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0年3月11日，北京，开国少将李贞去世后，工作人员整理她的遗物，最先看到的不是贵重物品，而是几把旧藤椅、一只用了几十年的行军箱，以及一双打着补丁的旧袜子。
这位新中国唯一的开国女将军，家中没有奢华家具，也没有成套摆设。四枚勋章静静放在一旁，四把藤椅用了多年，坏了就修，松了就补。那只行军箱伴随她走过战争年代，后来仍舍不得更换。
遗物中还有11000元人民币、2500元国库券和两根战争年代留下的小金条。对普通家庭而言，这是一笔不小的财产。李贞却没有把它留给亲属，也没有为自己安排特殊用度，而是早早在遗嘱中作出了分配。
一根金条捐给浏阳县，用于家乡建设；另一根金条捐给宁乡县，替丈夫甘泗淇支持家乡教育。两地分别是夫妻二人的故乡，这样的安排并非临时起意，而是她对故土和亡夫的一份交代。
那11000元存款，也被分成几部分。一部分捐给北京市少年宫，用于少年儿童培养；一部分作为党费，上交党组织；另一部分捐给宋庆龄儿童福利基金会，用来帮助儿童。她没有子女，却长期抚养烈士遗孤和困难干部子女，前后照料过20多个孩子。
有人曾替甘泗淇惋惜，觉得革命一生没有亲生孩子，多少有些遗憾。李贞也曾向丈夫提出过让他另娶，甘泗淇回答：“我要的是爱人，不是孩子。”夫妻二人没有留下血缘后代，却把许多革命家庭的孩子接到身边。
李贞出生于1908年湖南浏阳一个贫苦农民家庭，原本没有正式名字，乡亲们只叫她“旦妹子”。6岁时，她被送到古家当童养媳，打水、砍柴、洗衣、做饭，成了童年生活的全部内容。
她受过打骂，也曾因无法忍受婚姻和家庭压迫而投塘寻死。邻人把她劝回时，说女人只能认命。李贞没有接受这句话。1926年，她参加当地妇女解放运动，第一次郑重写下“李贞”两个字，也第一次拥有了属于自己的身份。
大革命失败后，她被反动势力追捕，躲进山中，继续为革命传递文件。一次游击战中，部队被逼到悬崖，弹药耗尽。她对战友说：“不能当俘虏，往下跳。”随后带头跃下，侥幸落在树上，才从包围中逃出。
1930年，李贞与张启龙结为革命夫妻，婚姻维持数年后因形势和工作原因结束。她没有停留在个人遭际中，而是前往瑞金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随后投入根据地组织工作。
后来，经陈琮英介绍，她与甘泗淇结婚。长征途中，李贞怀孕仍坚持工作，承担干部管理、伤员安置和部队组织事务。过草地时，她早产，孩子因缺乏粮食和医疗条件夭折。她本人也病重，战士们只得用担架抬着她前进，甘泗淇坚持亲自抬担架。
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和抗美援朝期间，夫妻二人多次并肩工作。1955年授衔时，甘泗淇被授予上将军衔，李贞被授予少将军衔，成为开国将帅中唯一一对将军夫妻。李贞还曾赴苏联，向当地妇女介绍中国人民志愿军的战斗情况。
军衔没有改变她的生活习惯。她常穿旧青布衣服，冬天穿旧军大衣，房间里只有简单家具。有人劝她换掉破旧藤椅，她却说：“修一修，补一补，还是可以用的嘛。”
1985年9月，李贞向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写信，申请辞去职务，获准后离开领导岗位。她晚年生活依旧简朴，种菜、修补旧物，衣物能穿就不换。去世时留下的财物，经过遗嘱安排，分别流向家乡、儿童事业和党组织，没有一件成为私人享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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