县医院病房里的消毒水味，呛得人嗓子眼发紧。
吕振国躺在病床上，瘦得脱了相，只剩一双眼睛还有口气。
他伸出枯柴一样的手，死死攥住我的袖口，喉咙里像是卡着什么东西：“那年老马酒馆……你以为包厢里就你们俩？”
我被这没头没尾的话问得一愣，刚要开口，他又喘着补了一句：“窗帘后头站着人……胳膊上挂着那条蓝围巾。你媳妇织的。”
我手里的搪瓷缸子“咣当”掉在地上，水泼了一裤腿。那条蓝围巾，全国就一条。
我媳妇织的，1994年秋，送给了我老搭档的媳妇潘玉。潘玉死了快三十年了。
01
六床的病人，是吕振国。
我拎着保温桶进病房时他刚打完点滴，胳膊上贴着胶布，手背青紫一片。护工正收拾床头柜，一碗白粥原封不动搁在那儿，面上结了一层薄膜。
“吃不下？”我把桶放下，掀开盖子舀出一碗排骨汤。
吕振国摇摇头，眼珠子转过来看我，嘴唇动了动，没出声。他把手从被子里伸出来，拍了拍床边，意思让我坐下。
我在他旁边坐下，端详着他的脸。
这老家伙年轻时在厂里可是一表人才，浓眉大眼，能说会道。
现在整个人像是被什么东西抽空了似的，颧骨顶着皮，太阳穴凹下去两个坑。
我心里不是滋味，端着碗自己喝了一口汤，热得烫嘴。
“好吃。”我故意咂了咂嘴。
他嘴角扯了一下，不知道算不算笑。
过了一会儿，他开口了：“老傅，过两天我生日。”声音沙哑得像砂纸在铁皮上磨，“你说我有多少年没过生日了？”
我想了想，还真想不起来。
“你今年六十五了吧？”他问。
“六十六了。比你小两岁。”
“小两岁……”他念叨了一遍，闭上眼，像是睡着了。我正要起身走，他忽然又冒出一句：“那年在厂里，你才三十二。”
这话没头没尾。我搞不懂他在盘算什么，只好应了一声：“你睡吧，过两天我给你提两瓶好酒来。”
他背过身去，没再说话。我提着空保温桶往外走时，回头瞥了一眼，看见他正把脸埋在枕头里，肩膀轻轻抖动。
出了病房，走廊里的风不知道从哪灌进来的，吹得我后脖子发凉。
护士站的小护士见我出来，叫住我：“叔叔，您是六床家属？”
“老同事。怎么？”
小护士犹豫了一下：“六床的情况，您心里有个数。家属得多陪陪。”
我点点头，心里明白。
吕振国的病是去年查出来的，肺癌晚期。
他一直不肯做化疗，说怕花钱，怕受罪。
他女儿吕玉娇劝了不知道多少回，他就一句话：“我这辈子对不住你妈，早点走，早点去陪她。”
吕玉娇跟我转述这句话时眼圈红红的。我嘴上没说什么，心里头也堵得慌。
潘玉是他媳妇，1995年春天走的，煤气中毒。
当时说是家里煤气管道老化漏气，冬天洗澡憋在里头，等发现时已经没气了。
吕振国那阵子像疯了一样，大冬天的穿着单衣满院子跑，喊潘玉的名字。
厂里的人帮着他把煤气罐搬出来检查，确实漏气，管道接缝处有个米粒大的眼儿。
当时谁都当是意外，谁也想不到别的。
可这阵子我总在想，也许吕振国临终前要说的，不是高兴的事。
02
吕振国的生日是三天后。
我提了两瓶老酒，又上街买了两斤排骨，去了他家。
吕玉娇在厨房忙活，客厅茶几上摆着一个奶油蛋糕，上面插着六十八岁的数字蜡烛。
吕振国坐在沙发上，穿着一件洗得发白的旧毛衣，精神比在医院好了些。
“老傅来了。”他嘴角使劲扯出一个笑，“坐。”
我把排骨交给吕玉娇，在沙发对面坐下，打量了一圈这屋子。
三十年来没什么变化，电视还是老款，沙发巾是潘玉当年勾的那种花样，墙角的缝纫机蒙着一块布。
吕玉娇说要给他换房子，他不愿意，说住习惯了，屋里有老东西的气味，踏实。
吃饭时他破例喝了两杯，还把蛋糕切了，吃了整整一块。吕玉娇看他胃口好，高兴得眼圈都红了。
“爸，您慢点吃。”
吕振国点点头，把蛋糕塞进嘴里，腮帮子鼓着，像个小孩。
吃完蛋糕，他擦了擦嘴，看了我一眼，又看了他女儿一眼：“玉娇，你出去帮爸买包烟。”
吕玉娇愣了一下：“您不是戒了？”
