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大学教授刘云杉：大学的问题不能都归为“内卷”|内卷|刘云杉|北京大学|清华大学

2023年10月18日，北京。第三届“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的志愿者们正在下电梯。1400名来自清华大学、北京大学等25所高校的志愿者，提供咨询引导、语言翻译、媒体、交通等服务。（图/曲俊燕/中青报）

大学正在变成一条看不清目的地的赛道：学历不断加码，排名成为越来越重要的坐标，年轻人被要求尽早找到“最优解”。

备战高考的代价如此沉重，进入大学的意义却遭到拷问。走进大学校园，面对的可能是沉默的课堂、高中化的校园管理，以及变了味的同学情谊和师生关系。挤过高考这座独木桥之后，学生是否真的获得了与这场竞争相匹配的成长？

在北京大学教育学院教授刘云杉看来，今天大学真正的问题不只是“内卷”或“学历贬值”，更是缺失了成长本身的时间性，以及人与人之间的信任。

大学原本应该给年轻人一段试错、绕路、探索的时间，使其在与老师、同辈和具体世界的接触中，逐渐形成自我，甚至被某件事情真正“抓住”。而当教育走向无尽的评价和排序，学生感到迷茫：什么事情值得自己投入一生？我们与刘云杉讨论了一些“大学之问”。

大学之变：大学本应是人生的“奥德赛期”

《新周刊》：就你的观察而言，大学这些年有什么主要的变化？

刘云杉：大学的处境，得放进一段更长的历史里看。古典大学曾经就像一座象牙塔，在社会之外，甚至在社会之上，有很强的精英色彩。牛津大学、剑桥大学都建在僻静的地方，就是为了让少数精英学生在闲暇和沉思中与伟大的心灵发生联系，完成一种人格教化。那时候的文凭也格外有标识度。

后来，全世界的大学都逐渐进入社会之中，变成了服务于经济和国计民生的“加油站”。中国大学服务国家的特征格外强——1949年之后，新中国的高等教育奠定了中国的工业基础，以北京学院路的八大院校为例，师范大学归教育部，农业大学对口农业部，理工院校对口工业部门，招生和培养都是“订单式”的：国家需要什么样的人，大学就“按需培养”。

20世纪80年代，中国大学的入学率很低，能考进去的学生都经过了严格筛选，竞争力很强。1999年高校扩招之后，中国高等教育规模急剧扩张，经历了从精英化、大众化到普及化的快速转型。过去，接受高等教育是一种积极投资——人们可能获得更好的机会。后来它变成了一种防御性机制，甚至必需品：你必须有这张文凭，否则连入场资格都没有。而这中间经历了一场持续十几年的“学历军备竞赛”。教育学者杨东平曾用“剧场效应”来描述这种内卷式的竞争：一个人站起来之后，其他人为了看得更清楚，也被迫站起来，最终所有人都站着看戏。

扩招的另一面，除了学历贬值，还有专业性的稀释。举个例子，有个经济学家跟我论辩，扩招之后他能上武汉大学，不扩招的话，可能连襄阳高等师范学校都上不了。但问题是，襄阳师专当年有非常扎实的师范专业教育，如果他真的上了襄阳师专，毕业出来就能当小学或中学老师，职业路径是有保障的。扩招之后，学科趋同了，但专业性也消解了，结果连“怎么当好一名老师”这种基本的素养，都成了问题。

再叠加大学排名和市场化的力量，处境就更复杂了。在过去，我们其实有一批很好的大学，清华大学、北京大学也并没有像今天这样“唯一”“唯二”。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开始，国家对重点大学的集中建设进一步强化了高校之间的层级差异。从“211”“985”到“双一流”，大学的身份、学科和资源逐渐被纳入一套清晰的等级体系。同时，“清北率”等民间指标又把这种等级进一步转化为公众熟悉的教育竞争语言。

大学排名和教育市场化叠加在一起，大学的符号价值被不断放大。以前一张文凭真的能兑换一个稳定、体面的位置，但在“学历军备竞赛”里，大家转而追求最稀缺的文凭，比如“清北”的。所有人开始往这个因稀缺而昂贵的方向赛跑。这套逻辑也促使人不断向上考，本科读完读硕士，硕士读完读博士，试图靠更高的学历重新洗牌。

