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6年东京审判开庭预演，中国法官的座次被排在英美之后。梅汝璈当即脱下法袍、退场抗议，并表示若座次不改，将提请辞职。最终，中国重新坐回第二席。

这场关乎国家尊严的较量，发生在东京审判的预演阶段。当时，中国法官的座次被安排在英美之后，这显然与中国的战胜国地位不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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脱袍退场，以辞职相争

梅汝璈没有接受这一安排。他当场脱下法袍，退出预演现场，并明确表态：若座次问题不解决，他将提请辞职。这一强硬姿态，迫使法庭重新考虑中国的席位。

最终，中国法官的座次被调整至第二席。这一结果，为后续审判中中国的话语权奠定了基础。

判决书起草权之争

座次问题解决后，另一个关键战场随即展开——判决书的起草权。当时有人主张判决书统一书写，但梅汝璈坚持，日本侵华部分必须由中国来写。

法庭最终接受了他的提议，由他负责判决书第五章《日本对华侵略》的起草工作。这一章节，成为东京审判中记录日本侵华罪行的核心部分。

从座次到起草权，梅汝璈的每一次坚持，都在为中国的尊严和话语权而战。这段历史，值得被记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