“戒了。”吕振国顿了顿，“给老傅买一包。”
吕玉娇没多问，披上外套出了门。
防盗门“咔嗒”一声合上的时候，吕振国像被抽了骨头，整个人瘫在沙发背上。
他盯着天花板看了好一阵，然后转过脸，目光直直地落在我身上。
“老傅。”他开口了，声音低得像从地底下传上来的，“我问你件事。你老实说。”
我心里莫名地发紧：“你问。”
“94年，老马酒馆，那晚咱俩见面谈厂里货款的事。”他一字一顿地说，“你坐哪个位置？”
我没多想：“背对窗户那个。”
“窗户上挂着帘子，记得吧？绛紫色的。”他盯着我的眼睛，“那晚，帘子动没动？”
这段问话来得莫名其妙。
我努力回想，脑子里模模糊糊记起那晚的灯光昏黄，酒气混着烟味，好像确实有什么东西晃了一下。
但当时我喝了不少，没在意。
“没注意。”我说。
吕振国看着我，目光里有一种我说不清的东西。他沉默着，呼吸粗重，胸口起伏了好几下，才慢慢说：“我看见了。”
“你看见什么了？”
“帘子后头，有人。”
我浑身一僵，手里的烟掉在地上。包厢里就我和他两个人，帘子后头怎么会有人？
“你别逗了。”我说，“那晚就咱俩，连服务员都没进来过。”
吕振国没接话，眼皮耷拉下来，像是累极了。他靠在沙发上，喉咙里“咕噜咕噜”作响，不知道是痰还是什么。
我看着他的脸，忽然觉得陌生得紧。这个人，和我做了大半辈子的老伙计，可我好像从未真正认识过他。
防盗门响了，吕玉娇拿着烟进来。
吕振国睁开眼，朝我摆摆手：“不早了，回吧。过两天你再到医院来看看我。”他想了想又补了一句，“这事别问别人。”
我捏着那包烟走出他家，心里像是长了一根刺，踩一下，疼一下。
03
我没等到过两天。
第二天上午，我正蹲在修车铺门口给一辆三轮补胎，手机响了。吕玉娇哭得上气不接下气：“傅叔，我爸……你快点，医院说不行了……”
我扔下扳手就往医院跑，连手都没顾上洗。
病房里挤着三四个医生护士，心电监护仪上的线跳得毫无规律。
吕振国躺在病床上，氧气管插着，整张脸灰白得像一张纸。
吕玉娇趴在床边哭，肩膀一耸一耸的。
我挤到床前，吕振国像是感应到什么，眼皮费力地掀开一条缝。
他看到我了。
他干裂的嘴唇动了几下，气若游丝。
我把耳朵凑到他嘴边，听到他吐出一串含混的字：“老马酒馆……窗帘后头……有人……女人……蓝围巾……你媳妇织的……”
我脑子“嗡”地一声。
蓝围巾？
1994年秋天我媳妇织了一条毛线蓝围巾，包好后说要送人，我当时还问送谁，她说给潘玉。
因为潘玉冬天骑自行车上下班，总说脖子冷，老咳嗽。
那条围巾，我媳妇亲手织的，针脚密实，和市面上卖的完全两样。
我记得潘玉第二年冬天还围着它去过厂里，我当时还说：“哎呀，这条围巾搭你挺好看。”潘玉就笑了笑，没多说。
吕振国的手死死攥着我的袖子，指节发白：“贾……贾海峰……他没死心……潘玉……是我害了她……”
“贾海峰”三个字像一把冰锥直刺进我的胸口。
贾海峰，原来厂里的仓库管理员，1989年因为账目不清被开除了，之后消失了几年。我几乎已经忘了这个人。
“振国，你清醒点！”我压低声音，凑到他耳边，“你说清楚，那晚到底怎么回事？”
他的嘴张着，像是想说什么，可只有气流进出的嘶嘶声。
他用力攥了一下我袖子，那样的力道，像是要把所有没说完的话全灌进我骨头缝里，然后那口气就断了。
心电监护仪发出一声长响，一条直线。吕玉娇发出一声哭嚎，整个人跪倒在地上。
我站在床前，看着吕振国慢慢合上的眼睛，心里翻江倒海。
护士过来拉人，我的袖子还被他攥着，挣了一下没挣开，最后是护工掰开那只已经僵硬的手指头。
那五个指印，在我袖口上留了一整天，怎么搓都搓不掉。
葬礼是三天后办的。
吕振国的老同事来了几个，蒋涛也来了，满头白发，走路腿脚不利索，拄着根拐杖。
他站在灵堂前鞠了个躬，话也没多说就走了。
