土耳其外长费丹在伊斯坦布尔记者会上，就沙特、土耳其、巴基斯坦三国军事联盟作出进一步说明。他表示，三国将这一联盟视为北约的补充。费丹这次表态进一步明确了联盟的性质和成员范围，从现有信息看，伊朗不在当前成员安排之内。
区域安全形势中，这一联盟的成立属于地区国家在美国主导体系之外尝试搭建的一个有限、可控、成员背景相近的安全协调平台。三国联盟短期内可能以协调和磋商为主，实际军事能力有待观察， 同时它可能逐步对中东和南亚国家之间的安全关系产生影响，并为伊朗周边安全环境带来新的变量。
土耳其是北约正式成员，但与布鲁塞尔在S-400采购、东地中海争端等问题上存在长期分歧。即便如此，安卡拉没有选择退出北约，同时在北约框架之外推动与沙特、巴基斯坦建立新的安全合作平台，这一安排对土耳其具有一定便利。
土耳其可以保持与西方安全体系的制度联系，同时在中东和南亚方向获得更大协调空间。 沙特和巴基斯坦则可以借助土耳其的北约成员身份，间接接触北约体系的部分机制与标准，不必承担正式加入北约的政治成本。
加入三国联盟，可能需要避免与北约公开敌对。沙特和巴基斯坦都与美国保持长期军事合作，土耳其本身是北约成员，三国在这一标准上没有明显冲突。 伊朗则不同，北约在波斯湾方向的主要安全关切之一就是伊朗的导弹与代理人网络。近期伊朗还公开对塞浦路斯、保加利亚等北约成员国发出被外界视为军事威胁的表态，这使伊朗短期内更难进入一个自称为北约补充的安排。
费丹没有直接点名伊朗，但根据他对联盟性质的描述，伊朗参与的可能性较为有限，这主要来自联盟定位和现有成员构成。
海湾战争后，沙特长期依靠美国驻军、武器供应和情报支持，但近年来沙特对单一安全依赖的脆弱性有了更直接感受。2019年阿布盖格油田遇袭、红海航运频繁受到胡塞武装袭扰，都被认为暴露出传统安全安排的不足。在此情况下，沙特寻求多边化安全保障，即在保留美国安全联系的同时，在现有安全保证之外增加协调渠道。
巴基斯坦的角色主要是提供军事人力和经验。巴基斯坦军队规模较大，长期参与联合国维和及海湾国家安全任务，在反恐、边境管控和准军事行动方面有实践经验。巴基斯坦参与三国联盟可以获得经济援助和政治支持，也有助于拓展外交空间。巴基斯坦的参与可能保持选择性，其战略重心仍集中在印度方向，对与自身重要利益无关的冲突可能保持谨慎。
土耳其的优势在于北约成员身份和近年展示的区域军事投送能力。从叙利亚、利比亚到高加索，土耳其展现出无人机作战、军事顾问部署和快速干预能力，安卡拉的协调角色较为突出。土耳其还可以借此向布鲁塞尔表明，安卡拉能在北约无暇顾及的范围内，推动一个亲西方的区域安全安排，这一角色在三国中相对独特。
三国安全关切不同，但都希望增加一个自主协调的平台，这可能是联盟能够成立的原因之一。
费丹没有公布五六个意向国的名称，但给出了一个大致判断标准。他提到，联盟目前由关注地区冲突的逊尼派美国盟友组成。扩容方向大致可以判断，可能涉及孟加拉国和埃及。孟加拉国逊尼派占多数，长期接受美国军事援助，与巴基斯坦有历史宗教联系，近年与沙特的安全合作也在加深。埃及塞西政府与利雅得关系密切，同美国有军事合作基础，且是阿拉伯世界人口最多的国家。如果这两国最终加入，联盟将从三边扩展为五边，地理范围从阿拉伯半岛和南亚延伸至北非和孟加拉湾。
费丹说三国正在制定路线图和入盟条件，创始成员拥有排他性权力。如果联盟继续按“逊尼派、亲美”的标准扩容，可能形成一个教派和亲西方色彩更浓的集团。
