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5年5月3日，上海华东医院，病床上的刘亚楼已经十分虚弱。罗瑞卿赶来探望，转达毛主席和中央领导对他的牵挂。刘亚楼断断续续地说：“请他们多保重……工作很紧张，你们都是主要负责同志，也要爱护身体。”话没说完，他便再次陷入昏迷。

这位新中国首任空军司令员，生命已经走到最后几天，心里惦记的仍不是自己的病，而是部队建设和国家军务。几个月前，毛主席曾专门写信叮嘱他安心养病。刘亚楼却闲不住，刚有好转，便在病床上批阅文件、听取汇报。

毛主席与刘亚楼之间的深厚情谊，正是在一次次战斗和任务中积累起来的。刘亚楼参加革命较早，1930年便担任红军团级政治干部。第一次反“围剿”时，他率部诱敌深入，配合主力歼灭张辉瓒部，并活捉张辉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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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场上，他不是只会猛打猛冲的将领。第二次反“围剿”期间，红军在敌后连续转战，刘亚楼率部长驱数百里，执行牵制、突击和歼敌任务。第三次反“围剿”以及后来的黄陂战斗中，他都表现出较强的组织能力，逐渐成为红一方面军的重要干部。

长征开始后，刘亚楼担任红二师政治部主任。红二师承担过突破封锁线、掩护中央纵队渡过湘江等艰苦任务。1935年1月，部队突破乌江并占领遵义，为中央红军随后展开机动作战创造了条件。四渡赤水期间，刘亚楼率部多次担任重要方向上的突击和掩护任务。

有意思的是，毛主席并没有把刘亚楼只看作一名战将。1938年，毛主席决定派他赴苏联伏龙芝军事学院学习，特意嘱咐他多钻研军事，少学空泛的政治。刘亚楼抵达苏联后，补习文化课程，系统学习军事理论。德国入侵苏联后，他又参加了苏联卫国战争相关工作，获得了正规军事教育和现代战争经验。

1945年7月，为配合苏联红军对日作战，刘亚楼化名王松，随苏军回到东北。抗战胜利后，他留在东北从事军政联络。1946年5月，在罗荣桓、林彪推荐下，刘亚楼担任东北民主联军参谋长，开始在更大范围内参与战略指挥。

辽沈战役中，“先打锦州”是中央军委确定的关键部署。刘亚楼参与作战筹划和指挥协调，推动东北野战军集中兵力完成突破。平津战役中，他又负责重要的城市攻坚部署。天津战役从1949年1月14日开始，至15日结束，人民解放军迅速攻克天津，这场战斗让中央更加看重刘亚楼的组织和指挥才能。

新中国成立前夕，毛主席考虑的已不只是如何打赢地面战争。1949年7月10日，他致信周恩来，提出建设人民空军、购买飞机、选派人员赴苏联学习等设想。9月21日，毛主席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上指出，人民武装力量不仅要有强大的陆军，还要有强大的空军和海军。

问题随之而来：谁来承担这项从无到有的工作？

毛主席选择了刘亚楼。一次谈话中，他对刘亚楼说：“你在苏联吃了几年面包，现在从地上转到天上，组建空军怎么样？”刘亚楼坦言，自己学的是陆军，恐怕难以胜任。毛主席却并未改变决定：“我相信你有这个能力。”

刘亚楼接受任务后，提出边建边学、边学边干。他与常乾坤等人研究空军领导机关和干部配备方案，并以第四野战军第十四兵团机关、军委航空局部分人员为基础筹建空军。1949年8月，他赴苏联谈判，争取飞机、专家和航校援助。10月25日，刘亚楼正式出任空军司令员；12月1日，人民空军第一批六所航校按计划开学。

抗美援朝战争爆发后，刘亚楼贯彻“边打边建”，推动年轻的人民空军投入实战。空军飞行员从训练场走向战场，王海、韩德彩等战斗英雄相继涌现。对于一支刚刚组建不久的空军而言，这种成长并不轻松，背后是严格训练、周密指挥和大量人员牺牲。

1964年，刘亚楼出访巴基斯坦期间身体不适，回国检查后被发现患有肝癌。中央军委要求他住院治疗，他却因为美国无人驾驶侦察机不断侵入中国领空，迟迟不肯离开工作岗位。10月15日，他前往广东研究拦截方案。11月15日，得知我军首次击落美国无人驾驶侦察机后，他立即向毛主席报告。

也正是在身体恶化之后，毛主席问起他的家庭安排。刘亚楼说，妻子正在学习，将来可以照顾孩子；自己身体不好，或许哪天就要“去见马克思”。毛主席听后眼眶发红，拍着他的肩膀说：“以后不许说这种话了，在我没有见马克思以前，你们都要好好的。”

这句话并非责备，而是对一位老部下的挽留。遗憾的是，刘亚楼的病情最终没有逆转。1965年5月7日，他在上海病逝，享年55岁。此后，中央为他举行了大将规格的葬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