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八五年七月，县卫生院的走廊晒得发白。我给住院的父亲送完饭，拎着空铝饭盒去水房，走到拐角时，肚子忽然疼起来。
茅房那边排着长队。我看见一道木门虚掩着，门上原先写的字被水汽泡花，只剩半个“男”字似的黑印。
我捂着肚子推门进去，先听见哗哗的水声。
一只搪瓷盆扣在地上，肥皂滚到我鞋边。热气里站着个女人，湿头发贴在肩头，正慌忙扯毛巾往身上裹。
我脑袋嗡了一下，连她的脸都没敢细看，转身撞上门框。铝饭盒掉在水泥地上，盖子滚了老远。
身后传来一声低喝：“出去。”
我连饭盒都没捡，拔腿跑回病房。父亲问我脸怎么那么红，我说天热，又把窗户推开半扇。
那一晚，我在陪护床上翻了半宿。木门上的字分明是“女”，只是右边那道漆掉了。我越想越臊，恨不得天亮就回农机站。
第二天早晨，我刚走到门诊门口，一个穿白大褂的姑娘横在台阶前。她眉眼清秀，头发梳得齐整，耳根却还有点红。
我认出是昨晚那个人，脚底像粘了浆糊。
她叫陈秀梅，是卫生院护士。几个等号的病人往这边看，她没吵，也没哭，只把我领到墙角。
“你叫高明远？”
我点头，低声说：“昨晚是走错了，我可以道歉。”
她盯着我看了片刻，从白大褂里摸出一本红皮银行本，压在掌心。
“看过了，就得娶我。”
我以为她在说气话。可她翻开内页，让我看清上面的数字。那笔钱，正好够父亲眼下急等的手术费。
我后背冒出一层汗。昨夜的羞臊还没散，眼前又添了股说不清的寒意。
“你先告诉我，”她合上本子，声音很轻，“你父亲叫什么？”
01
我没有回答，伸手去拿那本红皮银行本。陈秀梅往后一收，塞回白大褂口袋，转身进了门诊楼。
台阶上落着几片槐树叶，扫地的大娘看了我两眼。我低着头回住院部，耳朵一直烧到病房门口。
父亲靠在床头喝稀饭。他胃里长了东西，疼了大半年，总说是年轻时落下的老毛病。拖到吃不下饭，母亲才硬把他送来。
“站门口干什么？饭凉了。”
我把铝饭盒放下，问他：“医生今天怎么说？”
“还能怎么说，切呗。”父亲笑了一下，嘴唇没有血色，“人活到五十五，肚子挨一刀也不算稀奇。”
母亲刘惠珍坐在床边剥鸡蛋，壳碎得很细。她没抬头，只说医生催着交钱，三天内得定下来。
我心里一沉。家里的积蓄装在铁皮饼干盒里，一共九百六十七块。入院检查已经花掉一百多，离手术费还差得远。
农机站的同事能借多少，我心里有数。师傅家刚给儿子盖房，站长的老娘也常年吃药。昨晚我已经跑过两家，只凑到二百块。
“我再想办法。”
母亲把剥好的鸡蛋放进父亲碗里，手指在围裙上擦了擦。她看着我，嘴动了动，到底没问办法从哪来。
我刚端起暖水瓶，陈秀梅推着护理车进来。车轮有一只不大灵便，走起来轻轻打颤。
她像没在门诊见过我，量体温，记脉搏，又俯身看父亲手背上的针眼。动作利索，话也少。
父亲抬眼看她，脸上的笑忽然没了。
陈秀梅正把体温表插回盒里。两个人隔着床沿对视了几秒，她先低下头，将被角压平。
“叔，夜里疼得厉害吗？”
父亲清了清嗓子：“还行，你姓什么？”
“陈。”
他“哦”了一声，目光却还黏在她脸上。母亲把饭盒盖扣紧，发出不轻不重的一响，他这才扭头看窗外。
陈秀梅调了调输液速度，又把父亲枕边的茶缸挪远。
“他喝水得放左手边。”她对我说，“右肩抬久了会麻，夜里够不着。”
