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跟她们母女俩站在广州南站三楼出发层的时候，已经是下午两点四十分了。我妈把两个帆布包紧紧搂在怀里，眼睛盯着头顶蓝色指示牌上不断翻动的车次信息，嘴里用西班牙语小声念叨着什么。我表姐罗莎站在她旁边，一只手搭在我妈肩膀上，另一只手举着手机对着玻璃幕墙外面纵横交错的铁路线拍视频，嘴里不停地说，天哪，这地方比我们利马机场还大。

其实我也有三年没回国了。上一次走的时候，秘鲁的疫情还没完全结束，利马街头很多人还戴着布口罩。这三年我在利马一家华人贸易公司做文员，每个月工资三千二百索尔，折合人民币差不多六千块，房租水电去掉一半，剩下的寄给我妈一点，自己存一点，日子过得紧巴巴的。表姐罗莎在利马开了个小美容店，日子比我宽裕些，但也是第一次来中国。

我妈叫玛利亚，今年五十八岁，在利马老城区一家面包店打工，每天凌晨四点半起床去店里揉面团，下午两点下班回家，二十多年没换过工作。她这辈子没出过秘鲁，连库斯科都没去过。这次带她回国，是因为我外婆去年冬天走了，我妈伤心了好几个月，夜里总给我打电话哭，说利马这个家现在空荡荡的。我想着带她出来散散心，也顺便让她看看我小时候生活过的地方。我八岁那年跟着我爸回国住过三年，后来我爸在佛山一个工地出了事，人就没了。我妈留在秘鲁没再嫁，一个人把我拉扯大。这些事我平时不怎么跟人提，提起来心里发闷。

排队过安检的时候，我妈被闸机夹了一下胳膊，她吓得往后一缩，连说了好几句对不起。安检员是个二十出头的姑娘，笑着用普通话说没关系阿姨，慢慢来。我妈听不懂，眼巴巴看着我。我给她翻译，说人家让你别着急。我妈点点头，小声说中国姑娘真温柔。罗莎在旁边笑，说妈，你现在知道你女儿为什么说中文软绵绵的了吧。我妈说，软绵绵的好听，比西班牙语吵架似的强。

我们坐的是G字头的高铁，广州南到长沙南，两个半小时。我妈一开始不知道什么是高铁，我跟她解释，就是跑得特别快的火车，比秘鲁的火车快很多很多。她哦了一声，没当回事。等我们下到站台，一列白色长龙悄无声息地滑进站，车门打开，里面冷气扑出来，我妈站在门口探头往里看，脚底下踌躇着不敢迈进去。罗莎推了推她，说进去呀妈，里面干净着呢。我妈这才走进去，眼睛瞪得老大，看着车厢里一排排灰色座椅，又抬头看看行李架，转头问我，这真是火车吗？怎么跟飞机里面一样？

我给她找到靠窗的位置，把两个帆布包塞进行李架下面。我妈坐下来，先摸了摸座椅扶手，又摸了摸小桌板背面，然后从口袋里掏出一包纸巾，抽出一张擦了擦窗户边沿。擦完以后她又觉得不好意思，把纸巾攥在手里不知道该扔哪儿。我接过来扔进前排椅背的垃圾袋里，告诉她这里每个座位都有垃圾袋。她点点头，把安全带拉出来扣上，自己嘀咕了一句，秘鲁的火车没有这个。

列车启动的时候几乎没什么声音，窗外的站台开始往后移，先是慢慢的，后来越来越快，那些柱子、电线杆、灰色屋顶连成一片往后倒。我妈一开始还在看车厢里的电子屏，上面显示着车速，她看不懂中文，问我上面写的什么。我说现在时速两百九十八公里。她没概念，问我秘鲁的火车跑多快。罗莎抢着说，咱们那个火车一小时能跑六十公里就不错了，从利马到万卡约才三百公里，要跑七八个小时。我妈听完，慢慢转过头盯着窗外，不说话了。

