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7年12月，南京城内，蒋介石已经离开首都，毛泽东则在陕甘宁边区。一个面对失守后的军政困局，一个从战局与舆论中得知惨案，两人的反应，不能只用几句口号概括。
南京失守前，真正让蒋介石难以决断的，并不是要不要迁都，而是南京是否需要象征性地抵抗。淞沪会战从1937年8月持续到11月，国军主力损失严重，日军沿沪宁线逼近，南京已很难长期坚守。
当时，国民政府内部有人主张迅速撤离，保存军队和政权；也有人认为，南京是首都，又有孙中山陵寝，不能不战而弃。唐生智主动提出留守，蒋介石遂任命他为南京卫戍司令长官。
有意思的是，蒋介石并没有把南京当作决战之地。12月初，他离开南京前往后方，随后国民政府逐步向武汉转移。唐生智留下的部队兵力和训练状况并不理想，南京城内还聚集着大量来不及撤走的居民。
12月12日，守军撤退失去秩序。部分部队试图渡江，许多人因缺少船只而溺亡，也有士兵换上便衣进入难民队伍。南京城的军事防线迅速瓦解，百姓却被困在城中，成为侵略军暴行的直接受害者。
12月13日，日军进入南京。此后约六周，杀戮、强奸、抢掠和纵火持续发生。南京安全区国际委员会成员留下的日记、外国记者报道以及幸存者证言，都记录了这场灾难。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后来认定，遇难者超过二十万人；南京审判战犯军事法庭认定遇难人数达三十万人以上。
关于日军下令屠杀的问题，历史研究表明，日军在进城后对中国战俘和居民实施了大规模、有组织的暴行。大量被俘士兵遭到集体杀害，江边、城门附近和郊区成为集中屠杀地点。强奸行为同样极其普遍，妇女和儿童都未能幸免。
德国人约翰·拉贝、美国人魏特琳等外国人士，在安全区内尽力保护难民。拉贝在日记中多次记载日军闯入难民区、抢掠妇女的情形。安全区并非绝对安全，却为数以万计的南京人提供了暂时庇护。
至于蒋介石的反应，不能简单说成“一个月后才从报纸上知道”。南京失守后，国民政府不断收到来自南京的电报、报告和外交渠道消息，蒋介石不可能完全不知情。只是战时交通混乱，加上日军封锁、信息零散，惨案的完整规模并非短时间内就能掌握。
1938年初，国民政府开始通过外交机构和国际舆论揭露南京暴行。蒋介石在公开讲话中谴责日军的奸淫掳掠，要求继续抗战。从政治和军事角度看，他确实承担着南京防守安排失当、撤退组织混乱等责任，但把所有责任归结于他个人，也无法解释日军蓄意实施暴行的根本性质。
毛泽东获悉南京惨案后，主要采取的是政治宣传和战略动员方式。中国共产党通过报刊、文章和电台，持续揭露日军屠杀事实，向国内外说明这不是普通战斗中的偶然失控，而是日本军国主义侵华战争的一部分。
1938年5月，毛泽东发表《论持久战》，其中写道：“日本帝国主义的战争是退步的和野蛮的，中国的战争是进步的和正义的。”这篇文章并非专为南京大屠杀而作，却把南京、华北和其他沦陷区的惨案放进整个侵华战争的逻辑中，指出日本虽然军事力量较强，却无法凭借暴行迫使中国屈服。
毛泽东还明确提出，抗战不能寄希望于外国调停，必须依靠中国自身的组织、动员和持久抵抗。朱德等人也在文章和讲话中揭露日军屠杀，号召军民扩大敌后抗战。这样的回应，重点不在个人悲愤，而在于把惨案转化为揭露侵略、组织民众和坚持抗战的政治行动。
蒋介石的反应偏重于政府外交与军事部署，毛泽东则强调战争性质、民众动员和持久作战。两者路径不同，但南京大屠杀首先是日本侵略军制造的国家暴行，不能被任何中国方面的失误所掩盖。南京城的陷落可以讨论，守军撤退可以追责，三十万同胞遭到杀害的事实，却不容混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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