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8年春，上海市区，医院发热门诊外排起长队，毛江森和他的团队却没有站在队伍里等待结果，而是在实验室、接种点和流行病学调查现场之间来回奔波。那场甲型肝炎大流行，把一个专业问题推到了千家万户面前：面对传染病，除了隔离、消毒和治疗，人们能不能提前筑起一道防线？
那一年，甲肝在上海大规模暴发，感染人数超过三十万。医院床位紧张，学校和单位加强管理，城市公共卫生系统承受着巨大压力。很多人第一次清楚意识到，肝炎并不只是某个家庭里的疾病，它也可能在短时间内席卷一个城市。
毛江森此时已经不是刚进实验室的年轻人。他带领的团队，已经在甲型肝炎病毒分离、检测和疫苗研究方面积累了多年成果。面对突发疫情，科研成果不能继续停留在论文和培养皿里，必须迅速转化成可以使用的防控手段。
这件事说起来简单，真正做起来却环环相扣。疫苗是否安全，接种对象如何选择，免疫效果怎样评估，接种后是否出现异常反应，都要有数据支撑。没有哪一个环节可以凭经验拍板。
毛江森的名字，就是在这样的压力下，和中国甲肝防控史紧紧连在了一起。
一、江山少年，走出一条并不宽的求学路
1933年1月，毛江森出生于浙江省江山县贺仓村。江山地处浙、闽、赣三省交界，山岭相连，交通条件在过去并不便利。对一个普通农家孩子来说，读书能够改变命运，但这条路从来不是坦途。
他的少年时代，正处在社会剧烈变化的年代。家庭条件普通，学校教育也谈不上优越，可他还是从乡村小学一路读到江山县立中学，后来进入杭州新群高级中学和浙江省立杭州高级中学。
能够走出乡村，进入杭州读高中，已经意味着付出了许多努力。那时的学生没有今天这样丰富的学习资料，许多知识只能靠课堂、课本和个人钻研一点点积累。毛江森后来选择医学，既有个人兴趣，也和当时国家的现实需要有关。
1951年，他考入国立上海医学院，也就是今天的复旦大学上海医学院。新中国成立初期，医疗卫生基础薄弱，传染病防治任务繁重。医学教育不只是谋一份职业，更直接关系到国家能不能建立起自己的医疗和科研体系。
1956年大学毕业后，毛江森进入中国医学科学院工作。那时，中国病毒学研究还处在起步阶段，实验设备、技术方法和专业资料都十分有限。许多研究不是照着成熟经验重复，而是要从基本方法开始摸索。
“没有现成的路，就自己把路走出来。”这句话，或许可以概括那一代科研工作者所面对的处境。
二、从一份粪便标本开始，寻找甲肝病毒
甲型肝炎的传播，主要经粪—口途径完成。被病毒污染的水和食物进入人体后，可能引起感染。卫生条件较差、饮水管理不完善的地区，更容易出现集中性传播。
但要控制甲肝，不能只停留在“注意卫生”四个字上。研究人员必须知道病毒是什么，怎样复制，怎样传播，感染后人体会产生什么反应，还要建立能够确认感染的检测办法。
20世纪70年代末，毛江森团队把研究重点放到了甲型肝炎病毒上。1978年，团队前往甲肝流行较重的杭州市郊采集患者标本，其中包括粪便样本。对普通人来说，这项工作难以想象；对病毒学家来说，却是获得第一手材料不可回避的一步。
样本采回来只是开始。病毒数量少，容易受到杂质干扰，还必须在实验条件下实现分离、培养和鉴定。实验室里的每一次失败，都可能意味着重新检查样本、调整条件、重复操作。
有一次，年轻研究人员面对反复失败的结果，忍不住问：“是不是这条路走不通？”
毛江森没有简单否定，只说：“问题还在方法上，先把每个环节查清楚。”
这类工作没有轰轰烈烈的场面，却最考验耐心。经过持续摸索，团队成功分离出甲型肝炎病毒，并逐步建立起相关检测体系。这个突破的意义在于，研究人员终于能够把过去只能凭临床表现判断的疾病，转化为可以通过实验室手段确认和追踪的对象。
他们还发现，红面猴和恒河猴能够感染甲肝病毒，并产生相应免疫反应。这为建立动物模型、开展病毒学研究和疫苗试验提供了重要基础。
更值得注意的是，研究过程中逐渐明确了甲肝存在隐性感染。也就是说，一些人感染病毒后症状并不明显，却可能已经产生免疫反应。若只统计皮肤发黄、乏力、恶心等典型病例，就很容易低估病毒在群体中的传播范围。
流行病学防控最怕“看不见”。检测方法建立起来，防疫部门才有可能知道疫情究竟扩散到哪里，感染者有多少，防控措施是否有效。
三、检测试剂不是配角，而是防疫的眼睛
1981年，毛江森团队研制的甲肝检测试剂盒，在全国17个省市、40个卫生单位开始试用。这个数字看上去只是一个推广范围，背后却意味着甲肝防控出现了技术上的转折。
在此之前，基层医疗机构对甲肝的判断，更多依赖症状、病史和流行情况。症状典型时，判断相对容易；遇到隐性感染或早期病例，就可能出现漏诊和误判。
有了血清学检测，病毒感染不再只能靠“看脸色”来判断。样本可以被送检，病例能够得到确认，疫情调查也有了比较统一的依据。
“这是不是甲肝？”医生面对患者时，终于可以不只依靠经验。
“送检，结果出来再判断。”这看似普通的一句话，背后是实验室诊断能力的提升。
