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衣厂走廊里，她踩着高跟鞋走过来，身后的秘书和厂长被她甩开两步。
我站在质检车间门口，胸牌别得端端正正。
她一双眼直直看着我，走到跟前才停下，伸手，指尖轻轻点在我胸牌上，敲了两下。
空气像被什么东西糊住了，我喉咙发紧，一个字都吐不出来。
“你还记得我吗？”她问。
四周安静得能听见缝纫机的余响。
我盯着她无名指上那枚素银戒指，整个人像被钉在原地——那根手指上，有一道浅白的旧疤，是我教她切土豆时留下的。
01
九岁那年冬天，我娘从县城汽车站抱回来一个孩子。
蓝底碎花的小襁褓，裹得严严实实，就露一张小脸，冻得通红。
我扒在门框上，看着娘把一个陌生孩子放进我睡过的摇窝里，心里说不出是什么滋味。
“哪来的？”我问我娘。
“捡的。”我娘头也没抬，“车站门口，就搁在长凳上，身边连个人影都没有。”
那年我爹刚走不到一年，家里穷得揭不开锅。
村口几个婆姨围过来看，有人撇嘴：“这怕是野种，你也不怕沾了晦气。”我娘抱着孩子站起来，脸拉得老长：“我捡的，就是我闺女。”
从那以后，我就多了个妹妹。
娘给她起名叫允儿。
襁褓里拴着一块小木牌，正面歪歪扭扭刻着“周允儿”三个字，背面是一行小字，写着生辰八字。
娘说这肯定是她亲妈留下的。
我凑过去看了一眼，农历冬月初三。
木牌背面还有一行更小的字，挤在木纹缝里：“若有人拾得，愿此生平安喜乐，勿念为盼。”我那时候年纪小，认不全那些字，就记住了“勿念”两个字。
头一个晚上，允儿就发了高烧。
小脸烧得跟炭火似的，嘴唇干得起皮。
我娘二话不说，找隔壁刘婶借了辆板车，把孩子裹在被子里，拉着就往镇上卫生院跑。
十四五里地，又是土路，雪没化完，一踩一脚泥。
我举着手电筒跟在板车后头，风灌进棉袄领口，冻得直打哆嗦。
我娘在前面拉着车，走得急了，脚底下一个踉跄，差点栽进沟里。
天蒙蒙亮的时候，才到卫生院。
大夫给允儿打了退烧针，又灌了药，说再晚来半宿，孩子就保不住了。
我娘坐在走廊的长椅上，头发被汗打湿了，贴在额角上，嘴皮干裂。
我蹲在她脚边，手里的电筒早就没电了。
等允儿退了烧，天亮透了，我娘才笑了。
我凑过去，碰了碰襁褓里那张小脸。
允儿忽然睁开眼，乌溜溜的一双眼睛，就那样看着我。
我心里那点别扭，在那一瞬间，化成了一滩水。
允儿从小就讨人喜欢。
嘴巴甜，见人就叫，说话脆生生的，像春天河里的冰碴子化开的声音。
村里人慢慢也改了口，说冯香兰捡了个宝。
我有时候放学回来，看见我娘坐在院子里，允儿趴在她腿上，娘一边择菜一边跟她说话。
阳光打在那娘俩身上，我站在院门口，心里头有说不清的东西翻上来。
说不上是高兴还是酸。
我爹走了以后，娘脸上很少看见笑模样。
允儿来了，她的笑也回来了。
我承认，有时候我偷偷有点嫉妒允儿。
有一回，我放学回来，听见邻居张婶在门口跟我娘说话。
张婶说：“香兰，你养这丫头，将来她亲爹妈找上门来，你两手空空，亏不亏？”我娘在剁猪草，刀落得一下比一下重，头也没抬：“我养我闺女，图她报答我？”张婶讨了个没趣，走了。
那时候我不懂。我站在院墙根底下，听着我娘剁猪草的声音，一下一下的，心口就那样热了一整夜。
02
我十六岁那年初夏，中考成绩出来了。
县一中，录取通知书送到家里那天，我娘坐在灶台前烧火，拿着那张纸翻过来覆过去看了好几遍，嘴唇动了动，什么也没说出来。
我知道她想说什么。
学费要八十块，住宿费再加三十，家里拿不出来。
允儿那天从学校回来，看见那张录取通知书，眼睛亮晶晶的，说：“姐，你考上了！”我没说话。
当天晚上，我把录取通知书撕了。
撕得很碎，扔进灶膛里，看着它化成灰，才回屋。
第二天一早，我跟我娘说：“我不念了，我进城找活干。”我娘沉默了很久，最后只嗯了一声。
我走那天，允儿追到村口，拉住我的袖子，哭着说：“姐，我不上学了，我去干活，你回去读书。”我转过身，第一次冲她发脾气：“你敢再说不上学，我不认你这个妹妹。”她被我吼得愣住了，眼泪挂在睫毛上，不敢掉下来。
