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简介:中东问题学者,常驻以色列与阿联酋的一线观察者。
一个曾称希特勒为“无与伦比的军事天才”、又公开宣称“加沙每个婴儿都是敌人”的政治人物,如今距离重返以色列议会只剩一道选举门槛。
9月1日,以色列财政部长斯莫特里赫领导的宗教犹太复国主义党,与摩西·费格林领导的“身份党”签署联合参选协议。按照现有安排,费格林排在名单第二位,“身份党”还获得第8、第10和第11位。如果退役将领奥费尔·温特加入,费格林可能降至第三位。
图片:2013年2月3日,摩西·费格林担任第19届以色列议会议员期间的官方肖像。费格林曾于2013年至2015年代表利库德集团进入议会。
以色列实行全国单一选区和封闭式比例代表制,政党只要获得3.25%的有效选票,通常便能取得至少4席。因此,只要联合名单越过门槛,排在第二位的费格林几乎必然当选。目前两项情景民调分别给这一联盟5席和7席。
但严格来说,费格林还没有确定进入议会:最终名单尚未正式提交,10月27日的选举也没有举行,还可能出现候选资格诉讼。而且,他不是第一次“进入”,而是重返——费格林曾于2013年至2015年代表利库德集团担任议员及议会副议长。
不是一次失言,而是持续三十年的政治路线
费格林最具争议的历史言论来自1995年。当时《国土报》记者在采访中转述,他把希特勒形容为“前所未有的军事天才”;费格林还称,纳粹主义曾把德国从低谷提升到“惊人的物质和意识形态状态”,让混乱的社会变得整齐、有纪律,并带来公共秩序。
这段话经常被截取为费格林“崇拜希特勒”的证据,但完整语境更复杂。他同时称纳粹意识形态“毫无疑问是撒旦式的”,并表示作为犹太人,自己代表了希特勒最仇恨的一切。
因此,将他直接称为“纳粹分子”并不准确。真正值得关注的是:费格林虽然反对纳粹迫害犹太人,却对纳粹德国的国家动员、社会控制和贯彻政治目标的绝对意志表现出明显赞叹。这种思维后来被他重新用于巴勒斯坦问题。
2024年6月,费格林在电视节目中转述希特勒“不容一个犹太人留下”的逻辑,接着宣称,只要加沙还留下一个“伊斯兰纳粹”,以色列就无法生存,必须返回加沙,把那里变成“犹太人的加沙”。
图片:2026年9月1日,宗教犹太复国主义党主席贝扎莱尔·斯莫特里赫(左)与“犹太身份党”领导人摩西·费格林共同宣布联合参选。按目前协议,费格林将位列联合名单第二位。
他说出希特勒名字时加上了“愿其名被抹去”的诅咒,说明这不是对希特勒本人的赞美;但他确实主动借用了希特勒式的“一个敌人也不能留下”的消灭性逻辑。主持人追问他是否真的希望把加沙变成犹太人的加沙,他明确回答:“毫无疑问,是的。”
这次采访发生在费格林的孙子、以军士兵亚伊尔·莱文在拉法阵亡后数日。个人悲痛可以解释言论的情绪背景,却不能改变其作为公共政策主张的性质。
“每个婴儿都是敌人”究竟意味着什么
2025年5月20日,费格林在以色列第14频道讨论恢复向加沙运送人道援助时,进一步把敌人的范围从哈马斯扩大到整个加沙人口。
他说:“敌人不是哈马斯,也不只是哈马斯的军事组织。加沙的每个孩子、每个婴儿都是敌人。”
图片:2025年5月20日,费格林接受以色列第14频道采访,宣称“加沙的每个孩子、每个婴儿都是敌人”,并主张占领和定居加沙,不让任何加沙儿童继续留在当地。
他还声称,今天获得牛奶的加沙儿童,15年后会强奸以色列人的女儿、杀害以色列人的孩子。因此,以色列必须征服加沙、在那里恢复犹太定居点,并确保“一个加沙儿童也不再留在那里”。
图片:2026年9月1日,摩西·费格林(左)与贝扎莱尔·斯莫特里赫签署联合参选协议。双方将以可以在选后分拆的“技术性联盟”参加10月举行的以色列议会选举。
这句话在法律和新闻表述上必须准确理解:费格林没有在这段采访中直接说“杀死所有儿童”。他随后在社交平台明确表示,如果这些婴儿“不被驱逐”,未来就会制造另一次“10月7日”。也就是说,他公开提出的机制是全面征服、人口驱逐和犹太人重新定居。