我愣住了。父亲右肩年轻时受过伤，天阴会酸，连农机站的老熟人也未必知道。
母亲也抬起头：“姑娘，你怎么知道？”
“昨天换药时看见他活动肩膀。”她说得平淡，“猜的。”
护理车推到门口时，父亲突然叫住她：“姑娘，我们是不是在哪儿见过？”
陈秀梅扶着车把，没有回头。
“我来卫生院才两年，应该没有。”
门合上后，父亲盯着那块掉漆的门板，好半天没动。母亲问他认得人家吗，他拿起茶缸喝了一口。
“认错了，像从前厂里的一个熟人。”
茶缸明明在左手边，他却用右手去拿。肩头刚抬起来，眉头便皱了一下。
我想起门诊口的那句问话，心里堵得慌。她不是先问我有没有对象，也没问我家住哪儿，偏偏只问父亲姓名。
午后，主治医生把我叫进办公室。屋里有股碘酒味，桌上的搪瓷杯结着茶垢。
医生说父亲的情况不能再拖。如今还能安排手术，再等下去，身体未必扛得住。押金连同后续用药，至少还要准备一千八百块。
我攥着收费单，掌心全是汗。
从办公室出来，陈秀梅正在给病人发药。我拦住她，让她下班后到后院说清楚。
她把药片倒进小纸包，折好两角，才抬头看我。
“你若只是来拒绝，不用等下班。”
“婚姻不是买卖。”
“我知道。”
她的回答太快，倒让我一时接不上话。旁边病床有人咳嗽，她端水过去，拍了拍病人的背。
我跟到门边，压低声音：“那你为什么盯上我？”
陈秀梅把水杯放稳，神色没变。
“先把叔的病顾好。”
“那是我家的事。”
她看了我一眼，眼底有倦色。昨晚留下的那点红，已经从耳根褪干净了。
“你若真顾得过来，就不会拿着缴费单站半天。”
傍晚，她下班后没有走，留下来帮父亲擦身。父亲嫌热，睡觉总爱把被角踢开。她进门才两回，却知道先在他脚边压一条薄毯。
母亲去开水房洗毛巾，我靠墙站着。陈秀梅拧干热毛巾时，手背被烫红了一片，也没吭声。
父亲又看了她几次。后来闭上眼，像是睡着了，眼皮却轻轻跳着。
走廊的灯亮起来，蛾子绕着灯罩乱撞。我送陈秀梅到楼梯口，她停了一下。
“你父亲叫高守义，对不对？”
我没承认，也没否认。
她抿了抿嘴，下楼时踩空半级，很快扶住栏杆。那一瞬不像个拿钱逼婚的人，倒像听见了什么不愿听的事。
02
第三天早晨，父亲吐了血。
量不多，落在白毛巾上却格外扎眼。母亲端着盆站在床前，两条腿直打晃。我赶紧叫医生，父亲还嫌我们大惊小怪。
检查做完，医生把手术日子定在后天。若今天交不上押金，床位只能让给后面的人。
我骑着借来的自行车，在县城跑了一上午。岳河街的表叔借了五十，粮店的老同学借了三十。那些钱用报纸包着，塞在衣兜里鼓鼓囊囊，数起来却薄得很。
中午回卫生院，我在车棚边碰见陈秀梅。她刚下夜班，眼下发青，手里拎着两个铝饭盒。
“还差多少？”
我不想理她，推着车往里走。车链条突然掉了，油泥蹭了满手。我蹲下来摆弄半天，越弄越乱。
她把饭盒放在石阶上，递来一块旧布。
“差多少？”
“一千三百多。”
陈秀梅没再问。她从衣襟内侧拿出那本红皮银行本，捏住封面，只露出记账的几页。
“里面的钱够。”
我站起来，手上的油在旧布上擦出一道黑痕。
“还是那个条件？”
“结婚。”
车棚外有人晒床单，湿布被风吹得啪啪响。我盯着她，想从脸上看出玩笑，可她连眉毛都没动一下。
“你才二十五，拿一辈子换这点钱？”
“是不是一辈子，得过了才知道。”
“我不喜欢欠人。”
她将银行本往前送了送：“可以写欠条。但婚必须结，这是两回事。”
我伸手去接，她却忽然合上封面，掌心严严实实压住最前面那页。
