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0年6月10日，台北马场町，吴石、朱枫、陈宝仓、聂曦被押赴刑场。吴石时年57岁。几个月前，他还是国民党当局的参谋次长，掌握着军政系统的大量机密；此刻，却以“共谍”罪名走完了人生最后一程。
这场悲剧的另一端，是新中国成立前后极为紧张的军事形势。国民党军队退守台湾、金门、舟山等地，大量兵力、舰艇、飞机和防御工事重新部署。对解放军而言，海峡对岸的情报，不是纸面上的数字，而是决定作战成败的关键。
吴石并非突然走进地下工作。抗日战争时期，他长期从事情报和军事参谋工作，曾参与研判日军动向。1944年豫湘桂战役中，国民党军队接连失利，后方指挥混乱、军政腐败等问题暴露无遗。作为军人，他看到的不只是战场失利，还有普通民众因此承受的灾难。
有意思的是，吴石后来接触到中国共产党关于抗日战争、持久战和军队建设的论述，思想逐渐发生变化。他并不是没有犹豫，而是在长期观察中，对国民党统治失去信心。1947年前后，他开始接受中共地下组织领导，并利用自身职务传递军政情报。
他的身份太特殊了。
在国民党军队内部，吴石属于熟悉作战、又能够接近核心文件的高级将领。淮海战役前后，他提供过国民党军队的编制、部署等重要材料。1949年渡江战役前，他又将长江沿线守军配置和防务情况送出，对解放南京、上海等地具有参考价值。
国民党撤退时，国防部准备把大批档案运往台湾。吴石提出，部分文件可以先运到福州，再转运海上。这个建议获得批准后，他有意放慢转运进度，只让一部分不太重要的材料先行，许多档案因此留在福州，后来被解放军接收。
这不是战场上的冲锋，却同样危险。
1949年7月，吴石被任命为台湾当局国防部参谋次长。有人劝他不要赴台，留在大陆更安全。吴石却认为，若进入台湾，能够接触到更核心的军事资料，地下工作也许可以继续。据相关回忆，他曾表示：“到了台湾，仍然可以做事。”
赴台前，他经香港向中共方面转交了国民党军队在西北、西南的部署和行动计划。此后，他以“密使一号”的身份，在台湾建立起一条隐蔽的情报渠道。
1949年10月金门战斗失利，11月舟山方向的作战也未达到预期，台湾方面加强了岛屿防御。就在这一背景下，吴石掌握的情报变得更加重要。1949年12月，中共华东局派朱枫赴台，与吴石接头。
朱枫取走的不是普通文件，而是拍摄在胶卷上的绝密材料。内容涉及台湾、金门、舟山群岛的兵力部署、防御设施、武器配置，以及海空军舰艇和飞机的停泊情况。另有国民党方面准备在大陆开展破坏活动的资料。
吴石把胶卷交给朱枫时，风险已经逼近。朱枫问及后续安排，他只说：“按原定办法送出去。”这几句话很短，却说明双方都清楚，任何一个环节出错，都会牵连整条情报线。
胶卷经香港转送大陆后，材料被送到华东局，其中几份特别机密的报告上报中央。毛泽东看到后，认为情报价值重大，曾作出给吴石记功的批示。民间流传的相关诗句，也被用来表达对这位隐蔽战线人员的评价，但具体文字和流传版本并不完全一致，不能简单当作正式公开文献引用。
危险很快来自内部泄密。1950年1月，台湾地下组织成员陈泽民被捕，随后供出蔡孝乾。蔡孝乾被捕后发生变节，导致朱枫的身份和地下关系逐渐暴露。吴石得知情况后，设法通知朱枫，并为她办理了前往舟山的通行手续。
朱枫搭乘飞机抵达舟山，原计划再设法返回大陆。然而舟山当时戒备森严，特务搜查频繁，她一度藏身医院。2月18日，朱枫在定海被捕，随后被押往台湾审讯。
特务机关并未立即掌握吴石的全部情况。谷正文通过蔡孝乾留下的笔记，注意到“吴次长”等字样，又从吴石家属和相关人员处寻找线索。一次接触中，他以旧部身份接近吴石家人，逐步确认吴石与朱枫之间存在联系。
1950年3月1日，蒋介石下令逮捕吴石。搜查时，特务人员发现了与朱枫通行证有关的存根，吴石由此无法再以普通公务往来解释自己的行为。
被捕后，吴石遭受严刑审讯，但始终没有供出更多地下关系。遗憾的是，蔡孝乾后来再次被捕并全面交代，大批地下党员和协助者随之落网，王碧奎、陈宝仓、聂曦等人也被牵连。
吴石案的审判带有明显的预定色彩。蒋介石下令处决后，所谓特别法庭更多只是履行程序。1950年6月10日，吴石等人在台北马场町被枪决。临刑前，他留下诗句：“平生殚力唯忠善，如此收场亦太悲。”周恩来从报纸得知消息后，要求查明案件经过，认为这场破坏与蔡孝乾变节有直接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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