我注意到他走时脚步很急，好像在躲什么。
吕玉娇捧着父亲的遗像，眼睛肿得像桃子。她把一个信封塞到我手里：“傅叔，我爸走之前叮嘱我，把这个给你。”
我打开信封，里头是一张叠得四四方方的淡黄色纸条，纸质发脆，边缘泛着深黄色的水渍。
我展开一看，纸条只有两行字，是潘玉的笔迹。
我认得，因为潘玉帮厂里写过黑板报。
“振国，钱的事你别多问。我总觉得那个姓贾的还会来。妈留给我的钱够还债的，不够我再想办法。”
落款是“玉”，时间是1995年3月。潘玉死前一个月。
04
那两行字，我翻来覆去地看了一个礼拜。
“那个姓贾的还会来”，只有一种解释：潘玉和贾海峰有过接触。
欠了什么债？
吕振国欠贾海峰什么钱？
94年的两万块货款早就还上了，是厂里凑的钱，怎么又冒出个“债”？
我把自己关在修车铺里，坐在油污斑驳的旧沙发上，仰头盯着天花板上那根吊着日光灯管的老电线。
脑子像灌了浆糊，又像被人搅了一池浑水，怎么也理不清。
吕振国咽气前那几句话像录像带一样在我脑子里来回倒带：“窗帘后头有人”
“蓝围巾”
“贾海峰”
“潘玉是我害了她”。
我把烟灰弹在搪瓷缸子盖子上，拿起那张纸条又看了一遍。
1995年3月。
那时候潘玉还在。
她在替吕振国还一笔她认为丈夫欠下的债。
她还用了“妈留给我的钱”，也就是说，她自己掏私房钱填的。
而吕振国到死都在说“我害了潘玉”。
这两件事之间，缺着一块拼图。
我决定先去找蒋涛。
蒋涛退休后住在城东老家属院里，两室一厅的房子，阳台种了一排吊兰。
我去敲门，他在里头应了一声“谁”，声音干巴巴的。
开了门见是我，脸色僵了一瞬：“老傅？你怎么来了？”
“找你聊聊。”
他犹豫了片刻，还是侧身让我进了门。
客厅里摆着一台老式收音机，正放着京剧选段，唱得咿咿呀呀的。
他把收音机关了，给我倒了杯茶，坐在对面，没开口。
我开门见山：“振国走了。走之前话没说完。他说到了老马酒馆，说到了潘玉，还提到了一个人，贾海峰。”
蒋涛端着杯子的手抖了一下，茶水溅到手指上，他像是没知觉似的，没擦。沉默了好一会儿，才说：“贾海峰……他陷害过振国。”
“什么意思？”
蒋涛放下杯子，搓了搓自己干枯的手指：“94年那批货款你知道吧？厂里欠了外地客户的钱，被催得紧。振国跟我说，他要去跟对方谈，把款项结了。”
“然后呢？”
“然后，那笔钱到账的第二天，贾海峰跑去厂办公室，说吕振国做假账，把厂里的钱挪去填了私账。厂里查了一下，账面上确实有问题。但当时厂里穷得揭不开锅，谁也没有深究。后来贾海峰被开除，就是因为老在背后嚼舌根，说他手里有振国的把柄。厂长嫌他惹事，把他赶走了。”
我听得心里发沉：“那把柄呢？”
蒋涛又沉默了。他抬起头，看了我一眼，那眼神里带着一股说不清的回避。
“老傅，当年那晚的事，你知道多少？”
“哪晚？”
“老马酒馆。你和振国谈话那晚。”蒋涛的声音低了下来，“我下班路过，看见贾海峰从酒馆后门出来，手里拿了个牛皮纸信封。我当时没多想，以为是他和振国谈什么事。后来……”他停了停，“我又看见巷口蹲着一个人。”
“谁？”
“看不清。”他转过头去，“天太黑，只看见影子。好像是蹲着抽烟还是怎么着，等我再回头看，人已经没了。”
“你后来没问过振国？”
蒋涛摇了摇头：“我这一辈子，最怕多管闲事。”他顿了顿，“老傅，我今年六十七了，半截身子入土的人。有些事，糊涂着比清醒着好。”
我从蒋涛家出来时，天已经黑了。
小区路灯昏黄，我的影子拖在地上，长长短短的。
我蹲在路边抽了一根烟，脑子里反复翻着蒋涛的话。
贾海峰从酒馆后门出来，手里拿了牛皮纸信封。
巷口蹲着一个人影。
那晚到底有几拨人在场？我和吕振国在包厢里，贾海峰在后门，巷口还蹲着一个看不清是谁的人。
我掐灭烟头。得去找贾海峰。
05
贾海峰现在的地址，是修车铺隔壁老郑告诉我的。
