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天早上我买了肉馅回来，想着他说“明天包饺子”。
推开门，屋里没人。
茶几上压着一个旧信封，里面夹着个存折。
我打开一看，上面的数字让我整个人像被人掐住了脖子。
五十万。
存款人那一栏写的，是我死去了十二年的丈夫——郑广德。
我的手抖得厉害，存折啪地掉在地上。
不可能，这绝不可能。
01
那天是周三，我下了中班回来，天已经黑透了。
纺织厂的门卫老刘头喊住我，说傍晚有个人在我家单元门口蹲着，等了快两个小时。
我心想谁啊，也没通知我要来。
走到楼下就看见一个人影蹲在路灯底下，背对着我，穿着一件洗得发白的工装外套。
听见脚步声，那人回过头来。
路灯昏黄，但我还是一眼认出来了。
是贾春生。
我高中同学，坐在最后一排的那个，班里话最少的一个。
他站起来，手里拎着个旧帆布包，冲我笑了一下。
“肖玉珊，是我。”
我愣了好几秒才反应过来。
十几年没见了，他瘦了不少，脸上褶子多了，头发也有些花白。
“你怎么来了？”我问他。
“调到县城的厂子里干活了，”他说，“刚来没地方落脚，想问问能不能在你家借住几天。”
这话一出口，我脑子转了好几个弯。
十几年没联系的人，一见面就说要住家里？
可我看着他那个样子，心里又有点不是滋味。
他脚上那双解放鞋，鞋底都快磨平了。
“上来吧。”我说。
我家的房子是两室一厅，郑洪涛的房间空着，他住宿舍不常回来。
我把那屋收拾了一下，换了床干净被褥。
贾春生站在客厅里，四处看了看，也没说话。
“你先坐，我给你下碗面。”我说。
“不用，我吃过了。”他坐在沙发上，把帆布包放在脚边。
我看他那架势，像是随时准备走似的。
“你住几天？”我问。
“顶多三天。”他说得很干脆。
我没再问，去厨房给他倒了杯水。
他接过去，手有点抖。
我注意到他手背上有一条疤，很长，从手腕一直延伸到袖口里面。
“这是干啥的？”我随口问了一句。
“老伤了，干活时弄的。”他放下杯子，把手缩了回去。
那一晚我们没说几句话。
他吃完面就早早躺下了，我在客厅看电视，心不在焉的。
脑子里翻来覆去就一个念头：这人突然来，到底啥意思？
半夜我起来上厕所，看见他房间的灯还亮着。
门没关严，从门缝里能看见他坐在床边，手里拿着一个旧信封，翻来覆去地看。
我没出声，悄悄回了屋。
心里那根弦，不知怎么就绷紧了。
02
第二天一早，我起来的时候贾春生已经不在屋里了。
被子叠得整整齐齐，跟没人睡过一样。
茶几上放着一张纸条：我去厂里报到，晚上回来。
我心里松了口气，又有点说不出的失落。
去菜市场买菜的时候，碰见了隔壁楼的刘大姐。
她拉着我问：“你家是不是来人了？昨晚上我瞧见一个男人跟你上楼。”
“老同学，在县城找了活，暂时没地方住，住两天。”我说。
“老同学？”刘大姐眼睛亮了一下，“长得咋样？多大了？有家室没？”
我懒得搭理她，拎着菜走了。
这些年我最烦的就是这种闲话。
丈夫死了，我就成了别人嘴里的话题。
寡妇门前是非多，这话一点不假。
中午我妈打电话来，问我郑洪涛的婚礼定在哪天。
我说还没定，等女方家里商量。
我妈在电话那头说：“你一个人把孩子拉扯这么大，也该享享福了。别老想着给人家省钱，该花的钱得花。”
我嘴上应着，心里想的却是另一回事。
郑洪涛的未婚妻陈薇，家里条件不错，在省城有房有车。
我一直担心人家看不上我家这门亲事。
挂了电话，我坐在沙发上发了好一会儿呆。
桌上的台历上还贴着郑广德的黑白照片。
十二年，他还跟活着的时候一样，笑眯眯地看着我。
我有时候会跟他说说话，说他儿子要结婚了，说我又涨了退休工资。
但那些话说着说着就说不下去了。
因为说了他也听不见。
晚上七点多，贾春生回来了。
他进门的时候我正坐在客厅里择菜。
“厂里都办好了？”我问。
“办好了。”他换了鞋，“我这两天就要上岗了。”
“那挺好的。”
他站在客厅里，没坐，像是在想什么。
“锅里还有饭，我给你热热。”我说。
“我来吧。”他走进厨房，自己盛了饭，端到茶几上吃。
