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6年，陕西临潼，曾志一家住进干休所后，生活表面平静，周围的空气却已经变得紧张。韩练成也在这里休养。一次散步时，他看到曾志在屋前屋后翻土、种菜，便停下来劝道：“曾大姐，歇一歇吧。”曾志没有停手，只回了一句：“谁也不能剥夺我劳动的权利。”

这件小事，后来被曾志的女儿陶斯亮记在心里。她说，母亲到了临潼以后，韩伯伯一直是家里的“保护伞”，甚至是“核保护伞”。这句话并非泛泛的敬称，而是对一段特殊岁月中相互照应关系的直接概括。

韩练成并不是干休所里普通的老人。他参加革命较早，长期在军队任职，经历过西北战事和解放战争，也曾在关键时刻为和平解决北平问题发挥作用。这样的履历，使他既懂军队规矩，也清楚复杂环境下，一句轻慢的话可能带来什么后果。

有意思的是，真正让他动怒的，并不是生活上的琐事，而是对老同志的侮辱。干休所工作人员曾用“陶铸的老婆”称呼曾志，没有使用她本人的职务和姓名。韩练成听说后，当面批评道：“曾志同志是井冈山时期的老红军，党龄比你们的年龄都大，怎么能这样没礼貌？”

话说得很重。可在那个年代，重话有时恰恰意味着担当。曾志早年参加革命，曾任中共广东省委副书记，是从井冈山斗争一路走过来的老党员。韩练成维护的，不只是一个称呼，更是对革命资历和人格尊严的维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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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对别有用心的言行同样不客气。谁要借机欺负老同志，韩练成往往直接指出，甚至严厉斥责。干休所里的人慢慢知道，这位身体已经不好的老将军，虽然不再掌握实际职务，却不会对明显的不公保持沉默。

他的照应还体现在许多细节上。那时，干休所里只有韩练成配有一名警卫员和一辆汽车。车辆并不只是他个人使用，其他老同志遇到急事，也常来借车。韩练成交代司机，所有人用车都要经过批准，唯独曾志和程世才不必受这道限制。

看似一辆车，背后却是信任。曾志年纪大，身体也有诸多不便，临时外出、看病或处理事情，都可能需要车辆。韩练成把这种方便提前留下，免得她每次都要解释、请示。许多保护，并不发生在大场面里，往往就藏在一句交代和一个例外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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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志却不愿把自己当成需要特殊照顾的人。她坚持劳动，种菜、整理院落，能做的事情尽量自己做。韩练成看在眼里，知道她不是为了消遣，而是在用劳动证明自己仍然是一个有用的人。于是他只是劝她注意身体，并没有强行阻止。

1971年“九一三”事件发生后，叶剑英主持中央军委日常工作，部分老同志的处境逐渐出现变化。韩练成过去的部下陆续登门，希望老首长帮忙说情，争取恢复工作。任震英等人来找他时，他苦笑着说：“我都靠边站好多年了，找我有什么用？”

这句话是自嘲，也说明他对自身处境看得很清楚。不过，嘴上这样说，事情却没有推开。只要确有困难，韩练成仍会设法了解情况，向有关方面反映。能帮一把的地方，他并没有因为自己受到影响就袖手旁观。

叶剑英也曾多次找他谈话，希望他重新出来工作。韩练成没有接受。到了1978年10月下旬，副总参谋长王尚荣受叶剑英委托再次询问他的想法，他回答得很郑重：“身体已经不支持我担负重任了，就让我以退休老兵的身份，站完最后一班岗吧。”

这不是推辞，而是对身体状况和工作责任的判断。韩练成长期患病，已经无法承担高强度军政工作。拒绝复出之后，他把精力转向史料整理和撰稿，有针对性地向党史部门提供回忆材料，尽可能把亲历的事实留下来。

1984年2月27日，韩练成因病去世，终年75岁。临潼干休所那段日子，在他的全部经历中并不算最显赫，却让人看见一位老将军的另一面：职务可以变化，身体可以衰老，对老战友的尊重和在关键处伸手相助，却始终没有改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