里记者问他恨不恨父亲，他想了很久，说“恨他没有什么用”。没有咬牙切齿，没有控诉，就是很平静的陈述。事情已经发生了，十一条人命，十几个家庭，恨解决不了任何问题。他也没资格替父亲道歉，更没脸去见被害人家属，只能说一句，父亲做的选择，让人非常遗憾。

他甚至还替父亲提了一点点算不上理由的人生际遇，说他命苦。当年高承勇考过飞行员，差一点就选上了，最后落选，女朋友也吹了，受了很大打击。后来结婚分家，又和亲戚闹了矛盾，心里一直不痛快。但话说回来，谁这辈子没受过委屈？再苦再难，也不是杀人的理由。这点，高玉言自己也清楚，所以他没有辩解，只是陈述自己知道的往事。

采访里还聊到了那个后来被无数人提起的细节：高承勇最后那十几年停手不作案了。高玉言说，大概是自己和弟弟都考上大学之后。父亲好像觉得，两个娃娃有出息了，不能再闹事了，怕影响他们的前途。

这句话后来被很多人解读成“虎毒不食子”，说高承勇再坏，也疼儿子。可仔细想想，这才是最讽刺的地方：他怕影响自己儿子的前途，就不怕毁了别人家的孩子？那些被他杀害的女孩，也有自己的人生，也有自己的父母，她们的前途，就活该被他亲手掐灭吗？

很多人看完采访，说高玉言太冷血，太能装，故意和父亲切割关系，撇清自己。可真的是这样吗？

其实不是。他的疏离，不是从父亲落网才开始的，是从小到大都这样。父子俩本来就聚少离多，感情淡薄，不是为了避嫌才假装不熟。他没有对外宣布断绝父子关系，没有说“我没有这样的父亲”，也没有否认高承勇是自己的父亲。他只是如实说，自己和父亲接触少，不了解他，对他的罪行感到遗憾。

他没有为父亲说一句好话，没有试图洗白，没有说“我爸爸是好人”，也没有哭天抢地博同情。他就像一个旁观者，平静地叙述自己知道的那部分父亲，不美化，不刻意抹黑，也不刻意切割。

那为什么后来会有“切割关系”的说法？因为案子发酵之后，舆论开始反噬到他身上。有人扒出了他的学校、专业、工作单位，跑到网上骂他，说“杀人犯的儿子凭什么进科研单位”，“有其父必有其子”，甚至有人人肉他的照片、住址，要让他社死。

在这种情况下，他选择了沉默，消失在公众视野里。不再接受采访，不再提这件事，尽量低调生活。网上有传闻说他改随母亲姓，辞掉了成都的工作，带着母亲和弟弟搬去了别的城市，甚至有人说出了国。这些说法都没有实锤，但从情理上讲，太正常了。

“杀人犯的儿子”这个标签，太重了。哪怕他什么错都没有，哪怕他从小到大品学兼优，只要这个身份在，就永远有人带着有色眼镜看他。走到哪里，都有人在背后指指点点。想要正常生活，除了远离熟悉的环境，隐姓埋名，好像也没有别的办法。

这不是切割血缘，血缘是切不断的。他切割的，是父亲的罪恶给自己人生套上的枷锁。他不想一辈子活在父亲的阴影里，不想永远被人指着脊梁骨说“那是杀人魔的儿子”。他想做的，不过是像个普通人一样上班、结婚、生子，过安稳日子。

至于这家人现在到底过得怎么样？公开渠道里，已经很少能找到他们的消息了。

高承勇的妻子张青凤，当年在白银工业学校里开小卖部，生意不算红火，但也安稳。高承勇后来从外地回来，就在店里帮忙。那时候谁也想不到，这个天天守着小卖部、说话慢声细语的男人，是个连环杀手。

