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26年冬，京城刑部大牢，年羹尧接到雍正赐死的谕令后，迟迟没有动手。他大概还在等，等那位曾经与自己“生死相托”的皇帝，能念及平定青海的旧功，留下一点情面。
但这一次，年羹尧等来的不是召见，而是监刑官的催逼。那个曾经手握西北军政大权、令朝廷百官侧目的“年大将军”，最终在狱中自尽。更严厉的处置，随后落到了他的妻妾、子女和族人身上。
年羹尧的败亡，并不是一场突然发生的风波。雍正即位初年，他是皇帝极为倚重的重臣。1723年，青海局势紧张，年羹尧以抚远大将军身份统筹西北军务。次年，罗卜藏丹津叛乱被平定，年羹尧的声望达到顶峰。
那段时间，西北调兵、粮饷、官员任用，很多事情都要参考他的意见。权力集中之后，年羹尧渐渐不再满足于“奉旨办事”，而是把自己当成了西北的真正主人。
1724年秋，年羹尧进京陛见。沿途官员迎候，他却摆出极大的排场，甚至让总督、都统等人在道路两侧跪迎。王公大臣前来问候，他也只是冷淡点头。这样的举止，放在普通大臣身上或许是骄横，放在皇帝刚刚登基、急于整顿朝纲的雍正面前，便成了对皇权的直接冒犯。
有意思的是，年羹尧并非没有察觉危险。雍正曾在朱批中提醒他“自持”，意思已经相当明白：功劳再大，也必须守住臣子的分寸。可年羹尧没有收敛，反而继续经营自己的势力。
在陕、甘、川一带，他保举的人常被优先任用，时人称为“年选”。他给下属的文书使用“令谕”一类称呼，对同级官员颐指气使，甚至让蒙古王公和朝廷侍卫也按自己的规矩办事。吏治上的受贿、侵吞钱粮，更让雍正无法容忍。
雍正三年，年羹尧的处境开始急转直下。皇帝先撤换四川、陕西的重要官员，随后解除他的川陕总督职务，收回抚远大将军印，改授杭州将军。表面看是调任，实际上已经是剥夺兵权，准备进一步审查。
年羹尧到了杭州后，仍然幻想皇帝会念旧情。他在江苏仪征一带迟疑不前，不愿立即赴任。这个举动传到雍正耳中，无异于再次触怒龙颜。皇帝随即加快了处理进程，年羹尧的罪名越列越多。
1726年，议政大臣议定年羹尧九十二款罪状，其中涉及大逆、专擅、僭越、结党营私等罪名。严格说来，九十二条并不等于九十二件独立大案，而是把不同性质的行为分门归类。但其中足以置人于死地的罪名确实不少，年羹尧已经没有翻案可能。
雍正最终没有公开凌迟，而是命他自尽，并把这说成是格外开恩。年羹尧不肯立刻服毒，甚至希望再见皇帝一面。可在专制君权之下，所谓赐死，本身就是不可讨价还价的命令。等待他的，只有一条路。
年羹尧死后，雍正并没有只处罚本人。年氏家族受到清算，父兄亲属中任官者被革职，家产被查抄入官。年羹尧的几个儿子也未能保全，除年富被处死外，其他儿子被发往边远地区充军或严加管束。年氏一门由此迅速失去政治地位。
他的妻妾女眷同样没有恢复自由。按照雍正朝的处理方式，年羹尧妻妾及家属被拘押，随后发往杭州，由当地将军负责管束。这里需要说清楚：她们并不是全部被杀，而是被作为罪臣家属剥夺身份、迁离原籍，生活受到严密控制。对一个显赫家族而言，这种发遣和监视，已经足以让其彻底失去立足之地。
年羹尧的女儿也受到家族罪案牵连，但清廷对已出嫁、尚未出嫁的女性，处理方式并不完全相同。能够查到的史料，更多记载的是妻妾被发遣、家产被籍没，以及子嗣被治罪，并没有充分依据证明年家女眷全部遭到杀害。把“妻女尽数被杀”说成定论，并不严谨。
年贵妃当时虽是雍正宠妃，却没有能力挽救整个年氏家族。她在年羹尧获罪后仍然保有宫中身份，但年氏外戚的政治影响已经被彻底切断。雍正五年，年贵妃病逝，年家在朝廷中的最后一层保护也随之消失。
值得一提的是，雍正后来曾赦免年羹尧部分儿子，并安排人加以管束。这说明皇帝的目标主要是摧毁年羹尧的权力网络，而不是把年氏所有人赶尽杀绝。不过，对妻妾、子女实施拘押、发遣，对族人革职抄家，依然是极其严酷的政治惩罚。
年羹尧的悲剧，关键不只在贪腐，也不只在骄横，而在于他把军功转化成了私人权威。当臣子的威望大到足以让地方官员只知有“年大将军”，皇帝便很难再容忍他继续存在。对妻女和家族的处置，正是清代连坐式政治逻辑最冷峻的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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