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世纪八十年代，有位叫王全国的干部，组织原本打算调他回湖北老家担任省委常务书记，眼看就要走上重要岗位。结果赶上全国推行干部年轻化，这个位置最后交给年纪更轻的关广富。换作有些人，心里难免憋屈难受，可王全国没纠结个人得失，转身一头扎进广东大亚湾的荒滩，硬生生啃下了中国第一座大型商用核电站这个没人敢轻易碰的大项目 。
王全国老家是湖北襄阳，年轻的时候就参加革命，当过儿童团团长，报社也待过，写文章、干实务两样都行。新中国成立之后，他被分配到广东工作，一步步干进广东省委班子，专门管工业和电力。
改革开放刚起步那几年，广东热闹得很，厂子遍地开，可最头疼的一件事就是缺电。工厂经常开开停停，有时候连酒店供电都不稳，不少外来商人就因为经常停电，生意难做，只能打道回府。电力不够用，死死拖住了广东发展的脚步 。
1978年，王全国跟着谷牧带队的代表团去西欧考察。在法国亲眼见到核电站之后，他大开眼界。心里冒出一个大胆想法：广东光靠烧煤发电，解决不了长久的用电难题，咱们也得搞核电站。
那时候咱们国内搞商用核电完全是一张白纸，没钱、没现成技术、也没有懂行的人才。消息传出去之后，不少人都不看好，还有人私下打趣，说他简直是异想天开。可王全国认准这件事对国家有用，一趟趟跑北京汇报，不停参加各类论证会，反复讲广东建核电的必要性，苦苦推动项目往前挪 。
就在核电项目刚刚有眉目之时，调令来了，计划安排王全国回湖北任职。谁也没料到，干部年轻化政策落地，岗位安排发生变化。五十出头的关广富接过湖北省委书记的担子，在这个岗位一干就是十一年。王全国服从组织安排，留在湖北做副书记，但他心里始终放不下还在筹备的大亚湾核电站。
1984年，王全国主动向中央提申请，希望重回广东，专门搞核电建设。得到批准之后，广东核电合营有限公司挂牌成立，他出任董事长。那时候大亚湾就是一片偏僻海边荒滩，大坑村道路坑坑洼洼，到处都是海风乱石，条件十分艰苦 。
这个项目路子在当年特别新鲜：找香港中华电力合资，向国外银行贷款，设备技术主要从法国、英国引进，发出来的电一部分卖给香港，拿赚来的外汇偿还贷款。整套模式国内之前从来没人试过。
跟外国企业谈判的时候格外磨人，外方仗着我们经验不足，报价咬得死死不肯松口。王全国就在谈判桌上长时间拉锯，经常把饭端进会议室吃，寸步不让。他态度很明确，不合理的条件绝不接受，不能让国家吃亏。
好不容易把合作谈妥，厂址定在大鹏大坑麻岭角，1987年8月核电站正式开工建设。工程干到一半，1986年切尔诺贝利核事故爆发，一下子掀起巨大风波。香港离大亚湾距离不远，大量老百姓心里恐慌，成千上万封请愿信寄过来，不少人呼吁停建核电站，项目险些遇到坎儿 。
那段日子王全国几乎睡不上安稳觉。一边赶紧整理安全方案上报中央，一边跑到香港做解释工作，掰开讲明白两种反应堆技术的差别，反复跟群众说明大亚湾项目的安全标准。施工现场更是铁规矩：核电半点马虎不得。混凝土浇筑质量不行，直接砸掉重做；工艺文件达不到标准，就打回去重新修改，质量和安全永远摆在第一位。
熬过无数难关，1994年5月，大亚湾核电站两台机组全部正式商业运行。中国大陆第一座大型商用核电站终于建成，源源不断给广东、香港输送电力，彻底缓解两地用电紧张的局面。
不光解决用电，大亚湾还给我们国家攒下整套实打实的经验。设备怎么引进、队伍怎么培养、建设运行标准怎么制定，全部摸索出成熟模板。顺着这一份底子，后面岭澳核电站陆续建成，再到咱们自主研发的华龙一号问世，核电慢慢成长为拿得出手的国家名片 。
1994年，75岁的王全国卸下董事长职务。晚年他不爱抛头露面，很少接受记者采访。但是只要聊到大亚湾建设的往事，老人家就会打开话匣子，讲起当年荒滩上打拼的点点滴滴。2015年，王全国在广州离世，享年96岁。
他这辈子，没能坐上当初预期的省委书记高位，却在海边的荒滩上，干成了一件惠及几代人的大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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