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轼这辈子最响亮的名号，来自黄州城外一片荒地。贬到黄州的第三年，他在城东开荒，地在坡上，他给自己取号“东坡居士”——用一块地的名字，做了自己的名号。
元丰三年，公元1080年，二月初一。
长江北岸的黄州码头冷冷清清。一个中年男人下了船，衣服是旧的，脸上是惊魂未定的。这个人今年四十三岁，刚从鬼门关走了一趟。他叫苏轼。
他这次的职务叫“黄州团练副使”。听着像个管民兵的闲差——其实连闲差都不如。朝廷在任命里写得明明白白：“不得签书公事”。您就住在黄州，官府的公文，一个字不许你碰。跟今天的“停职反省”差不多，区别是没有期限。
他为什么会落到这一步？这事得往前倒十个月。公元1079年，北宋的御史台大牢里关着一个四十三岁的犯人。御史台是宋朝的监察机构，专门纠察官员，那院里古柏上有乌鸦栖息，所以也叫乌台。苏轼被关进去的原因，是有人告他“讥讽朝廷”。导火索不是他写的诗，是他例行公事交的《湖州谢上表》，被人从小字里抠出“新进”二字，上纲为“讥讽朝廷”。然后是翻旧账，把他那些年里发牢骚的诗文全翻出来，逐字勾稽。其中有一句最要命：“根到九泉无曲处，世间惟有蛰龙知。”审他的人说：皇帝是真龙，你偏要去地下找一条蛰龙，这不是诅咒是什么？就凭这种句子，他以为自己活不过那个年关。前前后后关了一百多天，最后捡回一条命。出狱当天他写了两句诗：“却对酒杯浑似梦，试拈诗笔已如神。”惊魂未定，先喝了两口酒。
现在他到了黄州。住的地方是城南一座小庙，叫定惠院。刚到那几天，他白天插上门睡觉，晚上才偷偷出来走两步。谁也不想见。他捡回一条命，但这命怎么过，他还没想好。那阵子他写过一首词：“拣尽寒枝不肯栖，寂寞沙洲冷。”一只孤雁，在沙洲上不知道落在哪根树枝上。词里写的是他自己：怕见人，怕再沾上事，怕这四年只是个缓刑期。
放下行李，他干的头一件事是写诗：“长江绕郭知鱼美，好竹连山觉笋香。”
城外长江绕着城墙，他一看就知道：有鱼吃。满山满坡的竹子，他一看就知道：有笋。一个从死牢里活着出来的人，住下来先惦记江里的鱼和山上的笋。这样的人，死不了。
黄州，就在今天湖北黄冈一带，大别山南边、长江北岸。城不大，城外长江拐了个弯，绕城而过；城东是一片荒地，就是后来那个东坡；城西江边有一处石壁，颜色发红，当地人叫赤壁。拿地图看，往西北是汴京——当时的首都开封，隔着淮河水路；沿长江东下可以出江入海，西上可入江汉平原。朝廷把他扔在这里，不算远，也不算近。论遥远，不像后来贬惠州、海南那样九死一生；论困窘，这个“团练副使”俸禄低、没实权，能让人难受；但论活路，这地方有江有鱼，有山有笋，还有一片能种的荒地。绝境谈不上——这是个能让人把日子重新过起来的地方。
在定惠院住了几个月，他慢慢敢出门了。白天也出来，晚上也出来。他从寺庙的墙内，走到江边，走到城郊，开始和卖酒的、打鱼的、种田的说话。他弟弟苏辙后来给他写墓志铭，里面有一句最要紧——他在黄州“日以田夫野老相从于溪谷之间”。翻译成大白话：他不再是那个端着架子的官员苏轼了，他开始像个住在黄州的人。
为了活命，他必须学会一件以前不用学的事：算账。他给朋友秦观写信，信里是这么说的：他每月初一取四千五百文钱，分成三十串，挂在屋梁上。每天早晨用画叉挑一串下来，放在盘里，这一串就是当天的全部花销，用不完的存进竹筒，留着请客。四千五百文，三十天，一天一百五十文。听着少，但黄州物价低，鱼虾便宜，竹笋满山——就是他刚到那天惦记的那口鱼和笋。人落难了，先得吃饱。吃饱了，心才不慌。
吃饱之后，他开始想一件事：日子不能光靠挑钱串过下去。家里人口多，俸禄太少，饿是现实问题。到黄州的第三年，他申请开垦城东的那片旧营地。那块地被火烧过，荆棘瓦砾遍地，约莫数十亩。他写信跟朋友说，这块地“虽不果腹，亦可以劳形”——种不出多少粮食，但能累得人每天倒头就睡。他需要累。人一累，那些半夜醒来的惊惧就压下去了一半。