但“不主张直接杀死”并不能消除问题的严重性。费格林首先把所有儿童定义为敌人,再以他们未来可能犯罪为理由,否定其平民身份和获得食品、药物与保护的权利。这实际上是把集体惩罚包装成预防性安全政策。
一个披着自由主义外衣的极端民族主义者
费格林并不是突然从网络上冒出的极端人物。他在上世纪90年代通过反对《奥斯陆协议》的街头运动进入政坛,曾组织封锁道路,并因煽动性活动被定罪。此后,他在利库德内部建立“犹太领导”派系,试图从内部改造以色列右翼。
离开利库德后,他创立“身份党”,把两套看似矛盾的思想结合起来:一方面主张大麻合法化、降低税收、私有化、削减政府部门、教育券和减少官僚干预;另一方面主张吞并约旦河西岸和加沙、取消巴勒斯坦建国可能、限制非犹太人的国家政治权利,并通过补偿计划推动巴勒斯坦人移民。
正因为这种组合,费格林不仅能吸引宗教民族主义者,也曾吸引部分年轻、世俗、支持大麻合法化和反建制的选民。2019年,“身份党”一度被民调预测能够进入议会,最终只取得2.74%的选票。这也是为什么今天不能断言他已经稳获席位。
斯莫特里赫为何愿意替他打开国会大门
这次合作首先是一笔选举生存交易。
宗教犹太复国主义党的支持率长期在门槛附近徘徊。斯莫特里赫因处理极端正统派拒服兵役问题而流失部分宗教犹太复国主义选民;本-格维尔拒绝再次与他联合,奥费尔·温特的新党也在争夺相同票源。“身份党”单独参选同样很难跨过门槛。
双方联合后,斯莫特里赫获得费格林的个人品牌、反建制支持者和部分自由市场选民;费格林则无需再依靠自己的小党独立取得3.25%,便能利用斯莫特里赫的政党机器重返议会。
这也不是一次没有思想基础的临时拼盘。双方都反对建立巴勒斯坦国,支持扩大犹太定居点,并主张以色列对约旦河西岸乃至加沙实施长期主权。二者的主要分歧集中在经济政策、宗教管理方式和政治风格,而不是领土与巴勒斯坦问题。
比“是否构成种族灭绝”更现实的法律问题
以色列《基本法:议会》第7A条允许取消煽动种族主义候选人的参选资格。费格林近期反复把所有加沙儿童定义为敌人,足以构成一次严肃的候选资格挑战。
不过,以色列最高法院对取消参选资格设定了很高门槛,需要证明相关言论持续、系统,并构成候选人的核心政治目标。因此,费格林可能面临诉讼,却不能断言一定会被禁止参选。
在国际法层面,全面强制转移加沙人口、再把以色列平民迁入当地,可能分别涉及非法驱逐、强制人口转移和在占领区建立定居点。即使把政策称为“自愿移民”,如果居民是在封锁、轰炸、饥饿或无家可归的情况下被迫离开,也很难被视为真正自愿。
是否构成“煽动种族灭绝”则是另一项更严格的法律判断,因为种族灭绝要求存在物理消灭一个群体的特定意图。费格林明确主张的是驱逐,而非在那段采访中直接命令杀死所有加沙人。即便达不到种族灭绝的法律门槛,大规模强制驱逐本身仍可能构成战争罪或危害人类罪。
极端没有消失,只是被重新包装进联盟
费格林重返议会的真正意义,不在于他个人是否“喜欢希特勒”,而在于以色列政治可以公开接受的边界正在移动。
过去,把所有巴勒斯坦儿童定义为敌人、主张清空加沙人口和恢复犹太定居点,足以让一名政治人物长期停留在议会外。如今,同样的主张却可能成为争夺右翼选票、挽救执政联盟席位的政治资产。
当然,一名议员无法单独驱逐加沙人口;进入议会也不等于自动成为部长。但议员身份会带来立法权、委员会席位、媒体曝光和联盟谈判筹码,更重要的是,它能够把原本处于边缘的语言逐步转化为“可以讨论的政策选项”。
因此,这次联盟释放的信号比费格林个人更加危险:加沙战争不仅改变了战场,也改变了以色列右翼如何定义平民、敌人和胜利。极端思想并没有因为过于激进而被淘汰,反而通过技术性联盟,被重新包装并送回权力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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