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1年秋天，保定城里的河北省立河北大学发出一纸聘书，请一位年近六旬的老者出任国术教授。受聘人叫齐公博，履历上没有功名，没有学堂出身，职业一栏只能填两个字：农民。聘书发出不过月余，这所大学便迎来改组，他这份教授任期短得来不及展开。故事的开头，却要再往前数三十多年。
那时的孙禄堂还没有后来的名声。他在家乡直隶完县（今保定顺平县）办起蒲阳拳社，教乡里子弟练武。县境乡野之间习武成风，拳社开张，来投的多是种地的后生。孙禄堂生于1860年，齐公博生于1873年，小他十三岁左右。后来孙禄堂以融会形意、八卦、太极三家闻名，又自创孙氏太极拳，那是多年以后的事。拳社早期的学生里就有齐公博，拜师时间约在光绪十四年到二十三年之间，即1888到1897年前后，确切年份已难考。
先说一个绕不开的矛盾。关于齐公博识不识字，孙门旧事里存着两说。童旭东在《因材施教育俊杰——谈谈孙禄堂先生的弟子》一文中记述孙门弟子事迹，称齐公博自幼最厌读书；同文又记蒲阳拳社的弟子没有不识字的。这两条记载同出一篇文章，一条指蒲阳拳社初期的本地农民弟子，一条指中期的齐公博，说的本不是同一批人。粗看打架，细想未必，拳社授武也授文，入社的弟子多少都要认字，齐公博很可能是入社之后才把字补上的。厌书在前，识字在后，两说也许都对。此为笔者推断，待考。
孙禄堂给齐公博安排的功课简单得近乎残酷：站桩。站的是三体式，形意拳的基本桩功。拳门里讲万法出于三体式，架势、步法、发劲都从这一个桩里长出来。要领说来不过几句话，前手如推物，后手护住胸腹，两腿一虚一实，肩沉肘坠，气沉丹田。外行看着是站着不动，内行知道每一块骨头都有讲究。桩站得好不好，一眼便知，做不了半点假。
齐公博站桩大约始于光绪二十六年以后。庚子乱后的那几年，即1900到1907年前后，他几乎把全部力气押在桩上。一站半个时辰起步，天天如此，刮风下雨也不断。三体式站得久了，腿会先酸后抖，再往后又慢慢不抖，这一关熬过去，才算摸到一点门道。形意拳谱里把三体式放在万法源头的位置，说它取意于天地人三才，练的是全身骨架归位、气血顺行的那点东西。三体式站了多久，童旭东记述他越三年站出了功夫，《武林》1983年12期所记与此相同。三年不是终点，功夫上身之后他没有停，把这个桩站成了日常，站成了习惯。
站桩站出什么结果，按孙门流传的记述，他后来站得内气鼓荡、衣襟抖擞，神采与从前判若两人，此说出处待考。这类语汇出自拳家叙述，今天的医学仪器测不出所谓内气，笔者不敢替古人打包票，姑且存其说。能确认的只有一点，自此齐公博在孙门中立住了脚，武艺自成一路。
可孙门里立住脚的人并不少。这三十年里，孙禄堂南下北上，在江苏国术馆等地授徒传艺，孙氏门下枝繁叶茂，出了不少能打能教的人物。齐公博多数时候守在北方，回到完县老家，名声远不如同门里活跃在都市的师兄弟响亮。若以江湖名气论，他在孙门弟子中算不上第一等。后人写孙门谱系，齐公博能占一席，靠的恰恰不是拳脚上的热闹，而是那段漫长到近乎无趣的站桩岁月。至于他拜师前后的早年经历、受聘之前的具体行迹，孙门记述大多语焉不详，本文不替古人添补。
1931年秋，河北省立河北大学延请国术教师，选中了齐公博。聘一位农民出身的老者到大学教拳，在当时不算孤例。国术进课堂本是民国年间的风气，各地大学竞相开设国术课程，武人由此登上讲台的并不少见。只是齐公博的教授任期太短，同一年的十月，学校改组，聘书上的职务随之失去着落。这段履历短到许多孙门年谱里只写一笔。
两年后的1933年，孙禄堂病逝于北京。临终前，他在儿子孙存周掌心写下一个练字。这是父亲留给儿子的遗训，与齐公博当年的站桩并无直接关系。可后人讲孙门故事，常把这个练字拿出来，与孙禄堂教弟子的往事缝在一起，好像一句遗训就能解释所有师徒因果。历史叙述最爱做这样的事，把两件时间上挨得近的事，讲成逻辑上必然相连的事。读到这类叙述时，不妨多留一分小心。
齐公博留下的材料不算多。民国武人少有文字记录，事迹多靠口耳相传，细节互相出入是常事，许多地方存疑待考。
齐公博的故事流传开来，多半因为反差足够大。一个起点最低的农民，年轻时最厌读书，悟性也谈不上出众，竟也站上一所大学的讲台。这样的人物放进孙门弟子名录，天然带着寓言味道。可寓言越圆，离真实越远。孙禄堂门下没有点石成金的戏法，三体式齐公博站了不止三年，书也是后来才读通的。名师不过是给指一条路，剩下半辈子得自己一步一步走完。
1931年秋那纸聘书上的名字，就这样留在了孙门故事里。一个农民，从蒲阳拳社的桩上站起来，走完大半生，晚年登上一所大学的讲台，又随学校改组悄然退场。后人记住他，与教授的虚名关系不大，那段任期实在太短。真正留名的，是他用半辈子站住了一个桩。桩是老实的桩，人是老实的人，这两样放在一起，时间便不肯辜负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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