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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技术投资热、终端消费冷”的分化持续挑战市场共识,当基钦周期、朱格拉周期、库兹涅茨周期等经典周期理论愈发难以解释当下经济运行,一套沿用数十年的宏观分析框架正面临根本性冲击。做投资的,该更新认知框架了,传统周期逻辑已经解释不了当下的市场。

近日,知名经济学家、莫干山会议发起人朱嘉明接受《每日经济新闻》(以下简称NBD)记者专访时抛出重磅观点:全球经济底层逻辑已彻底重构,传统经济周期已荡然无存;AI(人工智能)不是普通技术工具,而是正在重塑产业形态的“新物种”,人类正从工业5.0时代加速迈向工业6.0时代。

他是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早期重要参与者

朱嘉明是上世纪80年代“改革四君子”之一,同时也是莫干山会议的发起人。作为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早期重要参与者,他的诸多观点均具有前瞻性。

2010年前后,朱嘉明开始系统研究区块链与数字经济,远早于2017年、2021年的行业热潮,是国内最早提出“数字经济重塑经济范式”观点的主流学者之一。他较早提出“AI将改写传统经济周期逻辑”“2020年代中期中国进入AI驱动的中长增长周期”,从2023年至2026年AI产业爆发、成为经济核心增长引擎的走势来看,其趋势判断准确。2024年,他提出“具身智能将成为未来经济活动新主角”,而目前具身机器人正成为产业投资热点。

不仅如此,2025年,朱嘉明在著作《第三种存在:从通用智能到超级智能》中系统提出科技奇点与通用人工智能、超级人工智能的关系。近年来,他系统研究了人工智能对现代经济学研究的改变。

“基钦周期、朱格拉周期、库兹涅茨周期荡然无存”

NBD:您怎么看待今年以来的宏观经济形势,有什么新特征?

朱嘉明:首先,我想谈一个方法论问题。自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之后的18年间,全球经济发生了根本性变化。然而,评估宏观经济的思想方法、概念以及统计手段,基本上没有跟随这种变化而调整。这导致了一个令人担忧的现象:这些传统方法、思想、理论和统计手段,不足以反映新的经济形势。

比如,人工智能是当前最大的变量,但是关于如何统计人工智能对整个宏观经济和微观经济的影响,至今为止并没有一套标准和统计手段;再比如,大家经常讲现在可能存在这样那样的危机,但是,其中的不少危机在还未完全形成之前就已经被化解了,或者有些危机并不收敛,没有构成足够的破坏力量。所以,宏观经济面临的一个严重挑战是:如何让经济思想、经济理论、经济方法,包括统计指标,能够与时俱进。

第二个问题是,自2008年以来世界经济到底有哪些本质性变化?

第一点,主导世界经济增长和发展的核心是创新。在人类历史上,没有任何一个时段像过去18年这样,技术创新对经济产生如此剧烈、持久的影响。

第二点,创新的实质就是完成了从数字化转型到智能化转型,形成AI智能体主导的经济形态。AI已经深刻地改变了整个产业结构、经济体制和社会组织的面貌。

第三点,投资的主要对象就是科技创新。全世界的货币增发速度远远超过按照传统指标衡量的通货膨胀扩张速度。原因很复杂,其中科技创新是吸纳投资的最大黑洞。

第四点,所有短的商业周期,比如一般商业周期——繁荣、萧条(危机)、衰退、复苏,这样经典的危机模式2008年以后基本没有出现,基钦周期、朱格拉周期、库兹涅茨周期全都荡然无存。AI将科技周期、创新周期引入到过去的传统经济体系之中,使技术创新周期成为现在的主导周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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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伴随数字经济、观念经济、智能经济的发展,生产和消费的边界正在模糊化。比如在Token(词元)经济中,Token的知识性生产就是消费,它的知识性消费就是生产。还有,大量居民把大量时间用于“屏幕时间消费”,包括使用豆包等AI产品,这都是一些新的消费形态。

我认为,人类社会现在经历的已经不是简单的工业4.0时代,而是从工业5.0时代到工业6.0时代。工业5.0时代就是AI智能体主导的,走向AGI(通用人工智能)的历史阶段,也就是工业6.0时代的起点。期间,整个社会经济的主体变了。再过三五年,对劳动生产率做出贡献的主体是AI智能体,它们没有碳基人的物质消费需求,因此就不能再以传统的消费指数作为衡量它们的尺度。

“发钱当然能提振消费,但要解决居民消费预期问题”

NBD:国家统计局最新数据显示,新动能对规上工业增长贡献率达到50.9%,首次扛起“半壁江山”。当新动能成为主要动能时,旧动能(如房地产、传统基建或者低端制造)会扮演什么样的角色?

