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方九-中央民族大学历史系博士生导师供稿
教科书叙述抗日战争，大多聚焦于大规模会战、游击战术与兵器交锋，很少提及抗战战场上还有军犬这一特殊作战要素。日军改良培育的“日本狼青”作为侵略工具，在山林扫荡之中给我方抗日武装造成不小伤亡，而中国训犬专家董翰良利用江南本土矮脚犬“板凳狗”组建战犬队伍，实现“以犬制犬”，这一段被长期淡化的史实，恰恰可以说明，近代战争之中武器装备从来不止枪炮，本土物产、民间智慧，经过专业技术整合，同样能够转化为抵御外敌的力量。
评判这一战例，不能简单将其演绎为土狗战胜洋犬的传奇故事，而应当结合现有文献记载，把事件置于抗战相持阶段敌我装备差距悬殊的时代背景之下，辨析技术、本土物种、战争需求三者之间的内在联系。
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之后，日军频繁发动山林扫荡，军犬成为其扫荡作战的重要辅助工具。据袁业凯《论抗战中的军犬战》记载：“日军使用的军犬大多来源于德国的牧羊犬，日军将德国的牧羊犬经过改良再造，其特质凸显，性格更凶悍、残忍，攻击力更强，更具杀伤性，人们称其为‘日本狼青’。这支‘奇兵’在我抗战的各战场屡次重创我抗战部队，使我军遭受巨大损失。尤其在抗战的相持阶段，日寇向我敌后战场发动了‘山林扫荡战’运动，正是在这样的扫荡战中，‘日本狼青’充分发挥出了它的优势。
狼青的嗅觉相当灵敏，即使我抗战军队设置下再隐秘的埋伏，在狼青的鼻子底下均形同虚设。国民党的大多数部队在撤退中都因狼青的跟踪追击而遭致全军被歼灭，这无论对正面战场的国民党军，还是敌后战场的八路军、新四军都是一个亟待解决的重要问题。”日军军犬依靠敏锐嗅觉，能够搜寻隐蔽的埋伏人员、伤员，毒饵、捕猎陷阱很难奏效，开枪击毙军犬又会暴露我方位置，引来日军主力合围，前线各部队都迫切需要可行的应对方案，“以犬制犬”的思路由此被提上议程。
面对日军军犬带来的战场困境，董翰良被委任为军犬培训总教习。据朱玉强《警犬学专家董翰良的传奇一生》记载，董翰良“1887年出生于浙江长兴县下箬寺乡陈塘村一户农民家中”，早年先后就读北京高等警官学校警犬科，后赴日本警犬专科学校深造，又转赴德国专攻警犬学，系统掌握近代军警犬训练理论，1925年归国。
抗战爆发之后，国民党中央警校警犬系迁到重庆，“日军就用警犬入山林觅我军伏兵，我方往往吃亏。当时，董翰良已随国民党中央警校警犬系从镇江迁至重庆，他亲自四处寻觅良狗，最后决定选用浙江昌化狗数百头，精心训练，分发至各战区作战部队前方战场，以犬制犬，与日军抗衡”。董翰良没有优先选用外来名贵犬种，外来犬种不仅采购成本高昂，更难以适应中国南方山地复杂湿热的环境，他把目光投向自己家乡浙江昌化的本土矮脚犬，也就是俗称的板凳狗。
板凳狗四肢短小、身形低矮，在民间只是普通看家土狗，但是性情悍勇，善于近身缠斗。据袁业凯《论抗战中的军犬战》记述：“董翰良抱着试试看的态度，在家乡召集了一大批‘板凳狗’，‘板凳狗’应征入伍，加入了抗战队伍。在战斗中，‘板凳狗’战功卓著，它们利用身材矮小的优势，钻到狼青的脖子下面猛咬，给狼青以致命的打击，因此在每次战后都能发现大量狼青的尸首。”高大的日本狼青习惯于居高临下扑咬，腹部、裆部是天然防御弱点，板凳狗矮小的体型恰好可以钻至敌方军犬身下发动攻击。