窗外的景色变化很快，广州的高楼群很快变成郊区的厂房和菜地，又变成一大片绿色的田野，远处有低矮的山丘，山顶上绕着雾气。我妈把脸贴在窗户上，额头抵着玻璃，看得入神。过了一会儿她忽然说，这速度实在超乎想象。她说的是西班牙语，声音不大，坐在我们后排的两个中国乘客抬头看了她一眼。我给她翻译成中文，她摆摆手说不用翻译，她自己说给自己听。

罗莎拿出手机贴在窗户上拍视频，一边拍一边解说，说我们现在在中国的火车上，你看外面，太快了，像飞一样。我妈忽然拉了拉她的胳膊，说你别光顾着拍，你自己用眼睛看看呀。罗莎把手机放下，有点不好意思地说，我这不是想发给店里的姑娘们看嘛。我妈说，她们又没来，她们看视频能感受到什么？你自己记住了才重要。罗莎把手机收起来，安安静静地看窗外，过了几分钟说，妈你说得对。

车子经过一段隧道，车厢里暗下来，顶灯亮起暖黄色的光。我妈闭上眼睛，似乎在想事情。我给她拧开一瓶矿泉水，她接过去喝了一小口，说比秘鲁的水甜。我说都是一样的水，可能你渴了。她摇头，说不一样，利马的水是咸的，这个不咸。我想了想，利马的自来水确实有些咸味，烧开了也有。我没再说话，靠在椅背上闭了会儿眼睛。

罗莎忽然推了我一下，说表妹，你看那边，那些房子建在半山腰上，真好看。我睁眼往窗外看，确实有一片村落，白墙灰瓦，顺着山势一层一层叠上去，周围是绿油油的梯田，田埂上站着几个戴草帽的人。我妈也看见了，把脸凑过来，说这地方跟我们安第斯山区有点像，但是绿多了，秘鲁的山都是土黄色的。我说中国南方雨水多，所以山上树多。我妈又看了一会儿，叹了口气，说秘鲁也有这样的绿地方，就是离利马太远了。

我脑子里忽然冒出一些旧事。我妈一个人带我在利马生活，租的老房子在乔里约斯区，离海边近，但房子不怎么样，墙皮一块一块往下掉，厕所门关不严。我妈每天从面包店带几个卖剩的面包回来当早饭，她自己吃最干最硬的那几个，把软和的给我。我上中学的时候，班里同学都有手机，我用的是一部别人送的旧诺基亚，屏幕碎了半边。那时候我整天想离开利马，越远越好。后来我回了中国，在广东上了两年中专，又回去利马工作，兜兜转转，最后还是觉得哪里都不是完全的家。

列车减速进站的时候，我妈以为到了，急急忙忙要站起来拿包。我告诉她还没到，这是韶关，中间停一下。她又坐下来，看外面站台上的人上上下下。有几个背着大包小包的旅客从车厢连接处走过来找座位，我妈侧着身子让他们过去，等人过去了小声跟我说，这里的人穿得真整齐。我低头看了看自己身上皱巴巴的T恤和牛仔裤，有点想笑。

过了韶关，车速又提起来，窗外的田野和山丘再次飞速后退。我妈从包里翻出一个小本子和一支圆珠笔，趴在桌板上写什么。我瞄了一眼，她写的是西班牙文，有些单词拼错了，但她写得很认真。罗莎凑过去看，说妈你在写日记？我妈用手挡住，说别闹。罗莎笑着退回来，对我挤挤眼。我猜我妈可能在记录这次旅行，她以前说过，等老了记性不好了，要把去过的地方都写下来。

列车经过长沙南站附近的时候，两边出现大片的高楼住宅，密密麻麻的窗户反射着傍晚的太阳光，像一大片发光的鳞片。我妈看呆了，问这些楼住多少人。我说长沙市区有七百多万人。她张了张嘴，好半天才说，整个秘鲁才三千多万人。罗莎接话，说妈，中国一个城市就顶咱们好几个省的人。我妈没接话，一直盯着窗外，过了好一会儿轻声说，这么些人，他们都有地方住吗？我说大部分有的。她说，那就好。