“给我看看开户信息。”
“不行。”
“钱都敢给，名字还怕看？”
她收回手，脸色冷下来：“你只需知道这钱来路干净，是我娘留下的。她去年病逝，这是她给我的全部家底。”
我没再伸手。那本子边角磨得发白，封皮上还沾着一小点线头。她娘做裁缝，用针线攒下这笔钱，想来也不容易。
“你把她留下的钱全拿出来，就为了嫁给一个见过两面的人？”
陈秀梅低头提起饭盒。
“不是两面。”
她说完便走。我追了两步，她又停住，改口道：“你父亲住院这些天，我见过你。你总来送饭。”
这话听着说得过去，可她刚才那一下停顿，让我更不踏实。
病房里，父亲已经能坐起来了。陈秀梅带来的饭盒装着小米粥和蒸蛋，都是他这几天勉强吃得下的东西。
她在床边支起小桌，先用勺背把蒸蛋压碎，又挑走上面的葱花。
父亲看了看碗：“你怎么知道我不吃葱？”
“病历上写着胃不舒服，葱刺激。”
“病历还写我爱喝浓茶？”
陈秀梅的手顿了一下。父亲指了指柜顶，那里放着她早上送来的茶叶，正是他常喝的那一种。
“供销社就这几样，随手买的。”她说。
母亲坐在床尾纳鞋底，针扎进布里，却半天没拔出来。她看看父亲，又看看陈秀梅，脸色有些发闷。
我问父亲年轻时在哪儿干活。
“城南木器厂，先在老车间学刨木头，后来才调去机修房。”他说，“怎么忽然问这个？”
话音刚落，陈秀梅手里的勺子磕在碗沿。蒸蛋洒出一点，落在白色床单上。
她赶忙用手绢去擦，越擦越开。父亲看着那块黄印，神情也有些僵。
“你去过那地方？”我问。
“没有。”
“那你慌什么？”
“昨晚没睡，手滑了。”
她端起碗往外走，脚步比平时快。走到门口时，父亲叫了一声“小陈”，她肩膀轻轻缩了缩，却没有停。
我追到水房。她背对我洗碗，水龙头开得很大，冷水溅湿了袖口。
“你认识我父亲。”
“我说了，不认识。”
“那你为什么知道他的习惯？”
她关掉水，转过身。脸上没有血色，嘴角却绷得很紧。
“高明远，你现在最该管的是手术，不是盘问我。”
“他的手术是急，可我不能稀里糊涂跟你结婚。”
水池边积着一层肥皂沫，顺着缺口慢慢往下淌。她看了我许久，抬手抹去袖口的水。
“后天早上八点前交费。你若能凑齐，我不再提婚事。”
“凑不齐呢？”
“明天下午去领证，回来我就交钱。”
她从我身边走过。我闻到她衣袖上的消毒水味，里面混着一点潮湿的肥皂味，和那晚浴室里一样。
回到病房，父亲正咬着牙忍疼。母亲扶着他的背，眼泪落在围裙上，手还在一下一下给他顺气。
衣兜里的借款硌着腰。我把那些零散的钱掏出来，铺在床头柜上，数了两遍。
三百八十块，一分没多。
窗外卖冰棍的人敲着木箱，从住院楼下慢慢过去。父亲疼出一头汗，还催我把钱退给人家，别把亲朋都拖进来。
我握着那张缴费单，纸边被汗泡软了。走廊尽头，陈秀梅抱着药盘经过，没有朝病房里看。
03
第二天清早，父亲疼得蜷在床上，冷汗顺着鬓角往下淌。值班医生检查后，让我们马上补交押金，手术不能再等。
母亲把带来的钱全倒在床头柜上，十块、五块，边角都卷了。她数到第三遍，手还是抖。
我准备回农机站找领导预支工资，刚到楼梯口，收费处的人追过来，说欠款已经补齐。
收据上的交款人写着陈秀梅。
我在注射室找到她。她正掰开一支药水，玻璃尖落进铁盘，发出清脆的一声。
“谁让你交的？”
“医生说不能拖。”
“我还没答应结婚。”