日军很快察觉到战术漏洞，为狼青佩戴铁项圈防护脖颈要害，试图化解板凳狗的进攻。对此，董翰良及时调整训练方向，不再局限于撕咬咽喉，专门训练板凳狗攻击狼青腹部、裆部等没有办法用金属护具防护的身体部位，《论抗战中的军犬战》原文写道：“日军发现这种情况后，在狼青的脖子上戴上铁项圈以避免被特训后的‘板凳狗’咬到脖子。但董翰良采用的是多点开花的战术，不仅咬脖子，还攻击狼青的薄弱点如腹部、裆部等，并屡屡得口。这样日军就望尘莫及了，因为没有合适的铁甲给狼青穿。”据文献统计，抗战各战场，被板凳狗咬死、咬伤的日本狼青数以百计，本土战犬成为日军军犬部队难以应付的对手。
应当客观厘清，板凳狗的战场表现，并不是依靠犬种的天然天赋直接取胜，而是本土犬种特质与近代警犬科学训练方法互相结合的产物。董翰良将德国、日本学到的现代训犬理论，适配本土犬的身体特征，针对性改造攻击科目，才实现战术效果。板凳狗个体力量弱于日本狼青，实战当中多依靠群体配合作战，并非单犬单挑获胜。
抗战胜利之后，董翰良训练的警犬还参与电影拍摄，朱玉强《警犬学专家董翰良的传奇一生》记录：“抗战胜利后，上海拍摄电影《警魂歌》，当时影业界招募警犬，但都不怎么理想，想用外国洋犬。就在此时，影业界闻知董翰良曾驯义犬大败日军狼狗，便招董所驯警犬，果然动作敏捷而威猛，大大胜过洋警犬，于是董翰良所驯中国警犬首次选进《警魂歌》电影，从此轰动各界。”这段史实也侧面印证，经过系统训练的本土工作犬，完全可以比肩外来犬种。
同时也需要看到，现有可检索的公开文献以后世研究论文为主，尚未发现抗战时期原始战地档案、前线战报直接记录板凳狗作战的一手档案，部分战斗细节来自后世整理转述，这是研读该段历史时应当存有的审慎态度。
这支烽火之中诞生的战犬队伍，也为后世我国军警犬事业埋下重要伏笔。战时积累的训犬经验、实战教训，为和平年代军犬部队建设提供实践基础。《论抗战中的军犬战》提出：“军犬战术作为一个御敌的重要手段，不但弥补了人民抗敌的不足，还为我军增添了一个新兵种。
正是抗战时期积累下来的经验和教训造就了我们今天高水平的军犬训练机制、体制，同时也锻造出了一大批军犬培训的高素质训育员。”新中国成立之后，我国不断完善军犬编制、培训基地建设，1981年引入国外犬种改良血统，1995年军犬部队拥有正式编制，上万条军犬投入安保、缉毒、抢险等任务，这套事业的源头，可以追溯到抗战时期“以犬制犬”的探索。
板凳狗对抗日本狼青的历史，带给我们的启示，远不止一段猎奇的战争趣闻。长久以来，不少人形成固有偏见，认为本土土狗只适合看家护院，各方面都不及外来名贵犬种，但是抗战的实践证明，物种本身没有高下之分，关键在于人如何发掘其特性，用科学的方法加以引导训练。放到整个抗日战争的宏大视角来看，面对装备精良的侵略者，我方不只有正规军队浴血拼杀，民间的物产、本土人才的技术智慧，全部被战争动员起来，转化为卫国力量。董翰良并非手握重金的军事专家，板凳狗也不是血统名贵的战犬，但是国难当头，本土人才立足本土资源，扬长避短，找到克制敌人的办法，正是全民族抗战精神的微观缩影。
回望这段历史，我们既要肯定本土战犬的战功，也要拒绝过度神化故事，把传奇回归史料本身。战争的胜负，终究取决于民族整体的抗争意志，军犬只是众多辅助作战手段的其中之一。这一段少为人知的往事提醒后世，看待近代中国的反侵略斗争，不能只盯着洋枪大炮，更要看见中华民族立足自身现实，因地制宜、挖掘本土力量的生存智慧，那些不会说话的无言战士，同样应当被纳入我们的抗战记忆之中。#头条精选-薪火计划#
热门跟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