到了长沙南站，我们下车换地铁去酒店。地铁站里人潮涌动，我妈紧紧抓着我的胳膊，另一只手拽着罗莎的袖子，生怕走散。在扶梯上她站得很直，眼睛看着前方，跟我说，秘鲁要是也有这样的火车和地铁，大家出门就方便多了。我说会有的。她没再说。

出了地铁站，天已经暗下来，街边灯火通明，烧烤摊和米粉店门口飘出白烟，空气里全是辣椒和油脂的香味。我妈抽了抽鼻子，说好香。罗莎问我要不要先吃点东西。我看看表，快八点了，就带她们去旁边一家常德米粉店。店面不大，塑料桌椅，墙上贴着红底黄字的菜单。我妈站在菜单前面看，问上面写的什么。我一样一样给她念，她挑了红烧牛肉粉，罗莎要了肉丝粉，我自己要了碗猪油拌粉，又加了三个卤蛋。

粉端上来，热气腾腾，汤面上浮着红油。我妈小心翼翼地挑起几根粉，吹了半天才放进嘴里，嚼了两下，眼睛亮了一下，说这个好吃。罗莎已经吃得额头冒汗，嘴里呼着气说太辣了太辣了，可又舍不得停。我妈笑她，说来之前是谁说自己能吃辣的。罗莎灌了半瓶矿泉水，说秘鲁的辣跟这个不一样，秘鲁的是黄辣椒酱，这个红油是另一种辣。

正吃着，我妈忽然放下筷子，抬头看店门外面。外面是一条不宽的街道，电动车一辆接一辆驶过，骑手都穿着外卖平台的黄马甲。我妈说，利马街上也有很多摩托车，但是没这么整齐。她说完又低头吃粉，可我发现她眼眶有点红。我伸手过去握住她的手，问她怎么了。她说想起你外婆了，你外婆也爱吃米粉，不过秘鲁买不到这种宽扁的粉，她都是拿意面煮软了拌辣椒酱吃。我没说话，只是把她的手握得更紧了一些。

罗莎也安静下来，从旁边抽了两张纸巾递给我妈。我妈接过纸巾擦了擦眼角，笑着说没事，粉太烫了，热气熏的。我们三个又埋头吃了几口。吃完粉，我妈站起来活动了一下腿，说这碗粉是她吃过最好吃的中国食物。我说那明天早上带你去吃更地道的糖油粑粑。她问那是什么，罗莎抢着说，我知道，是不是那个糯米团子裹糖汁。我点头。我妈说好，明天吃那个。

回酒店的路上，我妈走得很慢，一路东张西望。路过一家水果店，她看到门口堆着的西瓜和芒果，拉着我进去问价。老板是个五十来岁的男人，正在看手机，头也没抬说西瓜三块钱一斤，芒果八块。我妈不懂人民币，站在旁边听我翻译。她算了半天，跟我说比秘鲁便宜，秘鲁一个芒果要三索尔，相当于六块人民币。我笑了，说妈你现在已经在用脑子换算了。她得意地笑了一下，说脑子好着呢。

到了酒店，我们住的是标准间，两张床，罗莎和我妈睡一张，我睡另一张。我妈进门先检查了一遍卫生间，把水龙头打开试了试热水，又用纸巾擦了擦马桶圈，确认干净了才出来。她推开窗户往外看，外面是长沙夜景，高架桥上的车灯像一条流动的光带。她站在窗边看了很久，我洗了个苹果递给她，她接过去咬了一口，说这个苹果也甜。我说妈，你在这儿多吃点，国内吃的好东西太多了。她点头，说好，我多吃。