他天天去地里锄草搬石头，一锄头一锄头地把荒地翻过来。力气用在地里，心就不悬在半空。元丰五年冬天，下大雪，他在地头上盖了五间房，取名“雪堂”，四壁画满雪景。他就在这个雪堂里，开始管自己叫“东坡居士”。这个号是种地种了两三年，才在信上落款写下的。意思也直白：他住在城东这片坡地上，是这儿的居民。从苏轼到苏东坡，转折就在这块地上。
这期间还传过一个段子：据说宋朝文人间讲，苏轼在黄州时，有人拿着他的字帖去找羊肉店老板，换了十几斤羊肉。后来当地人就学着用苏轼的字换钱买肉。这事未必全真，但大家愿意传——因为爱吃肉的人值得被记住。还有他烧肉的方法，他写过一首诗：“待他自熟莫催他，火候足时他自美。”火候到了，味道自己就出来。做饭如此，过日子也如此。
种地种出了体面的日子，他还是得面对精神上的事。那些夜里惊醒来一身冷汗的瞬间，没有完全消失。他去城南的安国寺，焚香默坐，晚上翻佛经；地里干累了，嘴里念的是陶渊明；后来淋雨走路，说出来的却是“也无风雨也无晴”。三样东西炖成了一锅粥，分不清哪家哪家。但他没有一天变成苦行僧，该吃肉吃肉，该喝酒喝酒。
元丰五年三月七日，他到黄州第三个年头。那天他去看田，走到沙湖道上遇了雨。同行的人全狼狈，他也没带雨具，反而在雨里走完了全程。回去就写了首词，末两句最出名：“回首向来萧瑟处，归去，也无风雨也无晴。”翻译成大白话：回头看刚才淋雨的那条路，什么风雨，什么晴天，都过去了，不留一片云。这句话，是他淋了三年雨换来的。之前他怕风雨，躲得远远的；现在他淋着雨走，走到不知风雨是风雨。
就在同一年，几个月后，他写了这辈子最重的几笔。七月，他泛舟城西赤壁矶下。他清楚这个赤壁未必是周瑜破曹军的真赤壁，所以他写“故垒西边，人道是，三国周郎赤壁”——“人道是”就是“人们说这是”，他给自己留了余地。他来这儿不做地理考证，就借长江和月亮凭吊古人。那一晚他写下“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又写下《前赤壁赋》，里头他说：“清风徐来，水波不兴。”朋友感叹生命短促，他劝朋友：“你看江水，日夜流走，可它从来不曾真正消失；你看月亮，阴晴圆缺，可它到底也没有增损。天地万物，各有各的归宿。”这一晚上，他把心里的块垒说给了江水听。往后他不再是那个半夜睡不着的人。惊惧还会回来，只是白天他不让它摆布自己。
到第六年，有个晚上他夜饮归来，到家门口叫门不应。他没发脾气，就倚着拐杖听江声，还写了句“小舟从此逝，江海寄余生”。宋人笔记里说，第二天黄州城里传他夜里挂冠走了，州官慌忙来找，却见他正躺在床上打鼾。这事带点传奇色彩，就当传奇听。但“听江声”是真的：那些睡不着、不敢睡、做了四年噩梦的人，最后能就着江水声打鼾，这比任何“旷达”二字都结实。
元丰七年四月，苏轼接到新的任命，移汝州。他终于离开了黄州。
可他大概没想到——朝廷怎么用他，已经不重要了。他这四年没有签过一纸公文，却写了七十几首词、一百多首诗，外加两篇《赤壁赋》、一幅《寒食帖》。这四年，他把中国文人的精神山水，从一座官场挪到了江边。往后一千年的中国人，记不住“苏轼当过什么官”，只记得“他后来有个名字，叫东坡”。那名字跟朝廷无关，是他在黄州城外那块荒地上，一锄头一锄头挣下来的。
朝廷不用你，不等于你这个人没用了。四十三岁跌到谷底，还能在一片荒地上把日子重新过起来——这本事，比什么官衔都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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