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2015年《巴黎协定》写下“将全球温控制在1.5℃以内”这行字的时候,几乎所有人都觉得这是一道必须守住的红线,科学家的警告、政治家的承诺、媒体的报道,都指向同一个方向,只要跨过这道门槛,世界就会陷入万劫不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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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十年之后的今天,联合国环境规划署的一份最新报告却给出了一个令人不安的判断,这条红线,可能已经被世界甩在了身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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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份9月2日发布的报告开篇就直言不讳,创纪录的热浪、致命的洪灾和极端天气,已经清楚地反映出地球正在持续变暖,而且即将突破那个被反复提及的安全温度阈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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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在报告发布后说了一句话:“为1.5摄氏度而战,就是为全人类而战。”但他紧接着就补了一句更扎心的话:“我们将在未来几年内突破1.5℃的限值。”

世界气象组织给出的预测数据更加具体,根据该组织委托英国气象局编制的《全球年度至年代际最新通报》,2026年至2030年期间,全球年均近地表温度将比1850至1900年的平均值高出1.3℃到1.9℃。

未来五年内至少有一年全球平均温度暂时超过1.5℃的几率高达91%,而五年平均升温突破1.5℃的可能性也达到了75%,换句话说,这不是“会不会发生”的问题,而是“哪一年发生”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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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合国环境规划署执行主任安诺生对此的表述更为直接:“在全球范围内,极端热浪已经证明,气候影响将来得更快、打击更猛、持续更久,将夺走更多生命并造成更严重的破坏。”

她警告说,如果气温持续保持在1.5℃以上,将“不会有任何好的结果”,IPCC主席吉姆·斯基在2026年6月伦敦气候行动周的演讲中也坦言,全球变暖超过工业化前水平1.5℃“在不久的将来几乎不可避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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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真正让人后背发凉的不是温度的上升本身,而是温度上升之后触发的连锁反应。

2025年10月,来自23个国家87家机构的160名科学家共同撰写的《全球临界点报告》给出了一个令人震惊的结论,地球已经达到了第一个气候临界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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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水珊瑚礁的大规模死亡成为了首个显著标志,报告指出,目前全球气温已上升约1.4℃,而温水珊瑚礁的热临界点中心估计为1.2℃,范围在1℃到1.5℃之间。

这意味着,即便人类能将升温控制在1.5℃以内,珊瑚礁也几乎确定,超过99%的概率将大面积消失,而这个生态系统支撑着近10亿人的生计以及四分之一的海洋生物多样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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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认为,珊瑚礁的消失绝不仅仅是一个生态问题,近10亿依赖珊瑚礁生存的人口,他们的食物来源、经济收入、海岸防护,所有这些都将随着珊瑚的白化而崩塌,这不是某个遥远岛屿上的事情,这是全球供应链、全球渔业、全球数亿人饭碗的事情。

然而珊瑚礁只是一个开始,《全球临界点报告》同时警告,随着全球变暖突破1.5℃的临界阈值,世界正迅速逼近一系列灾难性临界点,极地冰盖的不可逆转融化、关键洋流的崩溃、亚马孙雨林的大面积退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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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陵兰和南极冰盖的不可逆融化将导致海平面长期上升数米,影响数亿人,亚马孙雨林因气候变化与森林砍伐的双重压力,可能在升温达1.5℃时开始大面积枯死,影响超过一亿依赖其资源的人群。

大西洋经向翻转环流则面临在升温低于2℃时崩溃的风险,这将扰乱全球气候模式,导致西北欧冬季更寒冷、西非和印度季风减弱,并直接威胁全球农业产量与粮食安全。

对此我觉得,临界点最可怕的地方在于它的不可逆性,一旦跨过,就不是“再降回来”那么简单,冰盖融化了几米,海平面就上升了几米,这个过程无法逆转,亚马孙雨林变成了稀树草原,储存的碳释放到大气中,这又是一个无法挽回的反馈循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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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在2025年11月贝伦气候峰会上的发言或许最能说明问题的严重性,他说:“残酷的事实是,我们未能确保将升温控制在1.5℃以下。

科学现在告诉我们,超过1.5℃限值的暂时性超标,最迟从2030年代初开始,是不可避免的。”他警告,即使是暂时性的超标也会带来戏剧性后果,可能将生态系统推过不可逆转的临界点,使数十亿人暴露在不宜居的环境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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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PCC主席斯基在哥本哈根部长级会议上的发言同样令人警醒,他指出,在当前政策路径下,到本世纪末全球升温将达到2.8℃,即便所有国家自主贡献都得到实施,升温也将在2.3℃到2.5℃之间。