朱嘉明:经济是由不同经济部门组成的,经济的变化就是比重的变化。比如,过去农业占90%,后来变成百分之几。今天讲工业,工业对GDP(国内生产总值)的贡献率超过35%;制造业增加值占全部工业增加值比重超过83%‌,其中‌装备制造业、高技术制造业等新动能的贡献超过50%。

这并不是说,传统产业被彻底摧毁,而是传统产业在经济中的比重在下降,下降的这部分比重被新兴产业,例如AI产业所替代。而房地产之前的比重过高是不正常的,被替代当然是好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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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BD:根据最新数据,7月份,与人工智能相关的电子元器件及设备制造、智能设备制造行业增加值分别增长24.7%和15.1%;但与此同时,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仅增长0.6%。您怎么看这种“技术投资热、终端消费冷”的反差?

朱嘉明:现在消费显得不那么强劲,主要是两个原因:一是就业规模没有相应扩展。原则上讲,经济增长4%或者5%,意味着劳动力市场的扩展,但今天GDP的增速很可能快于非灵活就业的增速。二是每一个具体的人的收入没有显著提高,导致家庭预算缩表,对未来的预期偏弱。但我个人认为,这种现象是暂时的,因为如果经济大环境改善,没有人会压抑自己的消费。

NBD:您怎么看AI对就业的影响?是否会加剧就业压力,进而导致消费可能更不乐观?

朱嘉明:目前看,AI正在越来越广泛地替代传统的人类工作岗位。但这种情况在人类文明史上是一再发生的。过了特定的历史过渡时期之后,现在的这种AI与就业摩擦状况会在相当大程度上被改变。

首先,AI与垂直产业进一步结合,会使第三产业的内涵发生革命性变化,会产生很多现在无法预期的就业岗位。而与垂直产业的结合是现在国内AI生态最重要的特征。

其次,人类在与AI结合的过程中,会发现自己过去没有认知到的潜力,很多能力需要条件才能激发出来。而且人类和AI代理的结合,也会迸发出很多我们尚不可知的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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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BD:您觉得发钱能提振消费吗?

朱嘉明:发钱当然能提振消费。

NBD:但是一直也有一个争论,在中国发钱,可能更多人会倾向于把钱存起来,而不去消费,这跟美国可能还不太一样。

朱嘉明:社会经济有问题是常态。我对消费不像很多人那么悲观。发达国家的主流消费模式是消费提前,甚至是“寅吃卯粮”。现在,“00后”通过信用卡等方式消费未来。消费明天,必须还账。不是要把明天的全部消费掉,而是适度消费。人们为什么不敢消费明天?是因为他的预期有问题。

所以,政府要认真解决居民的消费预期问题。解决预期问题就是要解决居民的未来信心问题,解决未来信心问题就要解决基本保障问题。所以无论如何,国家要提高社会福利尺度,缩小贫富差别,保证绝大多数居民,不管是被动就业还是自主就业,能够有一个生存与发展的基本底线。

“人的地位正面临AI的全面挑战”

NBD:您之前提出我们正处在“告别传统工业时代、以AI和量子科技主导的过渡新时期”。当前政策工具箱(逆周期调节、财政基建发力、专项债等)本质仍是工业时代的逻辑。您认为这套逻辑应对AI时代的产业范式革命还够用吗?是否需要创设一些新工具?

朱嘉明:AI时代和工业时代并没有一个绝对界限。AI时代意味着AI原生产业和被AI改造的传统产业走向融合的时代。作为框架而言的传统经济工具,依然大部分是有效的。只是说要对这些工具重新定义,重新赋予它与现实经济比较一致的内涵。

NBD:您觉得我国现在发展AI需要一些产业政策吗?

朱嘉明:我们需要非常有针对性的、系统性的AI产业政策。因为AI是牵一发而动全身的、对整个经济体系都能产生影响的领域。目前,中国AI在基础研究方面、尖端制造方面都还存在一些短板。这些方面都在努力,但还需要有更加集中的政策、资本和人力投入。

NBD:1984年您发起莫干山会议时,中国正处在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的“过渡期”;今天我们又站在从工业时代向智能时代转型的“过渡期”。作为亲历了两次大转型的学者,您觉得这两个“过渡期”最大的不同是什么?

朱嘉明:我们小时候,中国绝大多数人口是农民,最大的产业是农业。直到上世纪80年代,中国才完成从农业国到工业国的转变。这么多年来,社会环境、人口结构、产业结构、财富结构都发生变化,以往所有的积累和储备,都是让人活得更好,让人的价值被肯定。这次智能社会的变化是要人类认识到,人的地位正面临AI的全面挑战。

NBD:面对这种新的AI发展态势,需要做一些什么样的改变?

朱嘉明:人工智能不是需求推动型的新兴产业,是供给创造需求的产业,是技术驱动的商业模式。

未来,大量智能机器人替代人工进入企业,会带来企业组织形态、人力资源、管理等各方面的变化。因此,随着AI技术的普及和深入,传统工业时代的企业模式面临全方位的改革。随之而来的,是管理内涵发生变化。智能时代企业家的管理,首先是管理AI技术,其次是机器和人的共同体。企业家要学会和掌握如何与AI、Agent(智能体)结合,完成未来企业的运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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