我进了镇上的一家制衣厂，先从流水线做起。
那会儿我年纪小，坐在缝纫机前，一天十二个钟头，手指头被针扎得全是洞。
晚上回到宿舍，疼得睡不着，就趴在床上，想起允儿那张哭着的脸。
那会儿允儿九岁，读小学三年级。
我每个月发了工资，留十五块钱给自己，剩下全寄回家。
我娘在信里说：丽娟，别太苦自己。
可我知道，她带着允儿也不容易。
允儿知道我念不成书是因为她。
她开始发狠地念书。
老师说这孩子聪明，将来能考大学。
允儿放学回来就趴在堂屋的方桌上写作业，写到天黑透了还不停。
我每年过年回家一趟，看见允儿的个子一年比一年高，辫子一年比一年长。
她的成绩单贴在墙上，一张比一张好看。
她偷偷给我写信，信纸是从作业本上撕下来的，字写得歪歪扭扭。
里头有一句，我到现在还记得：“姐，等我长大了，一定让你过上好日子。”我把那封信叠起来，收进一个铁盒子里。
铁盒子压在床底，跟那件我舍不得穿的棉袄放在一起。
允儿十三岁那年，出了一件事。
镇上有几个混混堵在校门口，跟允儿她们几个女生搭话。
允儿没理，那几个混混不依不饶，一路跟着，嘴里不三不四。
允儿弯腰捡起半块砖头，回身就砸过去，砸中了一个混混的肩膀。
回家后我娘才知道，气得拿笤帚追了半个院子，问她谁教的你动手打人。
允儿站在那里，被我娘打了两下，也不跑，说：“他欺负我，我就砸他。”后来我娘偷偷跟我打电话说起这事，语气又气又心疼：“这丫头，性子烈，真像人家说的，是个练家子托生的。”
我听了，嘴上没说什么，心里却想：允儿长大了。她不再是我那年蹲在板车边碰碰小手就心软的小娃娃了。
03
允儿十八岁生日那天，我特意请了两天假回家。
头天晚上，我娘擀了面条，央我去镇上买了两斤排骨。
那会儿已是初冬，天冷得早，院子里那棵老槐树的叶子掉得一干二净。
允儿放学回来，看见我站在院子里，撒腿就扑过来，一把抱住我：“姐！”她个头已经长到我眼睛这儿了。
我拍拍她的背：“十八了，大姑娘了。”
生日面端上来，允儿低头吃了一口，抬头冲我笑：“姐，等我高中毕业了，我就去城里找你。”我说：“你好好读书，考个好大学。”允儿说：“我考省城的，离你近一点。”我娘在一旁听着，没说话，低着头剥蒜，剥了一小碗。
那天下午，一辆黑色轿车停在村口。
车牌不是本地的，锃亮锃亮的，在土路的灰里显得格外扎眼。
一个穿深灰西装的男人从车上下来，身后跟着个提公文包的人。
他站在我家门口，打量着院门上的红漆，那扇门是我爹在世时刷的，如今斑斑驳驳，露出底下的木头颜色。
他开口问：“这里是冯香兰家吗？”
我娘从灶房出来，围裙都没解，上下打量了他一眼：“你找谁？”那男人递过来一张纸：“我叫薛永强，周允儿的亲生父亲。”我手里的蒜皮掉在地上。
我娘没接那张纸，盯着他看了好一会儿，才慢慢说：“进来说吧。”
薛永强坐在堂屋里，把一份亲子鉴定报告放在桌上，还有一张支票。
他说当年他和允儿的母亲分开了，允儿的母亲不知下落，他也是最近才打听到女儿被好心人收养，特来感谢。
他说话客气，但我听出来了。
他是来带允儿走的。
那张支票上的数字，我扫了一眼，够我们家盖三间新瓦房。
我娘看都没看，把支票推回去：“这孩子我养了十八年，不是用钱买的。你问她，她愿意走就走，我不拦。”
薛永强收起支票，脸上的表情看不出高兴还是不高兴。
他说：“好，我听孩子的。但有一句话我想问问——”他看向我，“听说你当年为了供妹妹读书，连高中都没上？”我没说话。
他点了点头：“允儿今年十八了，已经是大人了。她再待在这里，你们家要供她读大学，负担不小。”他这话说得客气，可每个字都带着刀。
薛永强走的时候，允儿还没放学。
他在门口站了一会儿，又回头看了一眼院子。
我站在堂屋门口，两只手插在口袋里，指甲掐进掌心。
我知道他说得对。
我娘一个人供允儿念了这么多年，头发都白了。
可我宁愿苦一点，也不想让允儿走。
晚上允儿回来，觉察出家里气氛不对。
