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导演郑大圣向袁弘讲述中共地下工作者守护“中央文库”的真实故事前，袁弘对这段历史背后的故事毫不知情，但听完后瞳孔放大，“太传奇了”。
中央文库是中国共产党中央秘书处于1926年在上海设立的地下文书档案库，主要负责保管1922年至1933年党中央撤离上海前的2万余份核心档案。文库历经十余次迁址，先后由十余位地下党员接力守护，1949年上海解放后，最后一任保管员将16箱104包档案完整移交中共上海市委，1959年入藏中央档案馆。
导演郑大圣取材该历史事件，截取1942年上海沦陷的至暗时刻里，两位地下党员在五十二号石库门老房中守护密档的故事。2026年8月28日，《密档》上映，袁弘饰演守护密档的地下党员徐书亭。
2024年年底，袁弘拿到剧本，开始做一些前期准备工作，了解历史资料、做人物小传，还有学打毛衣。电影里， 毛衣是传递密码的重要接头工具 。片中徐书亭和妻子通过编织不同花样的毛衣来传递情报，毛衣编织图册就是密码本，每月按约定更换纹样，接头时只需触摸花纹即可对上暗号，像“扫码”一样完成身份确认。
《密档》剧照。片中的毛衣是传递密码的重要接头工具 ，在片外，袁弘苦练织毛衣，可以做到在说话、看电视、走路时都针线不停的地步。
“我老婆（张歆艺）、我妈，家里的女性都能教我（织毛衣）”，袁弘说，一开始就练“上下针”织法，力求做到说话、看电视，甚至走路的时候都可以手上的活儿不停。大概学了十来天之后，袁弘就慢慢上道了。过年的时候，家人围坐一桌打牌，“我在旁边跟个大婶一样，一边打毛衣，一边喊：‘炸他’‘发双不要发单’”。袁弘笑着对新京报记者回忆当时的情景。
与郑大圣导演合作，对袁弘来说是一次极其新鲜的尝试，甚至有很多工作方式已经完全超出了他的经验。“我第一次接触到一个剧组前期做了那么详细的筹备工作”，袁弘说，导演给演员们发了一个网盘的资料来学习，里面有大量的文字、影像历史资料。演员们提前很长时间进组，剧本通读了4次，逐场、逐句、逐字地掰开揉碎了讨论。导演还带领大家体验当时的生活，学生火做饭，做即兴小品，建立自己对角色的认知，“在开拍前做这么大量准备工作和即兴练习的剧组，现在很少，反正我没有碰到过，最多就是大家坐一块围读剧本讨论一下”。袁弘说，这种创作方式在电影中的呈现结果，就是不少戏份都是即兴表演，给了演员极大的表演空间。
以下为演员袁弘自述：
“徐书亭”是一个群像的缩影
拿到剧本分析完角色之后，在进组之前我写了一个几千字的人物小传。我给你念一下开头第一段：
“徐书亭”这个名字是我自己起的，小时候的奶妈姓“徐”，带着对她记忆中的温度，我给自己选了这个姓，而“书亭”大致可以算是一种寄望，对于这个城府的世界，对这个百废待兴的国家能有一点帮助的事物并不多，而“书”一定是最重要的一样，我没有指望自己能像大的书局或者书店，唯愿能向街头巷尾的小小书亭，传递一点信息，一点知识，零星文明的火种，或者只是一些没有那么世俗但足够浪漫的闲话。
“徐书亭”这个名字一定不是他的原名，因为这种地下工作者对外一定不会用自己的真名。我从他为什么叫这个名字开始，一直写到他小时候的家庭环境，怎么样走上革命道路，跟太太是怎么认识的，什么时候有了女儿，家庭氛围如何……
“徐书亭”其实没有一个具体的真实原型，他是接力守护“中央文库”的十余位地下党员群像的一个缩影，我们将很多历史中真实发生的一些小细节放进电影中。