可即便一个人拿到了“清北”的博士学位，还是会有人问：你的第一学历是什么？如果你本科读的是普通院校，在就业市场上照样会被质疑。这说明，今天越来越重要的，已经不是你学到了什么。教育衡量的不是你具备了怎样的专业技能和素养，而是你在18岁那年，在同龄人里排到了前百分之一还是千分之一——你的竞争力与显示度。

《新周刊》：今天大学能提供给一个人的东西，和学生进入大学时的期待之间，最大的落差在哪里？

刘云杉：大学本应该是人生里一段极其难得的“奥德赛期”——你可以试错，可以探索，可以反复锚定又反复推翻，最后找到属于你的事情——自己真正想做且能做的事。有人会问：为什么一定要在大学里完成这件事？为什么不能去大理、丽江晃荡两年，那不也是一种探索吗？区别在于，大学里有同辈、有师长。说到底，教育是要提供一种新的生命样式，让人心向往之，提供一种人生道路和生命际遇的开放性，提供一些做人的典范、做事的章法。

大学最珍贵的地方，就在于这些典范——那些经典和书籍存在的意义不是让你死记硬背，而是让你能够打开自己，把遥远的东西变成心里很亲近的东西。我很喜欢一个人文学科的学生写过的一句话：“我们不是在做知识考古，我们是在寻祖认亲，是在寻找前世的自我。”你会发现，自己和某个人属于同一类人，或是某个人精神上的传人。这就是大学应该打开的心量——让人眼里有光，而不是只盯着眼前的鸡毛蒜皮。

2026年6月5日，北京。北京大学毕业生在颐和园拍照留念。（图/CFP）

大学之失：成长的时间性，师生的共同体

《新周刊》：最近，菲尔兹奖得主王虹在谈及求学经历时使用的“discouraged”（灰心、沮丧的）引发了讨论。很多学生在这个词里找到共鸣，他们并非“清北”学生，也不自认为是天才。您怎么看这种感受？

刘云杉：今天的教育里弥漫着一种成功学心态，人们希望教育和成长是一条没有阻力的路。但年轻人的成长，一定不是没有阻力的——没有阻力，你根本不能真正认识自己，只有阻力才会不断激发一个人的生命能量。当然，如果挑战大到超出了你当下的能力，你确实会感到沮丧；当你的能力慢慢提高，与任务相匹配、相契合，心流的状态才会出现。如果能力很高而挑战很小，人反而会觉得无趣。所以，一个好的教育环境，需要保留一定的宽松度，允许你不断试错，直到找到能让能力和兴趣彼此契合的事情，找到挑战与成长共鸣的节奏。王虹或许在北大的成绩不算拔尖，感受过沮丧，但她其实一直在独立思考。一个年轻人在成长中一路顺利，没有障碍，那是一种幻象。只要一个人有真正热爱的事情，愿意专注地投入其中，即便暂时做不出来，那也已经把自己逼到了已知和未知的边缘。这本来就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但她撑下来了。

真正的问题是，我们把教育里本该有的“时间性”弄丢了。格非讲了一个隐喻：20世纪80年代，他在乡村的田野中走路时，走到前面发现没有路了，只有一条拦路的小溪。他看见有人踩着一根木杆跳了过去，于是也跟着摸索过去了。那时候，人不会天天焦虑路在哪里，直接抬脚就走，走着走着，风景不断展开；爬过一座山，还想再往上爬一点，每天都有新鲜的进步和趣味——这就是一种成长的过程性和时间性。可是后来有了GPS，有了清清楚楚的规则，人们脑子里整天都在盘算“我是不是选中了最优赛道”，生怕自己选错了。一旦我们相信人生存在一个最优解，就会拼命想复刻别人的路径。但这样的成长是没有生命力的。道路修得越平、规则定得越细，人反而发现自己无路可走，因为生活不是一道只有标准答案的必答题。

“不解”是一种很重要的生命状态。正因为不解，人才会保持好奇，才会对世界始终抱有兴趣。可现在很多舆论背后，人们相信的是成功学、最优解。一个人拿到了一手所谓有瑕疵、有弯路的牌，这其实很正常，但他们完全没有兜兜转转的耐心，还来不及形成真正的兴趣和习惯，就已经开始不耐烦，想抄近道。可人人都想抄近道，结果恰恰是没有近道可抄，因为别人走出来的路，并不意味着你能直接复制。

