身为纪委，竟在家长群炫耀职务求特殊对待？|权柄|纪委

学季的新生家长微信群，本该是老师和家长沟通的寻常日常。
可保定一中的一个家长群里，一段自我介绍，却看得人五味杂陈。
“我是保定市人民医院纪委书记，孩子妈妈是保定学院人事处副处长。”
短短一句话，职务报得清清楚楚，末了再加一句“多多关照”“有需要联系我们”“我们可以提前安排”。
表面是客气寒暄，潜台词却掷地有声：我手里有权，麻烦多照顾我家孩子，来日我必投桃报李。
目前，保定市卫生健康委员会已通报介入，确认情况属实，已成立专项工作组依规依纪严肃处理；保定一中也公开表态，学校对全体学生一视同仁，不会因家长身份给予任何特殊照顾。
但这件事值得聊的，远不止个案本身。
这不是客套，是古人说的“市恩”
把公权力包装成个人人情，拿去换便利、换好处，古人早有定名：市恩。
南宋叶适有言：“不鸣善以收誉，不衒荐以市恩。”
这是古代士大夫推崇的为官底线：不刻意宣扬自己的好事捞虚名，不炫耀手中的权力、举荐的资格做人情、换利益。
说白了，把公共的权柄、资源，包装成自己能赠予的恩惠，就是“市恩”的本质。
儒家讲为官之道，首重一个“公”字。
《尚书》云“以公灭私，民其允怀”，刘向言“在公门则不言货利，当公法则不阿亲戚”。
公器之所以为公，正在于不徇私情、不攀贵贱、一碗水端平。
拿公权做人情，用身份谋便利，便是假公济私，自古便是为官者之大戒。
你手里的权力，到底是谁给的？
时至今日，仍有很多人参不透一个根本问题：干部手中的权力，到底从何而来？
是寒窗苦读换来的？是资历熬出来的？
七十多年前，美国记者在延安问毛泽东：“你们办事，是谁给的权力？”
毛泽东答得斩钉截铁：“人民给的。”
他继而说道：“人民要解放，就把权力委托给能够代表他们的、能够忠实为他们办事的人，这就是我们共产党人。”
我们的干部能走上岗位，从来不是什么个人的“造化”，而是人民的选择；手中的权柄，从来不是个人的“本事”，而是人民的托付。
人民以信任为梯，托举你站在那个位置上，是为了让你替群众办事、为百姓分忧。
不是让你踩着人民的肩膀登高，转过身便将权力化作谋私的工具，把本该服务的人民，踩在了自己的脚下。
最讽刺的，是执纪者先破纪
这件事最刺眼的地方，恰恰是涉事家长的身份，纪检干部。
本该是纪律的捍卫者、特权的监督者，却率先在公共场合示权邀恩。
把执纪者的身份，活成了特权的名片。
古人说“监守自盗，法所难容”。
毛主席也曾告诫全党，“不要沾染官僚主义作风”，警惕形成“脱离人民的贵族阶层”。
我们要从人民中来，再到人民中去。
身为纪检干部而自恃权柄、徇私求利，不仅是个人作风的失范，更是对纲纪的公然漠视。
真正可怕的，是骨子里的特权思维
有人说，不过是一句客套话，何必上纲上线？
可真正刺痛公众的，从来不是“有没有办成事”。
而是那种刻进骨子里的特权思维。
他藏在一句“多多关照”里，藏在一次“提前安排”里，藏在所有心照不宣的权钱交换、权权交易里。
他不大，却一点点侵蚀着普通人最珍视的公平；他不重，却慢慢消磨着群众对权力的信任。
毛主席早就说过：“我们一切工作干部，不论职位高低，都是人民的勤务员。”
勤务员者，服务之谓也，而非享福之谓也；公仆者，公众之仆也，而非公众之主也。
如果一个岗位带给你的不是服务的自觉，而是高人一等的优越感；不是为民办事的责任，而是为己谋私的便利:
那便是从根上，把权力的性质搞反了。
《论语》里讲：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
毛主席题写的“为人民服务”五个字，重逾千钧。
公权姓公，分毫不可私用；民心如镜，事事皆可照见。
别让家长群里的一次炫耀，暴露了权力观的错位；别让人民托付的权柄，沦为你市恩邀誉的资本。
为官者，当知权从何来，更当明权向何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