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0年代，大连海滨一幢日式旧别墅前，几名日本来客按响了门铃，陪同他们的是翻译，带头者说明来意：这座房子曾是他们旧日的住所，想进去看看。
警卫员小马没有让开。他听说过首长的经历，也知道这位老人一生最不能接受的事情，就是有人把侵略者留下的痕迹，包装成值得怀念的往事。
“不行，首长最恨日本人。”小马说完，转身关上了门。
这件事传到家里，家人觉得做法太硬，认为来者只是参观旧居，不必如此不客气。没想到，坐在一旁的颜文斌却开口支持警卫：“小马做得对，做人不能忘本。”
这不是一句临时的气话。颜文斌1915年出生于江西永新，幼年遭遇瘟疫，家中十一口人，最终只有他活了下来。没有父母，没有读书机会，他曾在地主家放猪，睡牛栏，挨打受饿，连一条像样的裤子都没有。
14岁那年，红军来到永新招兵。颜文斌听说这支队伍不打骂穷人，官兵之间讲平等，便扔下放猪鞭参加了红军。参军第二天，他就遇上战斗，手里的小马枪第一发没有打准，冲锋时却跑在前面，还缴获了三支步枪。
勇敢不是没有代价。长征前后，他多次负伤，右臂曾被弹片炸伤。没有麻药，战友把他绑在树上，用小刀割开皮肉，再用镊子取出弹片。伤口疼得厉害，右臂从此不能完全伸直。
1935年忠堡战斗中，颜文斌担任敢死队队长。手榴弹在身边爆炸，他昏死过去，打扫战场的人员甚至准备把他埋掉。土刚铲到身边，他突然坐起：“我还没死，别埋我！”
这样的死里逃生，并非一次。一次白刃战中，他大腿根部中弹，只能躺在地上装死，任凭敌人从身上跨过。红军撤离后，他伤口溃烂，仍然拄着东西追赶部队。战友要背他，他不肯，只收下同排战友送来的草鞋。
长征途中，伤口里生了蛆虫。他用盐水和纱布一点点清理，硬是跟上了队伍。后来医学人员解释，蛆虫清除了坏死组织，但对当时的颜文斌来说，那不是奇迹，而是“不能掉队”的念头撑住了身体。
抗日战争时期，他在晋察冀军区作战，因作风勇猛，被战友称为“颜老虎”。1938年7月7日，平山战斗打响，他率敢死队攻入城内，夺碉堡、烧营房，却因日军增援陷入包围。
敢死队两百多人，突围时只剩二十余人。颜文斌带队抢占城墙，遭机枪扫射后坠入壕沟，靠装死躲过日军搜查。地下党找到他时，担心对方是汉奸，他还故意回答：“我不是颜营长。”直到进入根据地，才承认身份。
那场战斗成了他晚年反复提起的痛处。两百多名战友牺牲，只有少数人突围。遗憾的是，战争留下的伤口不会随着职位变化自动消失，颜文斌对日军的痛恨，也由亲身经历和战友牺牲凝结而成。
1950年抗美援朝战争爆发后，颜文斌作为志愿军第39军第115师副师长入朝，参加云山战斗。回国时，他已升任第39军副军长。1955年授衔时，因任职时间与规定相差十几天，他被授予大校军衔；1964年，才晋升少将。
有人替他觉得不平，他却说，牺牲的战友连命都没有了，不能把个人军衔看得太重。对他而言，军衔不是补偿，而是责任。
1968年，他主持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工作，检查麦收时发现连队准备了许多招待水果，当场批评这种铺张安排。生活中，他同样看重规矩。儿子在学校戏弄老师，他严厉训诫；女儿出嫁前，他反复叮嘱要尊重老师、孝敬公婆。
1996年，女儿家中挂了一幅日本樱花图。颜文斌得知画作来源后，转身离开，连饭也没有吃。对这位经历过抗战和长征的老人来说，一幅画、一座旧宅，都可能牵动那段无法割断的记忆。
2014年，颜文斌因病在大连去世，享年100岁。那扇别墅大门，替他挡住的并不只是几名来访者，也是一种把侵略历史轻描淡写成“怀旧”的说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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