伊朗过去在中东的经营，依赖从伊拉克、叙利亚、黎巴嫩真主党到也门胡塞武装的什叶派网络，与逊尼派国家形成某种战略平衡。三国联盟若把更多逊尼派国家纳入一个协调机制，伊朗可能面对多个国家初步形成的制度组合，多边协调带来的压力或有所上升。伊拉克等什叶派主导或教派混合的国家，未来在区域安全议题上的回旋余地也可能受到一定影响。
不过扩容不会立即发生，五六个意向国只是表达意愿，离正式加入还有距离。 不同的制度设计，对伊朗的压力也会不同。
费丹将联盟定位为防御性安排，并强调不针对任何特定国家。外界分析认为，这一表述有现实策略考量：若在起步阶段公开指向特定对象，可能激化矛盾并推高外交成本。因此，三国选择以防御性措辞降低外部敌意，避免联盟甫一成立便成为多方关注焦点。
不过，三国自南亚经阿拉伯半岛延伸至安纳托利亚，形成一条连续的弧线。三国虽不具备、也无意构建对伊朗的军事包围，但这一地理分布使伊朗在东、南、西北三个战略方向上可能面临新的多边安全协调，周边安全环境面临更多变量。
三国之间缺乏深厚的同盟基础，安全关切各异，指挥体系、情报标准与装备来源均不统一。在未经历危机检验之前，该机制更接近对话平台与定期磋商安排。 不过，较低的合作起点反而可能有助于提高其存续概率。
伊朗在中东地区的战略行为长期以反美叙事作为政治动员基础，以什叶派网络构建战略纵深，这一模式在过去二十年间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了战略扩展。伊拉克战争后什叶派政治力量上升，加上“阿拉伯之春”后叙利亚与也门局势变化，伊朗逐步建立起从德黑兰经巴格达、大马士革至贝鲁特，并向南延伸至萨那的影响力网络。近年来该网络出现多处结构性裂痕。
三国联盟并未公开点名伊朗，但伊朗目前不在机制之内。过去伊朗可围绕美国、以色列等明确对手进行动员，而这一区域安排既无美国直接参与，也未将伊朗列为议题对象，伊朗既有反制方式可能面临新的制约。
巴基斯坦需要沙特的经济支持，土耳其看重沙特的投资能力，沙特则依赖土耳其的军事技术与巴基斯坦的人力资源。相比之下，伊朗可提供的替代选项较为有限。
此外，三国联盟并不依赖美国直接指挥，也未将反美设为议题，这可能进一步压缩伊朗借助反美叙事获取区域同情与政治动员的空间。 在未被纳入的情况下，伊朗可能更难找到有效着力点。
伊朗仍保有导弹能力、代理人网络以及霍尔木兹海峡这一能源通道，三国联盟短期内难以改变上述基本面，但伊朗在区域多边安全机制中的参与空间可能需要进一步观察。
军事联盟成立后机制尚未稳定，成员信任尚未经过危机检验。外部事件可能影响联盟走向，也可能促使其加快机制建设。三国联盟目前表态克制，防御性、不点名、扩容等路线图，节奏相对务实。
三国联盟的出现，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中东安全提供方更趋多元。 区域国家开始在美国体系之外，搭建有限的多边安全安排。这种安排不寻求取代美国，而是在美国保证之外增加一层自主协调。伊朗过去依赖的反美渠道，在地区博弈中的主轴地位有所削弱。区域国家绕开美国，也绕开了伊朗，形成新的互动规则。
三国联盟的军事作用短期内可能有限，但其准入门槛和协调机制或将对地区安全格局产生长期影响。 伊朗未来能否参与区域安全对话，既取决于自身政策调整，也与三国联盟扩容和机制设计中是否保留灵活空间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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