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8年秋，湖北沙洋劳改农场，李琼带着儿子扬忠平站在一间简陋小屋前。25年没有见面的丈夫和父亲就在屋里，可真正见面时，扬帆却连连后退，警惕地说：“你们是假的，走吧。”

这句话，让李琼多年积压的盼望突然落了空。她反复解释自己从上海赶来，扬帆却不相信。他的头发已经全白，双眼失明，精神状态极差。对这个被关押了四分之一世纪的人来说，亲人的面孔，反而像一场精心安排的骗局。

事情要从1954年9月的上海说起。那时，扬帆担任上海市公安局主要领导干部，参加了一次科长以上干部会议。会议开始，他被要求作检查，随后便被通知离开，不能继续参加后面的讨论。

在扬帆离开之后，会上集中揭发他在上海解放后“该抓不抓、该杀不杀”，甚至被指责包庇特务和反革命分子。批评逐渐升级，问题被扣上了政治帽子。李琼当时也在会场，她既紧张，又无法理解丈夫究竟犯了什么错误。

会后，时任上海市公安局局长许建国单独找到李琼，要求她不得把会议内容告诉扬帆，还让她留意丈夫的行动。回到家里，李琼承受不住压力，劝扬帆找熟悉的领导谈谈。扬帆听后十分激动：“我该讲的都讲了，如果还有问题，十年、二十年，我奉陪到底。”

谁也没有料到，这句话很快变成了现实。

1954年12月31日晚上，扬帆突然接到许建国的电话。电话内容没有留下太多解释，他却以为事情出现转机，换上外出的衣服，兴冲冲地出了门。汽车没有开往许建国家，而是停在岳阳路俱乐部附近。警卫员随后返回，只说了一句：“首长出事了。”

当晚，警卫处的人让李琼准备四季衣服，称扬帆要去北京“开会”。第二天是1955年1月1日，许建国又叮嘱李琼，对外只能说扬帆去开会。李琼心里明白，丈夫已经被隔离审查，甚至可能被捕。

1955年4月，黄赤波向她证实，扬帆确已被逮捕。此后，案件以“潘汉年、扬帆反革命集团案”的形式受到处理。李琼被安排接受审查，要求交代丈夫的问题，可她连丈夫到底犯了什么具体错误都说不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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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庭的灾难也接踵而来。扬帆的父亲因忧愤引发脑溢血去世，姐姐和母亲随后相继离世。1957年，年仅3岁的小儿子因病夭折。李琼曾因不敢请假，在家拖延了孩子的治疗，等送到医院时，已经无力回天。更令人难受的是，扬帆始终不知道这个孩子已经不在了。

“反革命家属”的身份，也压在几个孩子身上。二女儿扬小舜初中毕业后，档案被多个单位推来推去，没有地方愿意接收。三女儿扬小朝在农村插队时，曾被同学当众拿父亲的案件取笑。那些话听起来像玩笑，落到一个孩子身上，却是实实在在的羞辱。

1964年，李琼被要求与扬帆离婚。她为了保住孩子，只能写下表示分开的字条。扬帆的回信没有谈离婚，只问了一句：“六个孩子怎么只剩五个了呢？”直到那时，他还不知道最小的儿子已经去世。

1974年，扬小朝偶然听说，湖北沙洋农场来了一个自称公安局长扬帆的老人。家人写信询问，却遭到训斥。对方只说扬帆已经接受改造，不需要子女了解罪名，也不必通信。扬小舜走出那间办公室时泪流满面，因为她终于确认，父亲还活着。

1978年，李琼给胡耀邦写信，终于得到允许，前往沙洋探望扬帆。她带着儿子反复讲上海的旧事，拿出介绍信，甚至请农场干部陪同，可扬帆始终认定他们是冒充者。他说：“公安局的公文以前用毛笔写，这份是假的。”

一家人在农场停留了一个星期，扬帆仍未认出他们。临别吃饭时，他被安排陪同，却冷冷表示：“组织叫我来的，你们两个人我还是不认识。”这不是普通的冷漠，而是长期隔绝、审查和恐惧对精神造成的损伤。

1979年初，扬帆被送回上海。住院期间，他依旧不认家人，却一眼认出了住在附近的粟裕。孩子们试着用名字唤醒记忆，告诉他每个孩子名字的来历，他沉默许久，只说：“那就认你们做干女儿吧。”

后来，在陈丕显等人当面替李琼说情后，扬帆终于松动。有一天，他叫李琼给自己倒茶。李琼问他是否承认自己是真的，扬帆回答：“不是我承认，是北京来电话说，你是真的。”

1980年，扬帆被摘去“反革命分子”“内奸”的帽子，但结论仍留下所谓在上海工作期间“包庇、重用反革命分子”的尾巴。1983年，这起冤案得到彻底平反。扬帆此后又生活了16年，1999年去世，终年87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