临睡前，罗莎去洗澡，水声哗哗响。我妈坐在床边翻她的小本子，我凑过去，她这次没躲，把本子递给我看。上面用西班牙语写着：今天坐了世界上最快的火车，窗外的树和房子都变成了影子。中国有好多高楼，数都数不清。长沙的米粉很辣，但是很好吃。超市里的芒果比秘鲁便宜。我记得你外婆也爱吃芒果，每次从市场回来都带一个给我。我看着她写的字，把本子合上还给她，说妈你写得很好。她笑着说，我也就会写这些了。

那一晚我睡得很浅，半夜醒了好几次。窗外有汽车鸣笛声和远处施工的闷响。我妈和罗莎挤在一张床上，呼吸声均匀。我借着卫生间的夜灯看她，她的眉头舒展开来，睡得很安稳，一只手搭在罗莎胳膊上。我翻了个身，心里有些发酸。以前在利马，她总睡不踏实，夜里有一点响动就醒，可今天在异国他乡，她倒是睡得沉了。

第二天早上去吃糖油粑粑，巷子口一个小摊，支着油锅，金黄的小圆饼在糖汁里打滚。我妈站在旁边看摊主操作，看了好几分钟。她用西班牙语问，这个做起来麻烦吗？摊主听不懂，我翻译过去。摊主笑着说，不麻烦，糯米粉团子炸出来滚糖就行。我妈说，那我回去也试试。我问她回哪里，利马还是中国。她想了想，说都试试。

上午去爬岳麓山，山道上人很多，有晨跑的老人，有带孩子的年轻父母，还有一队队穿着校服的中学生。我妈走得很慢，走走停停，时不时拿手机拍路边的花。罗莎早跑到前面去了，回头大声喊我们快跟上。我妈摆摆手说你们先走，我慢慢来。我陪她在后面走，经过爱晚亭的时候，她停下来看屋檐上的瓦片，又看亭子里的匾，跟我说这亭子有年头了吧。我说是，几百年了。她轻轻摸了一下柱子，说秘鲁也有很多老建筑，但这些年拆了不少。我问她是不是觉得可惜。她点头，说老东西有老东西的味道。

从山上下来，我们去橘子洲头。江风很大，吹得我妈的头发乱飞。她站在江边，看对面高楼林立的湘江两岸，说这里比迈阿密还好看。罗莎在旁边笑，说妈你又没去过迈阿密。我妈说，我在电视上看的。我靠在栏杆上，看江面上的游船慢慢驶过，心里忽然觉得很平静。那一刻我脑子里闪过很多人和事，有我爸模糊的影子，有外婆临终前握着我的手的样子，还有利马老房子门口那棵常年开花的三角梅。这些事像江水一样流过去，不激烈，但很深。

下午去了太平老街，青石板路两边全是小吃店和手工艺品店。我妈挤在人群里，眼睛不够用，看什么都新鲜。她在一家糖画摊前站了很久，看师傅用糖浆在石板上勾出一条龙。罗莎催她走，她不动，说再看一会儿。师傅抬头笑着说，阿姨，要不要画一个？我给我妈翻译，她不好意思地说不画了，看看就好。可走了几步她又回头看了一眼。我拉着她折回去，让师傅画了一个蝴蝶。师傅动作很快，糖浆三下两下就成了一只展翅的蝴蝶，粘在竹签上递给我妈。她接过来，像小孩子一样举在手里左看右看，然后拿出手机让我给她拍照。她站在青石板路上，身后是熙熙攘攘的人群和古色古香的店铺门脸，手里举着糖蝴蝶，笑得眼角全是褶子。罗莎在一旁说她像个小姑娘。我妈说，在秘鲁没机会这样拍。

晚上回酒店，我妈把糖蝴蝶插在矿泉水瓶里放在床头柜上。她说舍不得吃，等明天再吃。我说明天就化了。她说，化了就化了，我看着也高兴。她洗完澡出来，坐在床上接着写她的本子。我躺在另一张床上刷手机，看到罗莎发在脸书上的视频，下面已经有很多秘鲁的朋友点赞评论，有人问中国真的这么发达吗，有人问我们什么时候回去。罗莎一一回复，其中一条回复说，你来了就知道了，真的跟电视上不一样。