这项工作对疫苗研究同样重要。疫苗接种后，受试者是否产生免疫反应，保护效果达到什么程度，都需要通过检测来评估。没有可靠的检测试剂，疫苗研究就缺少了重要的测量工具。
从病毒分离到抗原检定，再到试剂盒推广，毛江森团队做的并不是单独的一项技术，而是在逐步搭建一套完整的甲肝研究基础。正因为基础工作扎实，后来的疫苗研制才有了依托。
四、减毒活疫苗，怎样走进大规模防控
疫苗研制的难点，在于找到安全性和免疫效果之间的平衡。病毒减毒程度不够，可能带来安全风险；减毒过度，又可能无法刺激人体形成有效免疫。
1986年7月，毛江森团队研制出中国首批试验性甲型肝炎H2株减毒活疫苗。所谓减毒活疫苗，是让病毒经过处理后降低致病能力，同时保留刺激免疫反应的特性。技术路线明确，工艺控制却十分严格。
疫苗不是做出来就能马上普遍使用。它还要经过动物试验、临床观察和人群接种效果评估。接种对象如何安排，样本如何采集，免疫持久性怎样判断，都需要较长时间验证。
1988年的上海甲肝大流行，加快了这一成果走向实际应用的速度。疫情来势凶猛，单纯依靠隔离、消毒和临床治疗，难以迅速切断传播链。主动免疫由此变得格外重要。
毛江森团队参与了相关疫苗接种试验和效果观察。超过万人的接种结果表明，这种甲肝减毒活疫苗具有较好的免疫效果和可接受的安全性。这里的“可接受”，并非一句空话，而是建立在接种后观察、不良反应记录和抗体检测等工作基础上的专业判断。
一名接种人员曾问：“这么多人同时接种，最担心的是什么？”
团队给出的答案很明确：“每一针都要有记录，每一个异常反应都要追踪。”
这场疫情让科研人员看到了疫苗的价值，也让管理部门看到了规模化免疫的可能性。1992年，卫生部正式批准甲肝减毒活疫苗批量生产和大规模使用。此后，甲肝逐步进入免疫规划和常态化防控体系，大规模暴发明显减少。
五、从中国实验室走向更大的防疫现场
一项疫苗能否改变疾病流行趋势，最终要看它进入人群后的实际效果。甲肝疫苗推广后，接种率较高地区的发病情况出现下降，儿童接种逐渐成为公共卫生工作的重要内容。
这类变化往往不容易被普通人直接感知。没有疫苗时，大家记住的是医院拥挤、学校停课和成批出现的病例；疫苗普及后，人们看到的却是疾病不再频繁暴发。防疫成果越明显，越容易显得“理所当然”。
2005年，这支在中国本土研制的甲肝疫苗出口到印度。对于当时仍在发展公共卫生体系的国家来说，价格、工艺和适用性都很重要。中国科研成果能够进入印度防疫市场，说明这项技术已经完成了从实验室成果到实际产品的转变。
毛江森的研究并不局限于甲肝疫苗。他长期从事病毒学、病毒的细胞培养以及肝炎病毒相关研究，在浙江省医学科学院的科研建设中发挥了重要作用。1991年，他当选为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也就是后来所称的中国科学院院士。
这个荣誉，既是对个人学术成就的认可，也反映出中国病毒学研究从基础薄弱走向逐步成熟的过程。许多技术曾经需要反复试验，许多领域曾经缺少自己的方法和材料，而毛江森这一代人承担了从无到有的任务。
六、院士称号之外，仍在一线的病毒学家
毛江森的经历还有一个容易被忽略的特点：他的研究始终没有脱离公共卫生实际。病毒分离、实验动物、检测试剂和疫苗，看似属于不同环节，最终都指向同一个目标——让传染病能够被识别、被监测、被预防。
从浙江江山的乡村小学，到上海医学院，再到中国医学科学院和浙江省医学科学院，他走过的并不是一条事先铺好的道路。时代提供过机会，也制造过阻碍；科研条件曾经简陋，研究过程也不可能一帆风顺。
遗憾的是，实验室成果通常不会像一场战役那样留下醒目场面。它更多藏在检验报告、接种记录、病例曲线和一轮轮重复试验里。正是这些不显眼的工作，改变了甲肝在中国的传播格局。
江山有江郎山、仙霞关，也有清漾毛氏祖居等历史文化遗存。毛江森从这里走出，后来把自己的名字留在中国病毒学和甲肝防控的专业史中。一个地方的意义，不只在于风景和古迹，也在于它曾经培养出怎样的人。
公开资料显示，毛江森长期关注病毒性传染病研究和重大病毒防控工作，即使取得院士身份后，仍参与相关科研、咨询与防疫实践。对病毒学家而言，院士并不是研究生涯的终点。新的病毒、新的传播方式和新的公共卫生问题，仍然需要有人守在专业岗位上。
甲肝防控从“暴发后应对”转向“提前免疫”，并非某一个年份突然完成的改变。它始于标本采集，成于检测技术，推进于动物模型，落地于疫苗接种，也依靠卫生系统长期执行。
而毛江森的价值，恰恰体现在这条完整链条之中：从浙江衢州江山的贺仓村出发，进入中国病毒学最需要基础建设的年代，最终把一项科研成果送进千家万户，并延伸到印度等国家的公共卫生现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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