她用棉球擦了擦手指，没看我：“钱已经进账，退出来也赶不上今天的安排。”
我堵在门边，胸口像压了块湿木头。里面有病人等着打针，我只得往旁边让开。
午后，父亲被推进处置室做术前检查。母亲靠墙站着，鞋底沾着一层白灰，嘴里反复念着别出岔子。
陈秀梅跑前跑后，把各处单据分好，又给父亲换上干净病衣。她弯腰系扣子时，父亲偏过脸，眼圈慢慢红了。
“姑娘，钱我会还。”
“先把病养好。”
她语气不软，手上却轻。父亲右肩抬不起来，她便从左边给他穿袖子，没让他多受一下疼。
傍晚，我在后院找到她。晾晒的床单遮住半边夕阳，风从布缝里钻过来，带着肥皂和煤烟味。
“我答应。”
她把目光从我脸上移开，落在水泥地上。
“明天上午去登记。”
“你不再想想？”
“该想的是你。”
我喉咙发涩。说到底，是她拿钱救人，我拿婚事还账。可话落了地，再收回来，就像拿父亲的命讨价。
单位证明办得仓促。农机站长看着我盖章，问怎么一点喜糖动静都没有。我说家里有病人，先把事办了。
陈秀梅也从卫生院开好证明。第二天，我们在县里登记处填表，各自按了手印。红证拿到手时，她只看了一眼，便装进布包。
门口有卖糖葫芦的。我买了两串，她摇头不吃。我拿着那两根红亮的糖串，像个来晚了的看客。
回卫生院前，她把我叫到槐树下。
“彩礼我不要，酒席也先别办。”
“总得添几件家具。”
“你家有个旧木箱，对吗？”
我愣了一下。那箱子是父亲年轻时做的，铜扣生了绿锈，多年放在东屋墙角，平时没人动。
“有。你问它干什么？”
“别卖，也别劈了烧火。”
她只提这一个要求。问得再细，她便说旧手艺留下的东西可惜。我听着勉强说得通，心里的疙瘩却没散。
结婚当晚，我们没有新房。母亲将我的小屋收拾出来，换了床新席子，又在桌上摆了两个红皮鸡蛋。
陈秀梅下班已近十点。她坐在床沿拆头发，梳子划过发梢，屋里静得只剩院中水井滴答作响。
我给她倒了杯水。手碰到她肩膀时，她身子轻轻一缩。
“累了，睡吧。”
她把枕头往里挪，和我隔着半床空处。我没有再靠近，只把煤油灯拧小。
半夜，父亲咳了一阵。她立刻披衣出去，端水、拍背、量体温，比母亲醒得还快。
第二天我问她以后住家里还是卫生院宿舍，孩子要不要晚两年。她正在洗毛巾，听完只说先顾手术。
我看着她将毛巾拧得齐齐整整。对父亲的每一件小事，她都放在心上。轮到我们两个，往后的日子却像一扇没装把手的门。
04
登记后的第三天，我从农机站提前回来。院门没闩，东屋传出木板摩擦地面的闷响。
陈秀梅蹲在旧木箱前，衣袖卷到手肘。箱里的棉衣和旧工具全被抱出来，整齐摆在席子上。
“你在找什么？”
她猛地回头，手还搭在箱底。那一刻，她脸上的慌乱比听见城南木器厂时更明显。
“收拾屋子。”
“新房在西边，你收拾东屋干什么？”
她站起来，拍掉膝盖上的灰。箱底只剩几张泛黄的奖状、一把木尺和父亲早年用过的刨刀。
我走过去翻了翻，没见她拿走东西。可箱里的夹层被掀开过，木榫边还留着新蹭出的白茬。
“你知道这里有夹层？”
“碰巧摸到的。”
“谁告诉你这个箱子？”
她垂下袖口，脸又恢复平静：“没人告诉我。”
我拦住门。成亲才三天，她连我每月工资多少都没问，却惦记一个旧箱子。那点压了许久的疑心，一下顶到嗓子眼。
“你嫁进来到底图什么？”
“不是说过了吗？”
“那晚的事？”
她没有答。院外有人赶着自行车经过，车铃响了两声，很快拐进巷口。
父亲下午从卫生院回来取换洗衣服，正好撞见我们僵在东屋。他看清散落的旧物，脸色沉了下来。