她看看我，又看看我娘，问：“怎么了？”我娘拢了拢围裙：“没什么。来，面凉了，我给你热一热。”允儿没再问，低头吃面。
那碗面她吃了很久，一根一根地挑，像在数着什么。
我没动筷子，就那么坐着。
那顿饭吃得安静极了，只有灶膛里柴火噼啪响的声音。
04
薛永强第三次来的时候，允儿自己走出去见他的。
两个人在门口说了很久的话。
我站在灶房窗边，透过玻璃看着允儿的背影。
她穿着一件旧棉袄，袖子有点短了，露出半截手腕。
薛永强在说什么，允儿低着头听着。
过了一会儿，允儿转过身，推门进来。
她径自走到我面前，说：“姐，我想跟他们走。”我手里的搪瓷杯顿了一下。
允儿又说：“他是我亲爹，他有公司，能供我上大学。姐，你放心，我以后一定回来接你。”我看着她，嘴唇动了动：“你跟我说实话，是不是有人逼你？”允儿摇头：“我是自愿的。”
那天晚上，允儿搬到我屋里来睡。
姐妹俩挤在被窝里，谁也没说话。
过了很久，允儿小声叫我：“姐。”我说：“嗯。”她说：“你知道我为什么叫允儿吗？”我说：“娘说那是你亲妈刻在木牌上的。”允儿说：“我偷看过那块木牌，背面还有一行字，写着‘勿念为盼’。你说，她是怎么舍得把那么小的孩子丢在车站的？”我侧过身看她。
被窝里光线暗，我看不清她的脸，只听见她的呼吸声。
“也许她过不下去了。”我说。
允儿没接话。
过了一会儿，我听见她吸鼻子的声音。
我伸手过去，摸到她的脸，湿了一大片。
第二天一早，薛永强的车等在门外。
允儿拉着行李箱走到院门口，站住，转过身来。
那天的风很大，吹得她的头发乱糟糟的。
她先对我娘鞠了一躬，说：“妈，我走了。”我娘站在灶房门口，围裙还没解，嘴巴动了一下，没说出话来。
允儿又转向我，叫了一声“姐”。
我说：“走吧。”她把行李箱的拉杆攥紧了，像是攥着什么东西怕松手。
她顿了一下：“我会回来看你们的。”然后转身，上了那辆黑色轿车。
车开走了，村口的土路扬起一阵灰。
我站在院门口，一直看到那辆车变成一个黑点，消失在路的尽头。
风灌进领口里，凉得透骨。
我转身进灶房，看见我娘弯腰在水池边洗碗。
水声哗哗的，她背对着我，肩膀一耸一耸的。
那顿饭，我们做了一大桌子菜。
允儿爱吃的糖醋排骨，红烧肉，还有一碗长寿面。
谁也没动筷子。
傍晚的时候，我娘说要上镇上一趟，取点钱。
天擦黑她才回来，进门的时候，脸色不对，手里攥着个存折。
我问她怎么了。
她把存折递给我，手指有点抖。
我打开看了一眼，上面多了一笔进账。
二十万，就在今天下午。
“他没跟我商量，直接打进来了。”我娘说，声音里带着一种我从没听过的东西，“丽娟，这钱烫手。”
05
二十年就这么过去了。
我从流水线上熬到了质检主管，结了婚，生了孩子，生活波澜不惊。
制衣厂换了招牌，挂上去的牌匾写着“允儿服装集团”。
我站在车间门口，看着新挂的牌子，觉得那两个字格外刺眼。
允儿，允儿。
那件蓝底碎花的襁褓我已经很多年没见到了，那木牌上的字刻在我的记忆里，一闭眼就浮现出来。
她走后头两年，还打过几次电话。
后来电话越来越少，号码换了一个又一个。
再后来，就彻底没有消息了。
我娘嘴上不说，但我看见她偷偷把允儿的照片压在枕头底下。
有时候半夜醒来，听见她在里屋翻东西。
窸窸窣窣的，像翻信纸的动静。
新来的董事长要来视察。
厂里通知了三天，所有的横幅标语都挂上了。
那天早晨风大，我穿着洗得发白的工装站在第一排，胸牌被风吹歪了两次。
我伸手扶正，指尖碰到胸牌上那张塑料片，上面印着“郭丽娟”三个字。
风又吹过来，我没再管它。
一辆黑色轿车从大门开进来。
我认得那个车牌号，和二十年前村口那辆一模一样，只是车换了一茬。
车门开了，一个女人下车。
她穿着黑色套装，头发挽在脑后，动作利索。
她走过来，身后跟着一群人，有厂办的主任，有镇上的干部，浩浩荡荡。
我没敢抬头看她的脸。
可她在走到我面前的时候，停下了脚步。
人群跟着她停下来。
整个院子里，安静得能听见旗杆上的绳子拍打铁杆的声响。
她往我这边走了一步。
我能闻到一股淡淡的香水味，很清淡，像是某种花的味道。