比如，徐书亭家里反复端上餐桌的“咸鱼”，这个细节就来自“中央文库”的第一任保管员陈为人的生活中，他当时对外的身份是木材商，刚开始接手任务时，还有一些活动经费，生活比较宽裕，但慢慢的活动经费用完了，他的上级张唯一被抓，太太去送情报时也被抓了，整个联络就断线了。他一个人在家还带着三个孩子，因为要每天守着密档，所以他也不能出去工作，又没有经济来源，家里吃了上顿没下顿，但在邻居面前还要装出一个体面人的样子，他当时拿一条咸鱼，每天当着邻居们的面，从厨房端到自己家里。在三个饿得如狼似虎的孩子扑上去之前，他把那条咸鱼再偷偷收起来，明天再拿进厨房，假装做一遍，再端上桌。他的生活已经无以为继了，但还是不能让人看出破绽。
《密档》剧照。把档案封到墙里面这个镜头，为了力求真实，袁弘和剧组扎扎实实地拍了两个晚上。
还有，我们把档案封到墙里面这个细节，来源于最后一任档案保管员的真实故事。这位保管员对外身份是面粉馆老板，在他交任务之前，他把阁楼的墙壁做了夹层，然后把档案保存在里面。
这场戏我们扎扎实实地拍了两个晚上。最开始，导演让美术部门做了一个假墙，给了我和李妍锡（饰演妻子沈玉琳）相应的工具，大概教我们了一遍，包括怎么糊腻子，怎么涂胶，最后把墙封上。实拍的时候就是真真实实地拍了，我们俩全部自己来，从掀墙纸开始，墙纸揭到哪儿，从哪儿开始开孔，我们俩自己决定，开了孔之后，那些拆下来的墙体的木条，要原封不动在地上摆好，然后把档案全部放进墙里，再用木条封上，把墙纸糊上，所有东西全都自己来，导演中间不喊停。甚至有一次，我们一不小心把墙纸开破了一点。一般这个时候，导演肯定要喊停的，没想到导演也没动静，后来据导演说，他就想看这两个人怎么办。我们两人又不能说话，因为夜里作业又不能有太大动静，都是小声静默的。我们俩对比着墙上的花纹，剪了一块一模一样大小的墙纸，把它填上，最后导演把这段给放到了戏里。
很多文戏都是即兴表演
作为演员，我第一次在一个组里参与美术与造型的工作。
大圣导演说，这是你们的房间，你们对房间有任何需求，自己要提出来，这样你才会对这个空间有安全感，对这个环境有认知，表演才会有信念感。
你可以对自己的造型提要求，你觉得这个角色穿什么颜色、什么材质的衣服，都可以跟造型师沟通。造型老师会把每个角色的衣服先定好，比如，这个角色大概有四五套衣服，之前的剧组衣服都是归服装部门管，只有在我们组是归演员管。每个角色的衣服，都挂在自家的衣柜里，想穿哪件，自己决定。以前的衣服都是服装部门熨得干干净净、平平整整，给演员搭配好，你会觉得那是戏服。这个组里的衣服，我觉得就是我要穿的衣服。
我们演员每天自己梳头，导演不想头发梳出来像做了造型一样，要有生活感。你觉得今天要不要出门、要不要见人、有没有心思打理自己的发型，演员要自己想好。基本上男生每天进入化妆间，就是在镜子前自己梳一梳头就走了。
《密档》剧照。袁弘表示，作为演员，他是第一次在一个组里参与美术与造型的工作。
这部戏跟以往很大的不同，是导演给了演员很大的即兴表演空间。
电影开机前，导演就会规定一个题目，让整个52号石库门老房子里的邻居们一起做即兴小品。剧组会在每个房间和所有公共区域装一些小的监控摄像头，各家各户从起床开始，谁叠被子，谁打扫卫生，谁倒马桶，谁准备吃的，谁出去跟邻居们拉家常，这些生活细节都在演员的即兴表演中自然地发生，人物关系和空间关系，就在这个过程中慢慢建立起来了。
电影中有一场戏，汉奸梁耀庭来到徐书亭家里，随手拿起桌子上放的“开箱必读”，徐书亭夫妇的身份险些暴露。演第一遍的时候，我们三个就是纯即兴演下来的，摄影老师都抓不到，因为他也不知道接下来会发生什么。演第二遍的时候，才补上之前没有拍到的细节。
