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4年3月，缅甸北部钦敦江一带，日军第15军向英属印度发动进攻。出发前，日军将领牟田口廉也判断，英军在新加坡、香港接连失利，士气早已崩溃，只要集中兵力猛攻英帕尔，很快就能打开印度的大门。
结果，这支号称要“一举改变战局”的部队，仅仅坚持了数月，便在饥饿、疾病和空袭中彻底崩溃。7月3日，日军正式下令撤退。撤回缅甸的道路上，尸体遍布，后来被称为“白骨街道”。
同样是对外扩张，为什么日本能把侵华战争拖延14年，在印度却只撑了4个月？答案并不只是战斗力差距，更在于战场条件、战略目标和后勤体系完全不同。
日本对中国的侵略，始于1931年“九一八事变”，全面战争则在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后爆发。中国地域辽阔，人口众多，工业和交通虽然落后，却拥有纵深极大的战略空间。
日军占领南京、武汉等大城市后，并没有摧毁中国的抵抗能力。大量军队和政府机构向西南、西北转移，抗战力量仍能依托山地、乡村和内地继续存在。日本占领的是城市、铁路和交通线，却始终没有真正控制广大的乡村地区。
这点很关键。
在中国战场，日军每推进一步，都需要留下部队守卫铁路、桥梁、车站和据点。前线看似不断扩大，实际兵力却被漫长的占领线牢牢牵制。中国军队虽然装备不如日军，但能够通过持久战消耗对手，使日本陷入“越占越大、越大越难守”的困境。
印度战场则完全不同。英军早已把英帕尔和科希马建设成重要军事据点，机场、仓库、医院和公路相互配合。英军第14集团军司令威廉·斯利姆判断日军会从缅甸方向突入，于是有意放弃部分边境阵地，把日军引向印度腹地。
日军一开始确实推进得很快。1944年3月，牟田口廉也指挥第15军所属部队越过钦敦江，试图包围英帕尔，并派第31师团进攻科希马。日军原本计划速战速决，甚至希望赶在4月29日日本天皇生日之前取得胜利。
有意思的是，日军真正面对的并不是几年前新加坡战场上的英军，而是一支已经完成整顿、拥有制空权和完善补给体系的英印联军。英军不再单纯依靠地面运输，而是通过飞机向英帕尔持续投送兵员、弹药和粮食。
日军却没有相应的空中力量。日本海军和陆军航空兵在太平洋及东南亚战场损失严重，印缅地区的制空权已经落入盟军手中。日军的运输线暴露在空袭之下，车辆难以通过山地和丛林，重炮也很难跟上部队。
牟田口廉也提出过极不现实的补给设想：征集大量牛、马等牲畜，既承担运输任务，必要时又充当肉食来源。可牲畜行动缓慢、目标明显，容易暴露部队位置；牲畜粪便还污染水源，增加了蚊蝇和疾病传播。
更大的问题是，日军把“忍耐”当成了后勤。士兵携带的粮食本来就不足，补给线又被英军飞机反复轰炸，前线部队很快陷入断粮。英军可以空投食品，日军却只能寻找野草、树根和残存的牲畜。
雨季到来后，情况迅速恶化。泥泞道路使运输几乎停顿，疟疾、痢疾、霍乱、伤寒等疾病接连出现。日军药品储备不足，许多士兵还没等到与英军正面交战，便已经因饥饿和疾病失去战斗力。
这场战役暴露出的，正是日军长期存在的一个致命毛病：重视进攻意志，轻视物资保障。中国战场上，日军还能依靠铁路、公路和占领区就地搜刮维持作战；英帕尔方向却是连绵山地和热带丛林，无法支撑大规模部队长期行动。
日军三个师团的指挥官早就担心补给问题，但牟田口廉也坚持认为，英军会迅速溃败。进攻受阻后，他又把责任推给下属，要求部队继续进攻。第31师团师团长佐藤幸德最终拒绝执行明显不切实际的命令，率部撤离，日军指挥体系由此出现严重裂痕。
英军并没有急于用地面部队硬拼，而是利用空运维持英帕尔守军，再以空袭切断日军退路。日军既攻不下据点，又无法获得补给，只能在丛林中慢慢消耗。到6月底，日军部队已经大范围失去战斗能力。
7月3日，东京大本营批准撤退。败退途中，日军丢弃火炮、车辆和大量武器，许多士兵因体力耗尽倒在路旁。根据战后统计，英帕尔战役中日军死于战斗、疾病、饥饿和撤退的人员总数超过八万人，成为日本陆军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最惨重的失败之一。
牟田口廉也随后被解除职务。1945年日本战败后，他曾被作为战犯嫌疑人拘押，但没有被远东国际军事法庭起诉，1966年在东京去世。英帕尔战役结束后，盟军在印缅战场逐步转入进攻，日军再也没有恢复主动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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