老郑说他开了个废品收购站，在城郊走地边上，铁皮棚子搭的，门口堆着山一样高的旧纸板和破铜烂铁。
我骑着我那辆老摩托，颠了四十多分钟才找到地方。
铁皮棚子门口坐着个秃顶老头，正就着一盘花生米喝二锅头。见我从摩托上下来，他眯着眼睛看了我好半天，忽然笑了一声：“傅江涛？”
声音干得跟砂纸一样。我认出他了。
三十年没见，贾海峰老得厉害，但那双眼睛没变。
眼珠子小，黑少白多，看人的时候像在掂量什么。
他倒是不慌不忙，把酒盅放下，拿袖子抹了抹嘴：“我知道你会来。振国走了吧？我听说咧。”
“你倒是消息灵通。”
“这地方就那么大，谁死了谁活着，不出三天就传遍了。尤其是我这种人。”他拍了拍身边的板凳，“坐。”
我没坐，双手插兜站着：“振国走前说了句话，说窗帘后头有人。那人是你吧？”
贾海峰握着酒盅的手顿了一下。
他沉默片刻，把酒盅里剩的半口酒一仰脖灌了下去，然后笑了，笑得脸上褶子拧成一团：“他跟你说的？那他没说全吧。”
“说什么？”
“窗帘后头的人，是我。”贾海峰指了指自己的鼻子，又补了一句，“但不止我一个。”
我心里一紧：“还有谁？”
贾海峰没有直接回答，他起身走进铁皮棚子，翻出一个褪色的铁皮盒，打开，从里面抽出一张折了很多道的信纸。
他把信纸递到我面前：“看看吧。”
我接过来，展开。纸张已经泛黄发脆，边角卷着毛边，但字迹还能看清。是吕振国的字。上头写着：“海峰，那笔钱我凑齐了，后天给你。你答应我的事，你可得做到。我老婆不知道这些，你别去招惹她。”
落款时间，1994年10月17日。
“这什么意思？”我问。
贾海峰把信纸收回去，小心翼翼地叠好，放回铁皮盒里：“我那年被厂里开除，心里窝着火。94年秋天，我手头紧，就去找振国借点钱。当时他刚从厂里弄了一笔货款出来，我说分我一半，不然我就把那事捅出去。”
“什么事？”
“货款的事。”贾海峰说，“厂里那两万块，是先打到他账户上，再由他转给客户的。他这人有个毛病，账目上爱留点余地，两万块从他手里过的时候，他扣了三千当自己跑腿费。这事要是被厂里知道了，他吃不了兜着走。”
我攥紧了拳头，没做声。
“我那晚去老马酒馆，本来是想当面找他把话说明白。但我到了后门，看见里头有人，就没进去。我在后门站了一会儿，想等他出来再谈。结果……”他顿了一下，“我看见窗帘动了一下。”
“什么叫窗帘动了一下？”
贾海峰看着我：“你们那间包厢有扇窗，窗户上挂着帘子。我站在后门那个位置，恰好能看见那扇窗。我看见帘子被什么东西碰了一下，然后露出半张脸。”
“谁的脸？”
“一个女人。”贾海峰说，“我当时没看清，但她戴着一条蓝围巾，和市面上卖的不一样，像是手工织的。”
我的头皮“唰”地一下麻了。那条蓝围巾，潘玉，她那时候就在窗户后面。
“你当时知道她是谁了？”
“第二天知道的。”贾海峰又倒了一杯酒，手有点抖，“我第二天去找振国拿钱，顺嘴说了一句‘你媳妇也去酒馆了’。他的脸色当场就变了。”
“他后来怎么说的？”
“他说那不是他媳妇。我说我认错人了。”贾海峰咽了一口酒，“老傅，我当时确实认错人了。那条蓝围巾太打眼，我不知道谁戴过，但振国的反应让我觉得，那晚窗帘后头的人，他知道是谁。他不想让任何人知道她知道。”
我一把揪住贾海峰的衣领：“你少绕弯子！那晚到底发生了什么！”
贾海峰被我拽着也不挣扎，只是仰着脖子看我，声音凉凉的：“我告诉你那晚没发生什么。我拿了钱，走了。潘玉有没有看见我，我不知道。但从那以后，振国每个月都要给我送一笔钱。我收着，没退。”
他掰开我的手，揉着自己的衣领：“后来她死了。振国来找我，说‘潘玉的死是不是你干的’。我说不是。他就没再问了。可他那个眼神，我到现在都记得。不是恨，是怕。”
