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是我和阿秋结婚的第五年，五年前当领着那个连一句完整中国话都说不出来的越南女孩走进村子时，我几乎成了全镇人的笑柄和谈资。
那时候我三十一岁，在县城的工地上做泥瓦工。父母走得早，家里只有三间红砖平房和一身的灰浆。相亲相过了十几个，女孩们的要求从县城首付到二十万彩礼不等。我掏不出来，只能一年年地单着。后来远房的一个表舅找到我，说有路子能介绍个越南姑娘，只要三万块钱的“介绍费”和给女方家里的补贴，人就能带回来。
我当时心里十分没底，甚至觉得这事儿带着点买卖人口的荒唐感。但我实在太渴望有个家了，那三万块钱是我存折上的全部积蓄。跟着表舅坐了几天几夜的火车大巴，我到了中越边境的一个小镇。在那间逼仄潮湿的旅馆里，我第一次见到了阿秋。
她个子不高，皮肤微黑，穿着一件洗得有些发白的碎花短袖，手指粗糙，指甲缝里还有洗不掉的泥垢。她低着头不敢看我，紧紧抓着衣角。翻译告诉我，她家里有四个弟弟妹妹，遇到台风房子塌了一半，这三万块钱折算过去，刚好够她家里盖个新房顶，还能让弟弟继续上学。
交钱的那一刻，我心里很不是滋味。我像是在菜市场挑拣一件商品，而她就是那个明码标价的物件。但当她抬起头，用那双像小鹿一样惊恐又温顺的眼睛看了我一眼时，我突然觉得，我们都是被生活逼到墙角的可怜人。
带着她去办完跨国婚姻的繁琐手续，我们回到了北方的村子。我们回到村里后，村里的流言蜚语像长了翅膀一样飞满了每家每户的墙头。
“买来的老婆养不熟的”、“等着吧，最多半年，卷着家里的钱就跑了”、“听说她们那边有团伙，专门骗婚的”。
我那些平时交好的哥们儿，包括大雷，都在酒桌上语重心长地劝我，要把身份证、户口本和银行卡藏好，平时出门要把大门锁死。我承认，我当时真的害怕过。
刚结婚的那两个月，我们就像两个住在同一屋檐下的陌生人。语言完全不通，沟通全靠手机上的翻译软件和夸张的手势。每天在脚手架上干活，我的心都悬在嗓子眼。只要听到远处有摩托车或者汽车经过的声音，我就会忍不住想：阿秋是不是坐上车跑了？我那三万块钱是不是真打水漂了？回到家推开院门的那一瞬间，是我一天中最紧张的时刻。
但每次推开门，院子里总是干干净净的。水缸里的水挑满了，晾衣绳上挂着我洗得干干净净的工作服，厨房的烟囱里冒着炊烟。阿秋会从厨房里探出头，用极其生硬甚至有些滑稽的声调喊一声：“吃饭。”
她吃得很少，干活却很拼命。家里的那二分菜地被她翻得松松软软，种上了大葱和小白菜。她不会用洗衣机，总是一件件在院子里用手搓。我看着她蹲在水盆边，用力搓洗我衣服上水泥灰的背影，心里那种防备感像被温水一点点化开。
第二年的冬天我们这里下了一场很大的雪，工地上赶工期，我踩在结了冰的脚手架上，一脚踩空摔了下来。小腿骨折，虽然不算致命，但至少得在床上躺三个月。
包工头赔了一点医药费，但远远不够。躺在家里冰冷的土炕上，看着打着石膏的腿，我陷入了前所未有的绝望。家里没了经济来源，还要吃药换药，买来的米也快见底了。
我看着坐在床边默默给我用热水敷脚的阿秋，心里一阵发酸。我觉得她这次肯定要走了。跟着我这个废人，连饭都吃不饱，她图什么呢？
那天晚上，我把床底下的一个木箱子拉了出来，把里面剩下的最后两千块钱递给她。我用翻译软件对着手机说：“你走吧，我不想连累你，这钱你拿去当路费，回老家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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