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麦、小麦等作物，以及牛、羊等家畜在古代中国的出现，究竟仅是文化、技术传播的结果，还是伴随人群的迁移与扩散？距今四五千年前，中国史前社会的组织结构有多复杂？最近，中外学者通过合作研究，成功揭示了亚欧交流背景下甘肃史前人群的遗传历史与社会结构。该成果于9月3日发表于国际学术期刊《细胞》。
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研究员付巧妹介绍，他们团队联合多家单位，成功获得了来自甘肃地区11个遗址、149例距今约4700至3000年以来的古代人类基因组，其中95例样本来自甘肃磨沟遗址。
研究发现，彼时虽然大部分遗址已广泛接受麦作农业、牛羊或青铜器，但是古代甘肃人群中不存在来自西方人群的遗传成分，反而主要携带古代东亚北方人群相关的遗传特征。这意味着，与欧洲、中亚等地农业扩散带来大量外来农耕人群的混入不同，在甘肃地区，外来麦作农业传入本地并没有伴随外来西方人群大量迁入的情况，而是东亚不同北方成分在不同程度的混合。
在距今约3600至3200年的甘肃磨沟墓地，研究团队还在全球首次发现了一种区别于以往欧洲和东亚发现的社会结构：尽管有少部分外来个体，但主体人群的遗传结构在数百年间总体稳定，个体之间存在广泛血缘联系；婚配方面，该人群既有少数族内婚现象，也可能存在族外婚。付巧妹解释，男性和女性之间的遗传关系没有显著差别，这意味着与其他严格的从夫居社会或从妻居社会不同，其婚配和居住模式可能并不存在明显的性别差异。
目前，东亚地区大规模、高分辨率的埋葬习俗研究较少。此次研究通过统计学分析，揭示了磨沟墓地样本的埋葬位置与性别并无明显关联，而与遗传特征相关。虽然磨沟墓地的男性和女性存在不同的社会分工，但在墓葬位置、随葬品数量等方面并未表现出显著地位差异。不过，部分具有外来遗传特征的个体则可能拥有较低埋葬地位。研究推测，这部分个体可能是外来的、小规模冲突的战俘等。此外，此前的考古研究推测其家族合葬盛行，但研究发现一代及二代亲属均埋葬于不同的墓葬中，表明血缘纽带可能并不是共同埋葬的决定性因素。
该研究为物质文化传播独立于大规模人群直接迁徙提供了重要的东亚范例，也为中华文明本土“连续演化”以及“多元”文化互动等提供了进一步的遗传证据。与此同时，研究还发现史前社会组织结构可能由多元因素共同塑造，而非单纯依托血缘关系，也为后续社会复杂化研究提供了新的分析视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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