她伸手，指尖轻轻点在我的胸牌上，指甲修剪得很短，很干净。
她没看那块胸牌，她看着我。
她说：“你还记得我吗？”
我抬起头。
二十年了。
她脸上褪去了当年那种青涩，眼角细看有几道极浅的纹路，眉骨高了些。
可那双眼睛，乌溜溜的，像碎玻璃一样，她十五岁那年就是这样看我的。
我张了张嘴。
嗓子像被什么东西糊住了，一点儿声音都发不出来。
她等了一会儿，没有等到回答。
嘴角微微动了一下，看不出是苦笑还是别的什么。
她收回手，从我身边走了过去。
我站在原地，手心里的汗把工装裤的布都洇透了。
周围的同事凑过来，有人小声问：“郭姐，你跟董事长认识？”我摇头，说：“不认识。”可我的眼睛，一直盯着她远去的背影。
那背影利落、挺直，和记忆里那个拖着旧行李箱上车的女孩，已经对不上号了。
傍晚下班，我绕到厂办大楼底下，朝上看了一眼。
三层的窗户亮着灯，她大概还在里面开会。
我站了一会儿，转身走了。
回到家，我从床底拖出那个铁盒子。
打开来，里面有一封信，是允儿十三岁那年写的。
白色的信纸已经泛黄了，字迹褪了些颜色，可那句话还是清清楚楚：“姐，等我长大了，一定让你过上好日子。”
我坐在床边，捏着那张信纸，一坐就是半宿。
06
第二天中午，三车间的一个小姑娘跑到质检部找我：“郭姐，门口有人找你，说是董事长的秘书。”我心里突了一下。
出到厂门口，一个年轻女人站在那里，看我出来，递过来一张纸条：“周总说，晚上七点，老城茶馆，她想见你一面。”纸条上写着地址。
我捏着那张纸，纸片很轻，我的手指微微发颤。
“她说了什么事吗？”我问。
秘书摇摇头：“周总只说，让您一个人来。”
晚上七点，我到了老城茶馆。
推开包间的门，周允儿坐在靠窗的位置，已经换了一身灰色毛衣，头发散下来，显得温和了些。
看到我进来，她没有起身，只抬手指了指对面的椅子：“坐吧。”我坐下来。
桌上摆着一壶茶，两个杯子。
她拎起茶壶，给我倒了一杯，动作很稳。
茶汤是红的，在灯光下显得很透。
她放下茶壶，没急着开口。
我也没说话。
包间里很安静，隔音不好，外面大堂断断续续飘来几嗓子评弹的声音，咿咿呀呀的，听不清唱词。
先开口的是她。
“我看到了。”她说，“那本存折上的入账记录。二十万，转款日期是农历冬月初四。”她看着我，眼神里有种我形容不出来的东西：“走之前那晚，我爸带我去了一趟镇上的银行，他让我亲眼看到那笔钱转进了咱妈的账户。”我愣住了。
周允儿的嘴唇动了动，声音低下来：“我以为那笔钱是她收下的。我以为我是被卖掉的。”我嗓子发紧：“允儿，我根本不知道这笔钱，妈也从没提过。”她的肩膀轻微颤抖。
“那两年，我写信，打电话，寄到镇上的地址。一封回信都没有。”她说，声音带着鼻音，“我给我妈写过三封信，都石沉大海。后来我想，人家收了钱，不想再跟我有瓜葛了，我就再没有脸打回去。”
我脑子里一片乱。
二十万，入账，回信，电话。
我妈从来没跟我提过这些事。
我心里忽然涌上来一股冲动，想要抓住她的手，问她过去二十年为什么一个电话都不打。
可我到底忍住了。
她看着我，眼里有水光一闪，迅速别过头去。
她端起茶杯，喝了一口，放下。
那杯茶她已经放凉了。
我开口，声音干得不像自己的：“允儿，攒存折的事，我今晚回去问妈。那笔钱，妈不会碰的。”她抬起头，看了我一会儿，什么也没说。
我站起身来，往门口走了两步，又回头：“明天你还在这吗？”她说：“我在。”
从茶馆出来，夜风扑在脸上，凉得清醒。
我在路灯底下站了很久，手里攥着那张写有地址的纸条，已经被汗洇湿了一角。
我想起二十年前那个清晨，允儿拖着行李箱在院门口站定，先对娘鞠了一躬，又转向我，说“姐”。
那声叫唤还在耳朵边上响着。
这些年我从来不敢回想那个画面，一回想，心里就钝钝地疼。
原来疼了整整二十年，也没见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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