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外滩十六铺路口，一个男人背着一大袋矿泉水瓶，站在树下。袋子很大，拎起来不到二十斤，卖到废品站也就十五块钱左右。
他是河南人，58岁，以前在河南纱厂上班。下岗后在煤矿干过，在饭店干过，两个月前来了上海。想找份洗碗的工作，饭店经理说招满了，嫌他年纪大。于是他开始捡瓶子，“捡到哪就睡到哪，一般从南京路捡到十六铺这里，再返回去。”
58岁，在上海连洗碗的工作都找不到。如果连饭店洗碗工都拒绝他的话，那他还能做什么？这不是他一个人的困境，是很多过了五十岁、没有高学历、没有特殊技能的人共同的处境。工厂不要、服务业嫌老、体力活吃不消——卡在中间，上不去下不来。
他住的地方是露天的，睡觉的地方是捡瓶子途中碰到的屋檐，洗脸洗澡在豫园公厕。他跟我说这些的时候语气很平静，像在说别人的事。我问他冬天怎么办，他说过两个月再去找工作。语气里没有抱怨，也没有急切。
这样的人往往不喊苦，因为他们知道喊了也没用。他只是回答你问的每一个问题，不诉苦、不求人、不问你能不能帮他找个活干。他唯一一次主动提建议，是反问我：“你弄个三轮车收瓶子吧，我们捡好一袋卖给你。”他连自己一天捡不了多少、清洁工也在捡、竞争激烈这些事都说了。
他说：“没有什么不好意思的，没有钱才不好意思。现在大环境这样，没办法。好多本科生、研究生也没工作。”这句话从一个58岁、睡在街上、捡瓶子为生的人嘴里说出来，不是自我安慰，是基于他有限经验得出的判断。
中原纱厂是1950年上海内迁援建的，初代技术骨干大半是上海人。1990年代末纱厂在“压锭减员”中大量下岗分流，他就在那一批里。
他为祖国的现代化建设做过贡献，如今穿梭在这座城市的霓虹灯下捡瓶子——而这座城市里最亮的那些楼，有一部分就是用他那个年代纺出来的纱和布换来的外汇盖起来的。
他在外滩认识了一个同年同月同日生的人，搞音乐的。他说是缘分，还说他现在也认识了我。我走的时候回头看了一下，他正穿过红绿灯往河南路方向走，背着一袋不到二十斤的瓶子。那袋东西值十五块钱，是他一天的收入，也可能是他今晚的饭钱和明天早上的早餐。
他自始至终没有一句怨言。从纱厂到煤矿到饭店到街头，一路走过来，好像每一段都是理所当然的。而黄浦江对岸的东方明珠、金茂大厦、上海中心，今晚格外明亮。他说的话是：“没有钱才不好意思。”
那个外滩的下午，我第一次觉得，这座城市的繁华跟靠它最近的人之间，隔着一整袋矿泉水瓶的距离——很轻，不到二十斤，但你很难替那个人把它拎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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