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1年12月31日，距离午夜还有一个小时。
唐纳德·特朗普站在第三大道公寓的落地窗前，手里端着一杯香槟，一口都没有碰。他在等电话。
窗外的曼哈顿，正酝酿着一年里最盛大的狂欢。从二十层楼向下眺望，第五十二街与第三大道的交叉口早已挤满了人。裹着厚大衣的男人举着纸杯，围巾在寒风里肆意翻飞；女人们踩着高跟鞋匆匆跑过人行道，清脆的笑声飘在冷空气中。远处时代广场方向，灯火密密麻麻。隐约的欢呼浪潮此起彼伏，一波涌来，又一波退去。
唐纳德没有开客厅主灯，只有厨房的顶灯亮着，光线越过吧台，将他的影子投射在落地窗上。玻璃倒影里的他，肩膀比几年前宽阔不少，头发一丝不苟向后梳拢，一身麦迪逊大道定制的深蓝色西装，衬衫领口松开两颗扣子。
这套公寓是他租来的房子，月租四百二十美元。是他在曼哈顿唯一的落脚之处。
电话响了。
第一声铃响在空旷的客厅里回荡，唐纳德没有立刻去接，任由铃声响到第二声，才迈步上前拿起听筒。
“在展望来年？”
罗伊·科恩的声音响起，带着几分酒意。唐纳德能听见听筒那头传来的爵士乐，夹杂着餐具碰杯的脆响，还有女人的笑声。
“我在回想过去这一年。”唐纳德答道。
“回顾是老年人的事。”科恩的语调轻快，“你还年轻，要往前看。1972年会发生些什么？”
“我列了一份清单。”
“唐纳德，你才二十五岁。二十五岁的人不该写清单，那是四十岁的人才做的事。你读过罗伯特·摩西的故事吗？他四十岁的时候在干什么？”科恩的语气像鉴赏家在端详一件藏品。
“你寄来的那本书我收到了，还没来得及读。”
“那就抓紧读。摩西二十五岁的时候，可没有什么清单。他在耶鲁游泳队练蝶泳，在牛津跟人辩论城市规划，回国之后在市政研究局当实习生，成天跟一堆烂账打交道。一直到四十五岁，他才拿到第一个实权职位，纽约州公园委员会主席。之后整整三十年，纽约的高速公路、桥梁、公共泳池，大半都是他一手修建。他不靠清单，靠的是地图。”
唐纳德把听筒夹在肩耳之间，弯腰拿起茶几上的笔记本。里面写着圣诞夜拟定的九条年度目标。每一条后面都空着，等着填上人名、日期、对策与变数。
“摩西用不着清单，是因为他手握不受旁人掣肘的权力。”唐纳德开口，“他是三区大桥和隧道管理局的负责人，这个公共机构不受市政府预算约束，可以自行发行债券，不必看选民的脸色。我没有这种公权力。我要向市议会、银行、社区委员会、记者一一交代。没有清单，我很容易漏掉某一个环节。一步出错，满盘皆输。”
电话那头安静了片刻。爵士乐换了曲子，萨克斯褪去，换成钢琴独奏。科恩再度开口，酒意淡去，语气带上了几分训导的意味。
“你这是在跟我争辩？”
“我只是在陈述现实。”
“很好。争辩好过盲从。我见过不少人，共同点就是从来不会反驳我。你刚刚说，你已经准备好了。”
“是的。”
科恩笑了。“不，你并没有。世上没有人是真正万事俱备的。区划变更，社区委员会第一轮投票说不定要拖到二月；要是遇上暴风雪，听证会甚至会推迟到三月。纽约州环境保护局去年七月才刚刚成立，办公桌椅都还没配齐，连评估标准该怎么定，他们自己都摸不着头脑。还有社区听证会，赫尔斯厨房的爱尔兰裔、切尔西区的波多黎各人、西村的艺术家与少数群体，每一群人都会带着扩音器和律师到场。你面对的不是单一对手，是六个互不相同的族群，各有各的领袖，各有一套心中理想的城市蓝图。”
“所以我才需要这份清单。”
科恩沉默片刻。唐纳德几乎能想象出电话那头的画面：他弹掉雪茄烟灰，右手无名指轻敲烟身，烟灰落进蒂芙尼水晶烟灰缸。
“有一点我很欣赏你。”科恩缓缓说道，“别人跟你讲客观难处，你不会直接全盘否定；但你不会盲从我的结论。大多数年轻人分不清两件事：把‘事情很难’当成‘事情不可能’。你不会。听见困难，你只会问，那下一步该怎么做。这种特质很难得。”
“是我父亲教我的。”
“弗雷德·特朗普？他教了你什么？”
“砖头不会骗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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