贝森特“下战书”，中方已经回应，中美即将有一场激烈交锋？8月31日，二十国集团（G20）财长和央行行长会议在美国北卡罗来纳州阿什维尔开幕。作为东道主，美国财长贝森特在会前接受采访时表示，针对中国与伊朗的合作，“所有选项都在考虑之中”，他将在与中国同行的会谈中传达这一信息。
贝森特还透露，将敦促G20成员重新审视对华贸易条件，理由是“无法承受中国高达1.2万亿美元的贸易顺差”。
对于美方的新一轮指责，中国外交部已经做出正面回应。
从贝森特的表态可以看出，美国准备在伊朗问题上对中国实施极限施压，此前他就曾发出警告，任何不配合对伊制裁的国家都将面临次级制裁。
当时美媒普遍关心，美国会拿中国怎么办，毕竟伊朗最大的贸易伙伴就是中国，在是否制裁中国大型金融机构的问题上，特朗普本人也语焉不详，现在贝森特摊牌了，“任何选项”都有可能。
从近期美方动作来看，贝森特手中的“选项菜单”大致有几样，最轻的一项是继续扩大对伊朗的次级制裁覆盖面，前几天已经制裁了一批，后期不排除更多。
其次是将中国大型金融机构列入制裁名单。此前有报道称，贝森特曾向特朗普提议，其中被认为冲击力最大的，就是针对中国的主要银行，不过和特朗普一样，贝森特也选择了避开正面回答。
但这还不是最严重的，美方的方案里，可能还包括了“剥夺美元使用权”，一旦出现这个情况，将彻底颠覆全球原本的经济、金融秩序。
但无论是把中国大银行踢出SWIFT，还是禁止中国的美元使用权，都将动摇国际货币体系的基础，贝森特本人也承认不希望这样做，所以这张最狠的牌，他也不敢真打出来。
G20财长会是全球主要经济体协调宏观经济政策的核心平台。在这个场合公开喊话，不仅向中方传递信号，也向其他G20成员施压，要求它们在“美国和中国”之间做出选择。但贝森特的表态有一个矛盾，他自己可能都没意识到。
美国对伊朗的施压，从军事手段转向经济和金融手段，根本原因是军事手段的代价太大，认为经济金融手段的代价可控；但如果美国用来压制伊朗的经济和金融手段，是要以全球经济秩序和美元霸权根基为代价，那这个代价未免也太大了一些。
况且贝森特喊话时，美国自身的财政状况也不好看。 不久前，美国公共债务总额正式突破40万亿美元，大约是2017年水平的两倍。30年期美债收益率冲上19年高点。
背负40万亿美元债务的美国，坐在G20主席国的位置上，要求其他国家配合美国针对中国的金融和贸易措施，听起来格外讽刺，特朗普政府目前处于“外强中干”状态，所谓筹码往往是“杀敌一千、自损八百”。
更何况，金融武器的威慑力，往往建立在“不轻易使用最极端手段”的基础上。一旦所有选项都真正投入使用，威慑本身也就失去了意义。贝森特说出了威胁，但又表示“不想用”，实际上是承认了美方的能力存在极限。
面对美方的施压，中方在公开层面，外交和商务部门已经明确表达了反对立场，强调中伊之间的经贸往来属于正常国际合作的范畴。这一表态的核心作用是划定底线，哪些领域可以谈，哪些领域不会让步。
操作层面，中国近年来持续推动支付体系和清算通道的多元化建设，降低对单一国际金融基础设施的依赖程度。这种努力并非始于今日，但在外部压力持续加大的背景下，紧迫性明显上升。
长期来看，如果越来越多的国家开始探索替代性的结算安排，美元在国际贸易中的主导地位将逐渐被削弱。
有分析指出，美国在伊朗问题上“还有求于中国”，将中国大型金融机构列入制裁名单的“可能性较小”。贝森特把话说得很满，“所有选项都在考虑之中”。但“考虑”和“执行”不一样。
G20财长会本身是一个协调性而非决策性的平台。各国在此交换意见、沟通立场，真正重要的决定往往在双边场合或更小范围的磋商中达成。贝森特选择在这个场合放话，是为了制造舆论压力，为后续的双边谈判创造有利条件。
美方想要的局面是，各国在道义上认同对华施压的必要性，同时在行动上保持观望。这种“认同但不跟随”的状态，对美方而言已经是一种阶段性成果。但想期待G20集体通过某种针对中国的行动方案，那显然超出了这个平台的实际功能。
接下来，美方将继续在伊朗制裁和贸易失衡两个议题上对华施压，力度可能还会加大。G20会议期间的外交互动会相当频繁，各方的表态也会比较密集。但实质性升级到金融制裁最高级别的可能性并不大。
那种程度的手段一旦动用，后果将不可控，美方自身也没有做好承担相应代价的准备。
对此，中方也已经发话，指出中美经贸关系的本质是互利共赢，中方从不刻意追求贸易顺差，反对各种形式的单边关税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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