我择着菜，偶尔抬头看他一眼。
他吃饭很慢，一口一口地嚼，像在仔细品尝。
“你一个人，这些年咋过来的？”他突然问我。
我愣了一下，说：“还能咋过，上班下班，养儿子呗。”
“不容易。”他说了这两个字，就没再吭声。
我手里的菜叶掐断了，心里翻上来一阵酸涩。
是挺不容易的。
郑广德走的那年，郑洪涛才十三岁。
我一个人在纺织厂上班，三班倒，一个月挣两千多。
要还债，要供儿子上学，还要交水电费。
有一年冬天，家里的暖气坏了，我没舍得花钱修，裹着棉被睡了一个月。
那些日子我不知道怎么熬过来的。
后来就习惯了。
习惯了苦，习惯了累，也习惯了一个人。
“你呢？”我问贾春生，“这些年都在哪？”
“到处跑。”他说，“工地、工厂、跑运输，干过不少活。”
“没成家？”
他没回答，低头扒饭。
我看他那样子，就没再追问。
有些人的沉默，比回答还清楚。
03
第三天傍晚，我妈突然来了。
她一进门就看见沙发上放着的外套，脸色一下子就变了。
“这谁的？”她指着外套问我。
“一个老同学的，他在这住两天。”我说。
“住两天？”我妈的声音高了八度，“你一个寡妇，让个男人住家里？”
“妈，他就是借住一下，没别的。”
“没别的？你当你妈是老糊涂还是咋的？”她直接走进郑洪涛那屋，看见床上的被褥，脸色更黑了。
“住几天的？”她问我。
“明天就走。”
“明天？今天就得走！”我妈站在客厅中间，叉着腰，“你知不知道别人咋说你？你在厂里一辈子老老实实的，现在让人看笑话？”
我张了张嘴，想说点什么，但话卡在喉咙里说不出来。
这时门开了，贾春生回来了。
他看见我妈，愣了一下，点了点头：“阿姨好。”
我妈没理他，转头对我说：“让他走。”
“妈……”
“我说让他走！”我妈的声音很大，在楼道里都听得到。
贾春生站在门口，脸色很难看。
他弯腰从茶几底下抽出帆布包，对我说：“我走吧，肖玉珊。”
“你不用走。”我说。
“走！”我妈推了他一把。
贾春生没躲，被推得往后退了两步。
“阿姨，对不起，我马上就走。”他低着头，拎着包转身就往外走。
“贾春生！”我喊了一声。
他停了一下，没回头，径直走了。
楼道里传来下楼的脚步声，由近到远。
我妈看着我，说：“你是不是还想再嫁一回？”
我咬着嘴唇没说话。
“你别犯傻，”我妈说，“你这么大年纪了，别让人看笑话。”
她说完就走了。
我一个人站在空荡荡的客厅里，眼泪不知道什么时候流了下来。
我擦了擦脸，走到阳台上往下看。
街上已经没有贾春生的影子了。
我靠在栏杆上，心里堵得慌。
不是气我妈，是气我自己。
气我自己窝囊。
连留一个人过夜都不敢。
晚上我睡不着，翻来覆去地想着这件事。
茶几上他留下的那个喝水杯子还放在那儿。
我没收。
我盯着那个杯子看了很久。
最后我拿起手机，翻到通讯录。
我找到他的号码，是上次他住下时存的。
我按了拨出键。
电话响了三四声就接通了。
“你住哪？”我问。
电话那头沉默了几秒。
“镇上的小旅馆，明天就去厂里了。”
“地址发我。”我说完就挂了电话。
04
第二天一早，我去了镇上的那家小旅馆。
在前台问了他的房间号，服务员说205。
我上楼敲门，敲了两次都没人应。
我推了一下门，门没锁。
房间很小，一张床一张桌子，窗台上放着那个旧帆布包。
床上被子叠得整整齐齐。
桌子上放着一张纸，纸上面压着一个旧信封。
我看了一眼那个信封，心里咯噔一下。
就是昨晚他翻来覆去看的那个。
我走过去，拿起那个信封。
挺厚的，里面像装着什么东西。
我犹豫了一下，没打开。
我走出房间，在走廊上站了一会儿。
正想下楼，看见贾春生从楼梯口走上来。
他手里提着两个塑料袋，里面装着包子豆浆。
看见我站在门口，他愣了一下。
“你咋来了？”
“来给你送东西。”我从包里掏出一个保温杯，“你的水杯，落我家了。”
他接过水杯，低头看了看，说：“谢了。”
“你吃早饭了吗？”他晃了晃手里的塑料袋。
我说吃了。
其实没吃。
但我不知道怎么跟他坐着吃一顿饭。
他打开房门，把塑料袋放在桌上。
我站在门口，看着他。
“你昨晚上，睡得好吗？”我问。
“还行。”