第三天我们坐高铁去武汉，我妈已经不像第一次那么紧张了，自己找座位，自己把包放好，还帮罗莎把外套叠整齐。列车开动后，她一直看着窗外，过了一会儿说，如果外婆也在就好了。我点了点头，喉咙里有点堵。她扭过头来对我说，你外婆这辈子也想坐一次这样的火车，她说过，利马的火车太慢了，去哪里都不方便。我伸手揽住她的肩膀，她的身体瘦瘦小小，靠在我身上很轻。罗莎从后面探过头来，说等明年我们带外婆的照片来坐一次。我妈笑了一下，说对，带着她的照片。

车窗外的景色从湖南的红壤丘陵逐渐变成湖北的江汉平原，大片大片的稻田和鱼塘在午后的阳光下泛着光。我妈望着窗外，嘴里轻轻哼起一首西班牙语老歌，调子很轻，被车轮摩擦铁轨的声音盖住大半。罗莎问她唱什么，她停下来说，是你外婆教的，年轻时候在田里干活唱的歌。我没问歌词内容，只看着她瘦削的侧脸，觉得她好像又老了一点，可眼睛里有种说不清楚的光。

到了武汉站，我们没急着出站，在站台上站了一会儿。我妈抬头看头顶巨大的拱形雨棚，又看旁边停靠的另一列高铁，转头跟我说，中国是把未来的东西先做出来了。我笑她，说妈你这话说得挺有水平。她说，我天天在电视上看新闻，也不是白看的。罗莎在旁边逗她，说那你说说中国还有什么未来。我妈很认真地说，快了什么都快，人走路都快。我们愣了一下，然后都笑了。她自己也笑了，说在利马，大家走路都是慢吞吞的，这里的人，连拎着菜篮子的老太太都走得飞起来了。

我们在武汉只待了一天半，去了户部巷和黄鹤楼。我妈站在黄鹤楼顶层，望着长江大桥上来来往往的汽车和江面上缓缓行驶的货船，沉默了很久。风很大，把她的灰白头发吹得全往后飘。她忽然说，你爸以前在佛山干活的时候，是不是也坐过这样的火车？我说那时候还没有高铁，他坐的是绿皮火车。她点点头，没再问。我靠在栏杆上，想象三十年前我爸从秘鲁回中国，在利马机场跟我妈道别的情景。那时候我才两岁，什么都不记得。后来再见到他已经是八岁回国那年，他比照片里老很多，手上有厚厚的茧子。再后来他就没了，工地上的意外，公司赔了一点钱，我妈带着我回秘鲁，把那笔钱存起来给我上学用。

从黄鹤楼下来，我妈拉着我在路边石阶上坐了一会儿。她说，你爸走的那几年，我一直后悔，不该让他一个人回中国。如果当时他留在利马，哪怕日子苦一点，一家人好歹在一起。我握住她的手，说过去的事别想了。她叹了口气，说这几年一个人，有时候半夜醒来，总听见门外有脚步声，以为是你爸回来了。我鼻子一酸，把脸偏到旁边。罗莎在几步外买水，回来看到我们坐着不说话，就蹲下来问怎么了。我妈笑着摇摇头，说没什么，有点累。罗莎把水递过来，说那我们回酒店休息。

回酒店的地铁上，人很多，一个中学生模样的男孩给妈让了座。我妈先是不肯坐，男孩用普通话说奶奶你坐。我给妈翻译。她坐下后，从包里掏出一块糖递给男孩，男孩笑着摆摆手说不用不用。我妈非给不可，男孩只好接过去说了声谢谢。下车后我妈跟我说，中国孩子真有礼貌。我说秘鲁孩子也有礼貌。她说，都挺好。