他说到这里，忽然压低声音：“老傅，我这辈子做过不少缺德事。但潘玉的死，跟我没关系。振国那笔钱我收了，可我从来没有跑到他家去闹过。我不知道自己算不算亏心。但我知道他亏心。”
“他亏什么心？”
贾海峰抬起头，看着我的眼睛：“那晚他老婆来酒馆，不是来找他的。她那天回了娘家，说她妈病了。可她压根没回去。她在后门待了多久，听见了什么，我不知道。但我知道，她走的时候，天快亮了。”
06
回去的路上，摩托车骑得摇摇晃晃。
我脑子里全是贾海峰那句话：“她在后门待了多久，听见了什么，我不知道。”
如果吕振国的死和潘玉的死真的有联系，那中间就差一个东西，一个能让整件事扣起来的锁扣。
贾海峰说那晚潘玉是回娘家，但她并没有回去。
她去了老马酒馆的后门，待了多久，听见了什么，没人知道。
她又为什么要戴那条蓝围巾？是因为冷，还是因为别的什么？
我回到修车铺时，天已经擦黑了。
我锁了门，蹲在门口抽了一根烟，忽然想起一件事。
1994年秋天的那个晚上，吕振国约我去老马酒馆见面。
我到现在还记得他当时说的一句原话：“老傅，事情有着落了。你来了咱商量咋办。”
他说的“有着落”，是指那两万块货款已经解决了。
可按照贾海峰的说法，吕振国当晚还欠着贾海峰的钱。
也就是说，货款解决的同时，他又背上了新的债。
两件事同时发生，这笔钱从哪来的？
我越想越不对劲，第二天一早，我给吕玉娇打了个电话：“玉娇，你爸生前有没有留下什么账本或者笔记本，就是那种平时记东西的？”
电话那头沉默了几秒钟：“有。爸的老柜子里有一个黑色封皮的笔记本，他一直锁着，不让我动。前些天整理遗物时我翻出来了，里头有几页被撕掉的。”
“我能看看吗？”
吕玉娇犹豫了一下：“傅叔，我爸生前一直很信任你。你要是觉得事有蹊跷，就来看吧。”
我骑车到了吕家，吕玉娇从卧室里拿出一个黑色封皮的笔记本，巴掌大小，封皮硬化开裂，边角磨损得发白。
我翻开，前边记的是一些日常开销，油盐酱醋，记到1994年8月就断了。
后面几页被人撕掉了，只剩一小条纸根，上面隐约能辨认出几个字。
我把本子举起对着光看，纸根上残留的笔画断断续续。我仔细辨认，认出几个字：“……她……知道……错……害……”
“来，你来看看。”我招呼吕玉娇过来。
她也把眼睛凑近了，看了半天，摇头：“看不太清，像是爸写的，但这些字太轻了，没吃进纸里。”
我正要合上笔记本，发现封皮内衬的夹层里有东西。
我伸手进去，摸出一张对折的纸片。
展开，是一张1995年的银行存单，户主是潘玉，金额三千元整。
旁边写着一行小字：“玉之遗产用于偿债，余款尽归振国。”
“你妈的银行存单，你见过吗？”我问。
吕玉娇摇头：“我妈死的时候我还在上学，家里的事都是我外公外婆打点的。我爸从那以后没提过我妈的事，我也不敢问。”
她说着说着，眼圈又红了：“傅叔，我爸到底做了什么？我妈的死……是不是有别的说法？”
我看着这个失去了双亲的女儿，心里像压了一块石头。
我本来想把我查到的东西原原本本告诉她，可话到嘴边又不知从何说起。
我不知道吕振国到底做了什么，也不知道潘玉到底经历了什么。
我现在手里有的，只有几张纸条和几段模糊不清的证词，全是碎片，拼不出一张完整的画。
“玉娇，你爸的事，叔正在查。”我说，“有了结果，我会告诉你。”
她点点头，把我送出门。
我跨上摩托车，没急着走，又回头看了一眼吕家那扇旧窗户。
窗外晾着一件旧棉袄，在风里微微摇摆。
我忽然想起那年冬天，潘玉骑着自行车去厂里上班，车把上挂着饭盒，脖子上围着那条蓝围巾。
她经过我修车铺门口时还冲我招了招手。
潘玉，你到底知道了什么？你到底做了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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