“那你今天去厂里报到？”
“嗯。”
对话就这么断断续续的，谁都不知道下一句该说什么。
“那个信封里装的什么？”我突然问。
贾春生手里的动作停了一下。
“没啥，老东西。”他说。
“昨晚我看见你翻来覆去地看它。”
他没说话，转过身去，背对着我。
“贾春生，”我说，“你到底为啥来？”
他还是没说话。
过了好一会儿，他转过身来，脸上没什么表情。
“我下个月要动手术。”他说。
“啥手术？”
“肝上有点问题。”
我看着他，突然说不出来话。
他那张瘦削的脸，那双布满血丝的眼睛。
原来他瘦成那样，不是因为活干得苦。
“严重吗？”我问。
“医生说能治。”他笑了笑，“但那玩意要花不少钱。”
“那你……”
“没事，我自己攒了点。”他说，“我就是想在动刀子之前，回来看看。”
“看看啥？”
“看看你过得好不好。”他说完这句话，走到桌旁，拿起那个旧信封，放进帆布包里。
我没再问。
但我心里那个谜团越来越大。
那信封里到底装的啥？
他为什么要瞒着我？
我离开小旅馆的时候，在走廊尽头回头看了他一眼。
他站在门口，看着我。
那个眼神，一辈子都忘不了。
说不清是舍不得，还是在告别。
05
第四天早上，我又去了那家小旅馆。
我没敲门，直接推门进去。
屋里空了。
床上被子叠得整整齐齐，桌上没有东西，窗台上那个旧帆布包也不见了。
我站在房间中央，脑子里一片空白。
他走了。
不声不响地走了。
我慢慢走到桌旁，看见桌上有一张纸条，用一次性杯子压着。
纸条上只写了一行字：“存折在信封里，密码是洪涛生日。”
我低头一看，桌角放着那个旧信封。
我拿起信封，手有点发软。
打开封口，里面夹着一本存折。
深蓝色的封面，有些旧了，边角都磨出了白边。
我翻开存折，看了一眼上面的数字。
五百。
我整个人像被人用一盆冷水从头浇到脚。
存折上那栏写着：
存款人：郑广德。
开户日期：2008年3月12日。
那天是我丈夫郑广德出事前的半年。
他的手怎么能攒下五十万？
他一个月工资才两千多块钱，还要养家糊口。
可是存折上白纸黑字写着他的名字。
那个名字，我看了十二年，不会认错。
我的手抖得拿不住存折。
指头捏着存折的边缘，纸张唰唰作响。
我靠在墙上，腿软得站不住。
眼泪不知道什么时候就流下来了。
郑广德，你到底背着我都干了什么？
这十二年你到底瞒了我多少事？
为什么你死了，还要让我这么难受？
我拿着存折，站在那间空荡荡的小旅馆房间里。
阳光从窗户照进来，照在存折上。
那串数字在阳光下亮得刺眼。
我擦了一把脸，把存折装进包里。
我得弄明白。
这么多年，我一直以为郑广德是个老实人。
他这辈子没干过什么大事。
没出过远门，不会说大话。
每个月工资准时交到我手上，自己只留一包烟钱。
他走的那年，家里穷得连他烧纸的钱都是借的。
他怎么能攒下五十万？
他上哪儿挣的钱？
越想越不对劲。
我出了旅馆，直接去了镇上的银行。
在柜台前，我把存折递进去。
营业员看了一眼，问我要取多少钱。
我说我不取，就想查一下这个账户的信息。
营业员查了一下，告诉我：
这个账户2008年3月12日开户，当日存入八万块。
之后每个月都有存入，金额不等。
有时候一千，有时候八百，有时候两千。
最近一次存入是上个月。
存了五千。
我拿着存折走出银行，站在大街上。
八万块。
十二年前，有人一次性存了八万块进去。
那个人是谁？
郑广德不可能是那个人。
他根本没那个钱。
那剩下的人只有一个。
贾春生。
那笔钱是贾春生存的。
他为什么要以郑广德的名字存钱？
那八万块又是从哪来的？
我蹲在路边，脑袋里乱七八糟的。
最后我掏出了手机，拨了贾春生的号码。
关机。
我一遍又一遍地打。
还是关机。
我突然想起他说的那句话：“我下个月要动手术。”
他要动手术了。
他丢下一本五十万的存折，然后蒸发了。
我蹲在路边，浑身发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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