“谁开的箱子？”
陈秀梅直直看着他：“叔，我想问您几句话。”
登记之后，她一直没有改口。母亲听着别扭，提醒过一次，她仍旧叫叔。
父亲扶着门框坐下。手术还没做，他脸上又黄了几分，却坚持让母亲先去灶房烧水。
“问吧。”
“您一直在城南木器厂？”
“干了三十来年。”
“年轻时去过外县吗？”
父亲抬眼看她，嘴角绷紧：“去过几次，厂里派活。”
“认识做裁缝的人吗？”
我的心猛地一跳。父亲把手放在膝盖上，慢慢揉着右肩，过了好一会儿才说年代久了，记不得。
陈秀梅还要问，我截住了她。
“你先告诉我，为什么查这些。”
“这是我和叔之间的事。”
这句话像一盆洗过煤灰的脏水，迎面泼下来。我是她丈夫，却被挡在她和父亲之外。
“你拿婚事当门票，是不是？”
她眉心动了一下，仍没开口。
我把箱盖重重合上，铜扣撞得发响。父亲咳了几声，母亲从灶房跑来，手上的水都没擦。
“明远，别问了。”
父亲声音发虚，却说得很清楚。他让我将借来的钱列个数，等出院以后慢慢挣，把陈秀梅交的那笔也还清。
“手术不做了？”我问。
“做。只要能下床，我就去木器厂接零活。”
“您拿什么接？肩膀都抬不起来。”
他低头看着鞋尖，不再争辩。母亲站在门边，围裙湿了一大片，眼神在三个人脸上来回转。
陈秀梅将棉衣重新放回箱子。她叠得很慢，每一道折痕都用掌心压实，像是不愿漏掉什么。
我跟她回到西屋，关上门。
“说清楚，否则今晚回宿舍。”
“现在不能说。”
“什么时候能说？”
“等叔做完手术。”
她每句话都留半截。我盯着那张刚睡过三晚的床，忽然觉得屋里的红鸡蛋、印花枕巾，全像摆给外人看的。
“你若只是为了进高家，何必扯上我？”
陈秀梅抬头，脸色也冷了。
“没有那笔钱，叔进不了手术室。”
“所以我该闭嘴？”
“我没让你闭嘴。”
她伸手去拿布包，我一把按住桌角。包里有我们的结婚证，也有那本始终不许我细看的红皮银行本。
“你买的到底是婚姻，还是接近我父亲的机会？”
她的嘴唇动了动。窗外的锅铲刮过铁锅，母亲正在炒白菜，焦煳味顺着门缝钻进来。
良久，她把布包抱进怀里。
“钱本来就该花在高守义身上。”
她第一次连名带姓叫父亲。我听见这句话，手从桌角慢慢松开。
“为什么该？”
陈秀梅转身出了门。门帘擦过她肩头，又轻轻落下，只留下满屋焦煳的白菜味。
05
父亲的手术做了四个多小时。手术室上方的红灯一直亮着，母亲坐不住，沿走廊来回走，鞋底磨得沙沙响。
陈秀梅当班，却隔一阵就过来看一眼。她不再问父亲的往事，也很少同我说话，只把该办的手续一张张送来。
下午三点，医生出来说手术顺利。母亲扶住墙，缓了好一会儿，才想起擦脸上的汗。
我看向陈秀梅。她站在推车旁，肩膀明显松下来，眼圈却有些红。发现我在看，她低头整理药瓶，很快推车走了。
父亲术后发了两天低烧。陈秀梅守夜比谁都细，隔半小时摸一次额头，喂水只用小勺，怕他呛着。
我心里那股怨气被这些动作磨薄了一些。有一回她趴在床边睡着，我给她披了件外衣。她醒来后，悄悄把衣服叠好放回我床头。
还是没说一句软话。
十天后，医生同意父亲第二天出院。伤口恢复得不错，只需按时回来复查。
母亲高兴，回家杀了只养两年的母鸡。我收拾病床下的脸盆时，忽然觉得这桩买来的婚事也该有个了断。
晚上，我把陈秀梅叫到卫生院后院。七月末的晚风仍是热的，墙根堆着晒干的艾草，苦味一阵阵往上浮。