人人都在计算和选择，但真正重要的不是选择，而是“认命”——领受命运的召唤，先认识到自己被某件事情抓住了，他被事情所选择，他是被动的。王虹选择了数学吗？某种意义上，与其说她选择了数学，不如说她是被数学抓住的人。这种“被抓住”，是相互的辨认与庇护。茨威格说过类似的话，大意是人必须在某种不朽的事业里寻找庇护。一个人的运气和幸福，或许就在于他年轻的时候，恰好有一样东西明确地抓住了他，让他能够全情投入，把它视为自己生命中的神。而今天很多年轻人处在一种待价而沽的状态里，矛盾、犹豫、精打细算，什么都抓不住，时时处于焦虑中。

《新周刊》：有人抱怨“大学老师不好好上课”，有人批评“现在的学生太沉默”。大学课堂出了什么问题？

刘云杉：有记者告诉我，现在有些学生的状态是“一节课也不听，一节课也不逃”。被问到为什么不逃课，学生说，连逃的动力都没有。这让我想到西方文学里一个很典型的人物形象——巴托比，他的口头禅是“我宁肯不”——不是兴致勃勃地想去做点什么，而是什么都不想做。这说明这个人已经被彻底卡住了。

现在的教育很容易把学生困在一张无形的网里，而这张网是由一个个词语织成的。词汇当然重要，但词汇必须变成真正的工具，变成认知的地图。如果你根本不走路，光看地图有什么用？词汇像从粮食里酿出来的酒，可人终究要吃粮食，不能只靠喝酒过日子。今天很多学生活得就像“水培植物”——不是把根扎进土地里，而是悬在水里，靠水里的营养液过活。问题的根源，是他们和这个世界之间原本该有的联系，被切断了。

这背后还有另一层因素，即师生关系本身发生了变化。大学教学被塞进一套光滑的问责管道里，一方面如同奏技者与看客一般，另一方面又有各种KPI压力；此外，网络又制造出一种信息和认知的茧房。教师本是一个榜样、一套方法论、一种见识、一种品味在具体的人身上的体现，是要让学生因为亲近这个人，而对这个学科心生向往。可现在老师越来越无法吸引学生，又没办法真正庇护学生，这样一来，大学如何能重建一个安全的、亲切且平易的、彼此信任的共同体？

往前看：重新理解智力和资源

《新周刊》：您怎么看大学教育未来的方向？

刘云杉：我很喜欢杜威对“智力”的理解：智力不是一个名词，而更像一个副词。“天生我材必有用”，说的从来不是这个人天生就比别人聪明，而是说每个人总有一件值得投身、值得为之付出的事情。智力，是当你专注地做一件事时，能全神贯注、克服障碍，把自己内在的东西不断逼出的那种状态。最近人们常说“手搓”，我很喜欢这个词。你在亲手捏一个东西的时候，事情不是外在于你的，你的热情、审美、身体的温度，都会和手里的东西融合在一起。融合之后，这件事才真正变成“你的事情”。人生就是由一件件具体的事情构成的：动手做事，空间不断被打开；一件接一件地做，事就和你有了情感，成为你的事情，生命就是一连串的事情——人生的半径，不就是这样被拓展的吗？

过去我们总谈论学生越来越原子化、彼此越来越陌生，同专业、同宿舍的同学之间的交流在减少。但近两年，我也看到了另一面：学生其实在重新建立自己的支持系统，不再完全按学校安排的方式组织自己的生活。专业是被安排的，宿舍是被安排的，可他们的热情，恰恰在于主动去做自己真正喜欢的事——在这些事情里，他们开始形成自己的小群体，创建社团和俱乐部，自己定义自己的爱好，比如读书会、影评小组、跑步团、推理小说俱乐部等。它们具体是什么不重要，重要的是它们足够丰富多样、有差异，让人愿意真正投身其中。

这背后是大学功能的一次转型：从培养“人力资本”转向培养一个“人”。大学和具体职业之间的对应关系越发松动，通识教育被越发强调。但“通识”到底是什么？我认为它绝不是万金油式、蜻蜓点水、肤浅的百科全书式的知识。“通”指向的是一个人的状态，通达，通晓——这个人应该是活跃的、活泼的。我喜欢用一句话概括：眼里有光，手里有事，脚下有劲，心里有爱。