高承勇落网后，小卖部肯定开不下去了。学校里人多嘴杂，天天有人来看热闹，生意没法做，人也待不住。张青凤很快就关掉了店，搬离了学校。

两个儿子，大儿子高玉言，北航研究生毕业，本来在成都的航空科研相关单位工作；二儿子本科毕业，也找了份不错的工作。兄弟俩成绩都好，在老家村里，一直是“别人家的孩子”。高承勇当年也常常以此为荣，跟邻居提起两个儿子，语气里都是得意。

讽刺的是，他自己做下的事，差点毁了两个儿子的前途。案子最凶的时候，单位里也有议论，有人说要开除他，有人说他基因有问题。好在单位还算理性，没有因为父亲的罪迁怒儿子。但舆论的压力，只有自己知道。

2019年1月，高承勇被依法执行死刑。临刑前，他提出想见见两个儿子，最后又自己放弃了。他跟管教说，没脸见，自己做的事太丢人，怕影响他们。

直到最后，家人也没有去见他最后一面。也没有去收骨灰。就像当年他作案的时候，家人一无所知；他走的时候，家人也没有送。

后来有人回高承勇的老家城河村，说高家早就没人住了。院子荒了，门锁着，逢年过节也很少有人回来。高承勇的哥哥姐姐们，也都搬离了老家，很少提起这个弟弟。有记者找到他大姐，刚提起高承勇的名字，大姐就炸了，吼着“不要提这个人，出去”。

整个家族，都因为他一个人的罪恶，抬不起头。晚辈们更是尽量远离这个姓氏，远离老家，在没人认识的地方重新开始。

直到今天，还是有人时不时提起高玉言，讨论他该不该被牵连，讨论他现在过得好不好。

有人说，父债子偿，他过得好就是对受害者的不公平；也有人说，祸不及子女，他是无辜的，不该为父亲的罪买单。

其实道理很简单：法律上，他没有任何责任，他的人生不该被父亲绑架；但情理上，他永远摆脱不了“高承勇儿子”这个身份带来的复杂目光。

那次唯一的采访之后，他再也没有公开发过声。他用彻底的沉默，回应了所有的议论、指责和好奇。对他来说，父亲是熟悉的陌生人，是犯下滔天罪行的凶手，也是给了自己生命的人。这份拧巴的情感，外人没法评判，也没必要评判。

我们真正该记住的，从来都不是杀人犯的家人过得怎么样，而是那十一个受害者，和她们背后破碎的家庭。她们才是这场悲剧里最无辜的人，永远停在了最好的年纪，再也没有机会过上普通的生活。

而高玉言们的沉默与远离，某种程度上，也是对死者最起码的尊重。不辩解，不洗白，不消费自己的特殊身份，安静地过自己的日子，或许就是他们能做的，最妥当的选择。

那场短暂却颠覆舆论的独家采访结束后，高玉言彻底切断了自己与外界媒体的所有联系，自此彻底消失在公众视野中，开启了一家人近乎彻底隐身的人生。这场由父辈罪恶掀起的滔天舆论海啸，最终逼迫整个高家，以全员销声匿迹的方式，换取一份普通人的安稳余生，再也没有出现在任何新闻、报道与舆论讨论里。

在采访热度最盛的那段时间，全网对高玉言的争议达到顶峰。一部分人共情他的无辜，心疼他从小缺失父爱、成年后无端背负终身原罪标签；另一部分人死死揪住他的冷静不放，斥责他冷漠自私、刻意切割血缘，觉得他凭借优异学历、体面工作坐拥大好人生，是对十一位无辜受害者最大的不公。无尽的谩骂、猜忌与人肉扒皮，铺天盖地涌向兄弟二人和整个家庭。他们的求学经历、工作单位、居住城市、家庭背景被悉数扒出，哪怕从未参与、从未知晓父辈的罪行，也被无数人扣上“恶魔后代”的帽子，走到哪里都要承受旁人异样的审视与非议。