晚上在酒店旁边的小餐馆吃热干面。我妈吃了一口，说这个芝麻酱香得扎实。她已经会用筷子夹起面条绕一绕再送进嘴里，虽然动作还有点生疏，但明显比刚来时熟练多了。罗莎已经学会了用手机扫码点餐，还注册了一个外卖平台的账号，跟我说回来以后发现中国吃饭太方便了。我妈在旁边说，方便是方便，可我看这些送外卖的小伙子骑车那么快，有点危险。我说是，他们赶时间。我妈说，挣钱都不容易。

吃完饭我们去长江边散步。江滩上风很大，很多人在放风筝。有个老人放的老鹰风筝飞得特别高，我妈仰头看了半天，说秘鲁三月份也有风筝节，在利马的海边，风比这里还大。她忽然又说，其实利马也挺好的，海边的落日很漂亮，面包店对面那户人家的阳台上养了很多鸽子。我听着她这样说，知道她想家了。一个人再喜欢一个地方，待久了还是会想自己那个习惯了的窝。我说妈，等过几年我存够钱，在利马换个大点的房子，咱们好好装修一下。她笑了笑，说不用，那个老房子住着挺好，邻居都熟。我看着她，她也看着我，夜风吹过来，她的眼神柔和又安静。

第四天早上我们坐高铁去广州，准备从那里飞回利马。车程四个多小时，我妈已经能在车厢里自如地走来走去了，还跟一个带孩子的年轻妈妈聊了几句。我用中文跟年轻妈妈解释，说她们是从秘鲁来的。年轻妈妈惊讶地笑，说秘鲁那么远啊，来这里玩吗。我说是，回国看看。那个孩子大概三四岁，虎头虎脑的，从妈妈怀里探出头来看我妈。我妈从兜里掏出一个糖画，是我昨天在户部巷买给她的，她一直没吃，用纸包着。她把糖画递给孩子，说给你吃。孩子看看他妈，见妈妈点头才接过去，奶声奶气地说谢谢奶奶。我妈听不懂，但能听出是道谢，笑着摸了一下孩子的头。

车过岳阳，窗外的洞庭湖水面开阔，白茫茫一片，远处有采砂船缓缓移动。我妈拿出本子接着写，写了半页，然后把本子合上，跟我说，以后我每年都想回来一次。我说好，我陪你。她说，你工作忙，不用每次都陪，我自己也能坐。我说那不行，你一个人我不放心。她说，有什么不放心的，中国这么安全，街上到处是摄像头。我被她逗笑了，罗莎也笑，说妈你现在都学会观察这些了。我妈得意地说，我可聪明呢。

到广州后，我们找了一家酒店住下，第二天傍晚的飞机。当天下午去逛了北京路，买了一些广式腊肠和几盒点心带回去。我妈特意挑了一包芒果干，说带回去放在外婆照片前面。罗莎买了几件丝绸睡衣，说要送给店里的老客户。我买了一双运动鞋，给我妈也买了一双，她说太贵了，我说穿着舒服。她试了试，在店里走了两圈，笑着说像踩在棉花上。

晚上在珠江边看夜景，小蛮腰的灯光变幻着颜色，对岸的高楼霓虹闪烁。我妈扶着江边栏杆，仰头看那根细细的电视塔，说这个比电视上还高。我说六百米呢。她咂舌，说利马最高的楼也就三十层。罗莎说，妈，等你回去跟面包店的人讲，她们肯定以为你在吹牛。我妈说，不要讲，有些东西自己看过就存在心里了，讲出来别人没看过，反而觉得是假话。

她这话说得轻，落在我心上却重。我想起自己这些年在利马和中国之间来来回回，遇到的人听说我从秘鲁回来，总问那边是不是很穷很乱，我解释了他们也半信半疑。后来我也就不多说了。有些事情，真的只有自己亲眼见了，才会相信，也才会沉默。