只有在最乐观的情况下,各国实现长期净零排放承诺,峰值升温才能限制在1.9℃,而2.8℃的世界是什么概念?斯基直言不讳:“3℃的升温,与当前的减缓政策相一致,将带来灾难性后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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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实的极端天气数据已经在印证这些警告,全球水监测联盟发布的2025年度报告显示,水相关灾害在2025年造成了近5000人死亡、约800万人流离失所,全球经济损失超过3600亿美元。

全球极端降雨正在加剧,最大日降水量每十年增加2.3%,超过35℃的高温天数每十年增加8.3%,西班牙和葡萄牙在春季经历了湿润天气后,短短几个月内就转为骤旱和严重野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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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6年的风险清单上,地中海、非洲之角、巴西和中亚的干旱正在酝酿,而萨赫勒、南部非洲、澳大利亚北部和亚洲大部分地区的湿润条件则让洪水更有可能发生。

报告给出的最乐观情景是,全球升温峰值控制在1.8℃,随后逐步回落,但即便是这个最乐观的预测,也已经超过了1.5℃的红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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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告强调,高于1.5℃之后,气候影响和风险将随着每上升零点几度、每过一年而加剧,包括极端天气加剧、生态系统丧失、小岛屿发展中国家和低洼沿海城市被淹没,以及人类健康、粮食安全、供水、自然、城市、基础设施和经济遭受严重破坏。

我认为,这里有一个值得深思的矛盾,我们一直在讨论“1.5℃”这个数字,仿佛它是一个开关,打开了就灾难,没打开就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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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事实远非如此,升温1.4℃的时候珊瑚礁已经在崩溃,升温1.5℃的时候冰盖已经在加速融化,所谓的“红线”更像是一个心理锚点,而真正的伤害是渐进的、累积的、每零点一度都在发生的。

古特雷斯在报告中强调,迅速采取气候行动仍然可以让世界“悬崖勒马”,“到本世纪末,我们仍然可以将全球变暖幅度控制在1.5℃以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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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必须使温升超标幅度尽可能小、持续时间尽可能短。”但这需要通过加快淘汰化石燃料、推动可再生能源革命、大幅削减甲烷污染以及保护土地、森林和海洋来实现“超越目标的雄心”。

斯基在伦敦的演讲中也提到了一些积极信号,自世纪之交以来,太阳能光伏和电动汽车电池的成本下降了80%,风能成本也大幅下降。

风能和太阳能合计已占全球电力供应的10%以上,据报道,2025年可再生能源占所有新增电力装机容量的85%,2024年,投资者向清洁能源投入了2万亿美元,比化石燃料多出8000亿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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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这些积极信号是否足以扭转局面?答案恐怕不那么乐观,斯基指出,可再生能源的扩张主要集中在少数几个地区,主要是中国、欧洲和北美,而非洲和亚洲大部分地区的进展要慢得多。

障碍不是技术性的,而是政策和经济性的,发展中国家高昂的资本成本是阻碍进步的关键因素。

对此我觉得,这揭示了一个更深层的困境,气候变化最大的受害者是那些排放最少的国家,而他们恰恰最缺乏应对的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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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达国家承诺的适应资金至今未能兑现,而气候灾害已经在这些脆弱地区制造了实实在在的伤亡和流离失所,这不是未来的问题,这是正在发生的问题。

报告最后强调,对气候变化负有更大责任的国家应以最快的速度和最大的雄心采取行动,成功的条件包括坚定的政治意愿和多边主义、有效的政策、包容性治理以及资金支持。

即便全球温度最终回落到1.5℃以下,一些不可逆转的损失和永久改变的条件仍然不可避免,许多社区可能被迫迁移或改变生计方式,这将带来与公正、政治合法性和治理相关的新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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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认为,回到最初那个问题,1.5℃的目标真的还能实现吗?从科学上看,短期超标已经不可避免,但从另一个角度看,也许我们一直以来都把“目标”和“底线”搞混了。

1.5℃从来不是一个“安全”的终点,升温1.4℃的时候珊瑚礁就已经在死亡,1.5℃的时候冰盖就已经在融化。

真正的安全,是在1.5℃到来之前就拼尽全力让它停留的时间尽可能短、造成的伤害尽可能小,这不是一个关于“能不能做到”的问题,而是一个关于“值不值得拼尽全力”的问题,而答案,应该是显而易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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