《新周刊》：大学教育如何面对AI时代的冲击？

刘云杉：培养AI替代不了的人，人必须成为行动者。关键是重新定义“资源”，尤其是人力和人心这类资源。不是说只有名师、名校才能创造好的条件，恰恰是普通学校的普通学生，更需要找到自己真正热爱的事。教育里最重要的资源，是人身上的那股精气神。所以教育环境一定要多元，要能容错，要真正尊重差异——真正拔尖的人不是趋同，而是彼此存在更大差异，也更“固执”。天才常常是成群结队地出现，有自组织的特征，一个人动了起来，身边的人看到了，也开始自己动手做点什么。资源从来不是“等”“靠”“要”来的，你走到一条小溪前，可以顺手捡一根竹竿跨过去——这根竹竿本来只是一件普通的东西，是你把它变成了资源；而你反复这样走、反复跨越障碍，这条路径本身也会慢慢变成一种新的资源。一所好学校，应该有多座横竖都能走的立交桥，而不是一条只能往上爬的赛道。

这些年我一直在批评流行的“自主学习”话语——那种被包装成目标导向，不断进行自我反思、自我监控的自主学习，说到底是一整套行为主义的操作方式：把规则定得清清楚楚，然后按指标行动；所谓反思，不过是不断对照标准、对照他人来审视自己。结果是所有人越来越趋同，又彼此厌倦。这条路径，正在被AI真正终结。AI出现之后，很多套路性的、可以被规则化的工作正在被替代，这反而更凸显了一个人的独特性——你的具身经验，你真正的热情所在。

这也意味着，大学教育如何面对“后工作时代”的挑战。工作不再是铁饭碗，它越来越要求一个人持续学习。而持续学习靠的是一个人的动力、他的所乐所好、在过程中养成的习惯，以及他和这个世界真正建立起来的联系，属己的、独特的、和事物之间的相互牵引。

《新周刊》：学生大学毕业后，企业招聘时可能看的还是某种传统意义上的经济价值和效率。一个学生如果走一条不寻常的路，会不会走到无路可走？

刘云杉：我理解这种担心。从社会层面说，我们确实需要一些兜底机制。关于“后工作社会”的讨论里，公民工资、基本福利这些概念一直被提起，这是社会本身该往前推进的方向。只有收入差距不那么悬殊，一个人才有底气去做自己真正想做的事。一个企业会选择什么样的人，取决于它是什么样的企业。如果是科层制的大组织，自然更看重人的出身和位置；但如果未来越来越多的工作机会变得扁平、灵活，一个人凭自己的特长开设“一人公司”，也未必不是一种不错的选择，前提是这件事真的能被看见。要让企业和社会看见并认可这种很难被量化的能力，关键是让每个人都学会去发掘、去指认自己能够成就的事情。

这一代人真正面临的挑战，在某种意义上比前几代的更复杂，因为他们不再生活在一条确定的赛道上，而是活在一片激流里。过去人们的人生更像一张清晰的表格，什么年纪该做什么事很明确，20岁时大概就能看清自己往后几十年的样子。这样或许无聊，但确定。今天则完全不是这样，生活变得更像一种复调，像五根手指同时在弹。但这也意味着你可能突然被一件事、一个人“抓住”，生命就有了新的可塑性。至于会不会无路可走？我觉得，走起来，就会有路。真正让人无路可走的，恰恰是那种永远在计算“有没有最优解”的心态——拿到一手牌，就开始不停地和别人比较，这才是最耗人的。

我们需要重新建立起一种信任：相信自己的能力，相信自己当下的状态，也相信命运本身。一个人在大学阶段，应该更多地观察、体会自己所处的境遇，并且拥抱自己的命运与机遇，而不是天天担心“我明天会不会掉下去”。你本来就走在路上，有自己的脚劲，能掉到哪里去？很多痛苦，其实是被想象出来的。

我常说一句话：“退后半步，胸前一尺。”胸前一尺，指的是从离自己最近、自己真正能做的事情做起，一旦开始做，就是在松动一些东西。退后半步，则是让人不要卡在原地，把自己逼进死胡同，把所有的矛盾越拧越紧。社会不会因为你在原地等待，就自动发生改变——总要有人先走出第一步，先去创造，别人才会看见，才会跟上来。

所以，不要再把大学的问题简化成一场纯粹的学历竞争，也不要只把今天的问题笼统地归结为内卷。今天更值得追问的是，怎么重建信任——重新相信自己，重新相信他人，重新相信这个社会依然值得投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