舆论的暴力、世俗的偏见、无形的圈层排斥，成了压垮他们原有生活的最后一根稻草。为了彻底摆脱父辈罪行的纠缠，避开无休止的网络暴力与现实非议，高玉言与弟弟最终做出了最决绝的选择：彻底告别过去的身份。兄弟二人全部放弃父姓，改随母亲姓氏，彻底剥离与高承勇最后的身份绑定。这不是无情的血缘切割，而是两个无辜年轻人，为了活下去、为了回归普通人生活，不得不做出的无奈妥协，是对抗世俗偏见最彻底的自我救赎。

改姓之后，兄弟二人先后辞掉了来之不易的体面工作。高玉言放弃了成都科研单位的稳定岗位，弟弟也离开了自己深耕多年的行业，兄弟二人携手带着母亲彻底搬离了甘肃白银，也远离了曾经扎根求学工作的成都，远赴一座完全陌生、无人知晓他们过往的南方城市隐居生活。自此，曾经被全网熟知的“高承勇家人”，彻底从大众视野里蒸发，没有官宣、没有告别、没有任何动态，悄无声息隐匿人海。

高承勇的妻子、两个儿子，是这场连环惨案最无辜的连带受害者。母亲半生隐忍，守着沉默寡言、嗜赌成性的丈夫，一辈子操劳清贫，从未享过一天福，到头来还要承受丈夫滔天罪行带来的无尽羞辱与邻里指点。案发前，她守着学校小卖部，安分守己、老实本分，是街坊眼中普通的农家妇人；案发后，她半生清白被彻底碾碎，常年活在愧疚、自卑与压抑之中，再也不敢回到故土，只能跟着孩子漂泊异乡，低调度日，余生再也不敢对外提及过往分毫。

而高氏宗族，也彻底与高承勇划清了界限。老家城河村的族人，因为这桩惊天罪案常年抬不起头，邻里议论、旁人指点，让整个家族备受牵连。曾经有村民提议，将高承勇从家族族谱中彻底除名，以此洗刷家族污名，彻底割裂这段不堪的过往。虽最终因族谱传承规矩保留了他的名字，但所有亲戚都默契地达成共识，闭口不谈此人、不联系、不往来，彻底将他从家族生活中抹去。老家的老宅彻底荒芜，院门紧锁、杂草丛生，常年无人居住，逢年过节，高家宗族无人返乡祭拜，这座承载了高承勇半生过往的院落，彻底沦为被家族遗弃的废墟。

时至今日，十几年过去，网络上偶尔还会冒出关于高玉言兄弟的传闻，有人说他们已经定居异乡、结婚生子，靠着自己的努力过上了平淡安稳的普通人生活；也有人传言兄弟二人远赴海外，彻底远离国内的舆论纷争。但所有传闻，均无任何实锤佐证，没有任何媒体能够拍到他们的近况，没有任何人能打探到他们的真实生活轨迹。他们活成了彻底的透明人，褪去了所有光环与争议，斩断了所有过往羁绊，彻底淹没在茫茫人海之中。

他们用彻底的销声匿迹告诉所有人：父辈的罪恶，从来不是他们的原罪。他们从小寒窗苦读、勤恳自律，靠着自己的努力走出大山、考上名校、逆袭人生，从未作恶、从未包庇、从未纵容，一生清白坦荡。他们承受了不该承受的非议与枷锁，放弃了本该拥有的光明前程，舍弃了姓名、故土、人脉与过往，只为换取一份不被打扰的平凡人生。

这份极致的沉默与隐身，是他们对逝者最大的敬畏，也是对自己人生最大的救赎。他们从不辩解、从不洗白、从不卖惨，只用一生的低调隐忍，承担着一场与自己无关的罪孽余波。世间最无奈的宿命大抵如此，前人犯下的滔天过错，终究要让无辜的后人，用一辈子的隐姓埋名、颠沛流离来买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