因为剧本只写了“开箱必读”在桌上，没写到后面会怎么办，梁耀庭就把它拿起来扇风。这时候太太去端了杯水，我就知道她想要把这个东西换回来，结果没换回来，太太又转身去拿了个扇子，还是没换回来。正好那时候梁耀庭说，他进了76号（汪伪政权特工总部），这件事对我们来说就是个炸弹，妻子转身就去拿了一把剪刀回来。后来导演说，当时最紧张的是道具部门，道具跑过去跟导演说，没有准备道具剪刀，这是真剪刀。
我们有很多戏份都是即兴表演，导演不希望演员受剧本的限制，要按照自己最直接最当下的感觉再来一遍。
电影中穿插了一些房客们接受审讯的黑白镜头，这完全是剧本之外的创作。突然有一天，导演有一个想法，他觉得这些房客们应该会被牵连，被拉去76号接受审讯。他就临时决定要拍这个镜头，之前在剧本里是没有的。我们演员在剧组创作氛围特别好，都在现场监视器前看，导演其实就是审讯者，每个人都被审了大概两个小时，纯即兴表演。导演只在中间换卡的时候会喊一下停，趁这个时间冲出来，问我们还有什么问题，还可以怎么审。
当时导演说，没想好这段素材要怎么用，有可能放在片尾，也有可能作为彩蛋。我看过前几版的剪辑，还没有这段内容，突然有一版，导演就把这段穿插进去了，非常有风格。
能够给演员做即兴小品、即兴表演的剧组太少了，导演的这种创作方式是我之前没有接触过的。导演后来跟我们说，很多东西他也是第一次实践。
永远不要低估任何一个观众的审美
从电影开机第一天，导演就跟我说，徐书亭需要有一句台词，这句台词是什么？你自己想。在最后一场戏开拍之前，我都没有想好我要说什么，但有一个大概的方向。
我在脑海中设计过一场徐书亭和女儿的戏，算是做的一个案头工作。因为徐书亭很忙，没有时间陪女儿。戏里边，女儿说：“爸爸臭”，徐书亭一直以为自己臭是因为抽烟，其实是小孩发音不清楚，后来才知道她说的是“爸爸走”，意思是想让爸爸多陪她一起去玩，多陪陪她。我从这点就想到，爸爸平时陪女儿时间少的话，女儿就会问爸爸：你去干什么，你是做什么的。但你又没办法跟女儿解释，所以我就想说，爸爸可厉害了，去做的事情非常厉害，爸爸想让这个世界变得更好。
演最后这场戏的时候，我大概知道表演方向是什么，徐书亭的状态是什么。对他来说，可能死亡是最好的一个结局。在之前，他是凭着最后一丝对这项任务的承诺，对妻子的责任一直强撑着，其实内心早已经破碎不堪了，人世间已经没有什么值得留恋的事情，太难受了。我觉得如果我是徐书亭，我一定会重度抑郁。
结尾这场戏，徐书亭所有的负担都放下了，对组织和任务有了交代，对妻子有了交代，这时候给这个世界还能留下点什么话？唯一没法交代的就是自己的女儿。面对敌人，他最后说出了，其实我有一个女儿，那是我的心头之爱，我答应过她，我要做的事情是，我要让这个世界变得更好，其中一条顺口就把这句话说出来了。
《密档》剧照。在袁弘看来，这部电影真正做到了尊重观众，这种尊重是它知道观众的智慧在哪儿，它永远不会低估任何一个观众的审美。
后来，“我要让这个世界变得更好”这句话被印在T恤背后，成为这部电影的一句slogan。我不想把这句话说得太像口号，希望它是一句非常质朴平实的话。
这部电影不是那种快节奏叙事类型，一定会有观众坐不住，但我也相信它能找到知音。起码这部电影真正做到了尊重观众，这种尊重是它知道观众的智慧在哪，它永远不会低估任何一个观众的审美。
新京报记者 滕朝
编辑 黄嘉龄
校对 陈荻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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