会议结束后，工作人员在二楼清理现场，发现玻璃上出现了异常裂痕。那不是普通的碰撞，而是双层玻璃被子弹贯穿，碎片散落在地。很快，公安人员从玻璃残骸中找到了弹头。
人民大会堂是国家举行重要会议、接待外国贵宾的场所。枪声究竟从哪里传来，开枪者又想做什么？消息报到周恩来那里时，他的震怒并不难理解。
“这里不是普通地方，必须查清楚。”
在周恩来看来，事情有两层危险。一层是大会堂的警卫工作出现了漏洞，另一层则是枪支竟然能够在北京城内被随意使用。那时国际形势复杂，任何针对重要场所的枪击，都可能被误认为是蓄意袭击。
负责调查的，是公安部副部长于桑。这个人并非临时被推到前台的普通干部。他早年参加红军，经历过长征，也长期从事保卫、反特和侦查工作。案件涉及枪支，又发生在人民大会堂，必须由熟悉情况、办案稳妥的人牵头。
专案组先盯住了弹道。按照当时的判断，射击位置似乎距离大会堂一两百米，长安街沿线和附近车辆因此成为排查重点。人员、住户、车辆，逐一核对，甚至对可能携带枪支的卡车进行检查。
结果却令人失望。那辆曾被怀疑的大卡车，车上的枪支没有使用痕迹，弹药也没有减少。原本最像突破口的线索，就这样断了。
现场只剩下弹头和玻璃。问题在于，当时国内的弹道技术并不成熟，许多判断还依赖已有经验。弹头发生变形，玻璃又是特殊材质，单凭肉眼很难准确推断射击距离。
僵局中，一名年轻警员提出了不同意见。他叫陈建华，年仅26岁，资历并不深，却注意到两层玻璃上的弹孔并不完全重合。
“如果距离太近，弹孔应当基本在一条线上。现在的位置发生偏移，说明子弹穿过第一层玻璃后，弹道已经改变，射击点可能更远。”
这个判断看似只是细节，却改变了调查方向。专案组找来相同材质的玻璃和同型号子弹进行试验，发现近距离射击时，两层玻璃的弹孔基本重合；距离拉大后，才会出现现场那种错位和碎裂状态。
实验结果说明，射击点不在长安街附近，而应当位于更远的居民区。范围一扩大，工作量成倍增加。北京当时不少家庭仍保存着战争年代留下的枪支，相关管理制度也尚未完善，公安人员只能逐户走访。
有人说听到过枪声，却说不清方位。调查一度陷入反复。就在这时，一位老人提到，院里有孩子经常拿枪打麻雀。这个细节立刻引起专案组注意。
排查很快锁定了16岁的李迪民。他是开国上将李达的儿子，家中曾保存枪支。2月2日上午，他确实拿枪向空中射击，原本只是为了打鸟，并没有针对人民大会堂的意图。
但“无意”并不能代替责任。公安人员收缴枪支后，对枪械、弹药和膛线进行检验，最终确认它与大会堂现场留下的弹头相吻合。案件从一场令人紧张的重大袭击，变成了一起由未成年人违规使用枪支造成的严重事故。
于桑将调查结果上报后，周恩来十分恼火。他批评的并不只是一个孩子，更是干部家庭对枪支管理的疏忽。
“幸亏没有伤人，否则后果谁也担不起。”
不过，周恩来没有把处理方式简单归结为重罚。李迪民年纪尚小，又没有蓄意伤人，因而没有被作为恶性政治案件严办。所谓“特赦”，更准确地说，是在查清事实后，考虑其年龄和主观动机，给予从宽处理，同时责成家长严加管教。
这件事也让枪支管理问题彻底暴露出来。战争年代，枪支曾是保卫家园、参加革命的工具；进入和平建设时期，若仍散落在私人家庭，尤其被未成年人随意接触，危险性就完全不同。
随后，国家加强了对枪支弹药的收缴和管理，机关、部队以及民间保存的枪械，都被纳入更严格的制度约束。人民大会堂那块被击穿的玻璃，留下的不只是一个四天侦破的案件，也促使有关部门重新审视和平时期的公共安全边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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