“我会还钱。”
她靠着石桌，没有接话。
“手术费、药费，我一笔笔记着。农机站有外修活，我多跑几年，总能还清。”
“然后呢？”
“你回宿舍住。愿意办手续，我陪你去。”
她看了我很久：“你想离婚？”
“这本来就是买卖。”
话说出口，我反倒松了口气。父亲活下来了，她也不必把往后几十年搭在高家。
可陈秀梅的神色没有轻松。她捏着白大褂口袋，布料被揉出一圈深褶。
“你不是一直想知道原因吗？”
“现在不想了。”
“晚了。”
她让我跟她回病房旁的小值班室。屋里只有一张窄桌、一把椅子，墙角的蚊香烧到一半，烟味呛人。
她从衣袋里拿出那本红皮存折，放到桌上。这一次，她没有遮住扉页。
我没立刻去看。那点不安从胃里往上拱，像手术前一夜喝下去的凉水，过了十来天还没散。
“钱是你母亲留下的，我知道。”
“你不知道她是谁。”
陈秀梅翻开扉页，将本子转到我面前。开户人的名字不是她，而是楚兰英。
三个字写得端正，墨色已有些淡。旁边盖着银行的红章，日期是去年春天。
“楚兰英是谁？”
“我妈。”
我抬起头。陈秀梅的脸被昏黄灯光切成一明一暗，眼睛却一直盯着我，不许我躲开。
她又从布包夹层里取出半张旧照片，摊在存折旁。相纸边缘参差不齐，像被人从中间撕开过。
上面是一男一女，站在木器厂旧车间门口。男人穿着洗得发白的工装，身形清瘦，右手扶着一辆旧自行车。
我一眼认出父亲。那时他约莫二十五岁，眉眼比现在舒展。站在他身边的年轻女人梳着两条短辫，肩膀挨得很近。
照片背后有一行小字，写着一九五五年夏，守义、兰英留念。
我的手停在桌边，没敢碰。父亲初见陈秀梅时那一下失神，她对浓茶、旧伤和饮食习惯的熟悉，还有那个旧木箱，全在眼前挤到一起。
“你早就认识他？”
“我只见过他年轻时的样子。”
“所以你进卫生院，盯着病房，又挑中我？”
“我在母亲留下的东西里找到名字和工作地。后来查到他在这里住院，也知道你每天来送饭。”
她说得平静，越平静，越显得我们登记那天的红证荒唐。
“浴室那晚呢？”
“是意外。”
“逼婚也是意外？”
她低下眼，手按在半张旧照片上。
“不是。我要进高家，亲耳听他说明白。”
我胸口发紧，连椅子都被膝盖撞歪了。
“说明白什么？”
“当年为什么丢下我妈。”
门外有人推着药车经过，轮子压到地砖缝，咯噔响了一下。陈秀梅将照片往我面前推了半寸。
“她到临终都没等到一句交代。”
我看着旧相纸上的父亲，忽然生出一个更叫人发冷的念头。陈秀梅比我小三岁，如果她母亲与父亲当年不只是相识，那我们两个算什么？
“你父亲是谁？”
她没有回答，只把存折和照片慢慢收拢。
“这件事，明天我再告诉你。”
“现在说。”
“今晚先去问高守义。”
她站起来，椅脚在水泥地上刮出刺耳的响声。那本红证就在布包里，隔着一层粗布，像块烫手的铁。
陈秀梅把存折翻到扉页，“楚兰英”三个字扎进我眼里。她又摊开半张旧照片，父亲二十五岁时正站在她母亲身边。
“高明远，明早办完出院我就走。今晚你去问他，当年为什么丢下我妈。”
她把布包扣好，声音压得很低。
“你若替他遮掩，这婚到此为止。你若逼他说，他可能连药都不肯再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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