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面抗战爆发之后，正面战场战事接连不断，不少战区经常出现防线崩坏、战局急转的局面，很多部队打到伤亡惨重，急需有力将领接手稳住阵线，罗卓英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频繁被调往各个危急战场，也得到了抗日战场上救火队长的称呼。
在国军高级将领当中，罗卓英不属于曝光度最高的一批人，但八年抗战当中，他参与过的大型会战数量，在同期将领当中排在前列，南北多个关键战场都留下过他指挥部队作战的记录。
罗卓英1896年出生于广东大埔，1922年从保定军校第八期炮科毕业，跟陈诚是同班同学，两人关系一直很近。
后来陈诚以第十一师起家，罗卓英先是当副师长，陈诚高升之后，他就接过了第十八军军长的位子。
在国民党军队的“土木系”里，罗卓英算是二号人物，长期隶属于陈诚系统，这层关系也影响到他之后的职务调动。
不过罗卓英并不是单纯依靠派系关系上位。
从1927年开始，他就积累了大量大兵团指挥经验，擅长指挥多师协同作战，部队攻防调度、阵地布防这些实务工作，这也是抗战爆发之后，高层愿意反复把他派到危局当中的重要原因。
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罗卓英率第十八军四个师驰援淞沪战场。等他赶到的时候，罗店已经丢了。罗卓英马上命令第十一师往回夺。
接下来一个多月，他的部队就跟日军在罗店、浏河一带来回拉锯。白天日军靠飞机、坦克、大炮拿下阵地，晚上罗卓英的部队又夺回来。
这场拉锯战打得极其惨烈，日军自己都管罗店叫“血肉磨坊”。罗卓英几乎每天都在前线盯着，有几次差点被日军击中，但始终没离开过指挥位置。
淞沪会战结束后没多久，罗卓英又被任命为南京卫戍副司令长官，协助唐生智守南京。南京失守之后，他回到苏皖浙边区，接替薛岳当了第十九集团军总司令。
1938年武汉会战打响，罗卓英带着第十九集团军先在彭湖战场跟日军交火，在流澌桥一带歼灭了不少日军，还多次拦住日军在湖口登陆的企图。
9月，他又接替陈诚当了武汉卫戍总司令。武汉会战期间，罗卓英先在第三战区打，又被调到第九战区，后来又转到第五战区，来回跑了几千公里，哪儿危险往哪儿去。
“救火队”这个称号就是在这期间叫开的。
武汉沦陷后，罗卓英的第十九集团军划归第九战区，参加南昌会战。1939年3月，日军四个师团进攻南昌。罗卓英指挥部队边打边退，在修水以南、赣江以北慢慢建立起根据地，跟日军第101、106师团对峙。
4月，他组织了一次反攻，想夺回南昌，但因为没切断南浔铁路，日军援兵上来了，加上有个师长临阵退缩，反攻没成。
南昌会战之后，罗卓英又带着部队参加了第一次长沙会战。1940年2月，他升任第九战区副司令长官，仍兼着第十九集团军总司令。
1941年3月，日军出动四万多人、一百多架飞机、四十多辆坦克，分三路向上高扑过来，想消灭第十九集团军主力。罗卓英指挥六个多万人，采取两翼牵制、诱敌深入的打法。
当时指挥部里有人主张撤，罗卓英说了一句话：“上高以西，无阵地可守。”他把部队稳住，决心在上高跟日军打一场。这一仗打了二十六天，日军第三十四师团几乎被全歼，毙伤日军一万五千多人。何应钦说这是“抗战以来最精彩的一战”。
上高会战之后，罗卓英又参与了第二、第三次长沙会战。第三次长沙会战的时候，薛岳甚至留了话：他要是阵亡了，就由罗卓英接替指挥。
1942年，罗卓英被任命为中国远征军第一路司令长官，带兵入缅作战。
在缅甸，他跟盟军中国战区参谋长史迪威在指挥上有分歧，没打出太突出的战绩。当年8月，中国驻印军成立，史迪威当总指挥，罗卓英当副总指挥，1943年春天，罗卓英被调回国内。
整个抗战期间，全国十大战区，罗卓英至少在第一、第三、第五、第七、第九战区打过仗，再加上南京、武汉和滇缅印这些地方，差不多走遍了半个中国。国民党元老于右任称赞他“行三万里程，打二百回仗”。
这个说法不算夸张，从淞沪到南京，从武汉到南昌，从上高到长沙，再到缅甸，罗卓英确实一直都在战场上。
罗卓英这个人不怎么掺和政治，就是一门心思打仗。他带过的第十八军后来出了不少名将，像胡琏、高魁元这些人，都是他一手培养起来的。他还会写诗，出版过诗集。但这些文人的东西跟他在战场上的表现比起来，实在不算什么。
1961年，罗卓英在台北病逝，终年六十五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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