第二天上午，我们去珠江边最后走了一圈。天气很好，江面上闪着细碎的光，有老人在打太极，有年轻人跑步经过，有游客举着手机自拍。我妈站在一棵大榕树下面，仰头看那些垂下来的气根。她说这棵树像有几百条胳膊。我靠在另一棵树上，看她的背影，她瘦小的身子站在巨大的树冠下面，显得那么小。可我知道她心里装了很多东西，有些能说，有些不能说。

去机场的地铁上，我妈一路没怎么说话，手里抱着她的帆布包，里面装着没吃完的芒果干和那个已经化成一滩糖水的糖蝴蝶。罗莎在旁边翻看手机相册，把照片一张张给妈看。妈看着看着，又笑了，说这张好，那张也好。快到机场的时候，她忽然问我，咱们这次回来，算是探亲还是旅游。我想了想，说都算。她说，那明年还来。我点头。

在白云机场办完值机，托运行李，过完安检，我们坐在登机口旁边等着。候机厅里大部分是中国旅客，也有几个外国面孔。我妈去免税店转了一圈，出来以后跟我说，机场里的东西比外面贵，她什么都没买。我笑着夸她精明。她坐在椅子上，用西班牙语跟旁边一个老太太搭话，问她去哪里。老太太说去巴黎看儿子。我妈说，我去利马回自己家。老太太笑，说利马好远啊。我妈说，现在有高铁有飞机，多远都不算远。她说完自己先笑了，我也跟着笑。

登机的时候，我妈走在前面，回头看了我一眼，说快跟上。我应了一声，拉着箱子走过去。机舱里冷气很足，她披上那件旧针织开衫，扣子一颗颗扣好。她坐在靠窗的位置，看着外面巨大的机翼。飞机缓缓推出，滑行，加速，抬升。广州的高楼和珠江在舷窗里越来越小，最后变成一片模糊的光斑。我妈望着窗外，轻轻说，秘鲁见。我握住她的手，说好，秘鲁见。

飞了十多个小时，中间在阿姆斯特丹转机，到利马的时候是当地时间清晨六点多。天刚蒙蒙亮，机场跑道尽头透出粉紫色的云。我妈从行李转盘上取回自己的帆布包，背在身上，脚步轻快。出了航站楼，熟悉的海风扑面而来，带着咸腥味和汽车尾气混在一起的味道。我妈深吸一口气，说还是这个味道。罗莎叫了辆出租车，我们挤在后座，车窗摇下来，利马灰蒙蒙的街道一帧一帧往后退。

车子经过面包店门口，我妈让我停一下。她下车进去，跟里面正在揉面的老同事抱了抱，把一盒广州买回来的点心放在柜台上面。那个胖胖的老板娘追出来要给她钱，我妈摆摆手，说给你尝尝中国点心。老板娘笑着说，中国好啊，等我有钱了也去。我妈说，去吧，坐那种跑得特别快的火车，像飞一样。她说完回到车里，冲我笑了一下。我看着她，也跟着笑。

回到家，推开那扇熟悉的旧木门，三角梅还开着，一树紫红色，从墙头倾泻下来，有几枝伸到了二楼的铁栏杆上。邻居家的狗在巷子里叫了两声，又安静了。我妈把帆布包放在餐桌上，从里面拿出芒果干，放在外婆的照片前面，又点了根蜡烛。她站在照片前面，低声用西班牙语说，妈，我们回来了，坐了你没坐过的火车，特别快，快到窗外的树都变成了影子。你要是也能看到就好了。我站在她身后，没说话，只觉得胸口涨涨的，像有什么东西慢慢化开。

那天下午我在自己房间睡了一觉，睡得很沉，梦里又回到了高铁上。窗外是连成片的水田和山丘，我妈坐在旁边，指着窗外说，你看，那房子建在山上。我跟着她的话往外看，却看不清她的脸，只听见她的声音平静又满足。醒来以后，外面天已经黑了，厨房里传来锅铲碰撞的声音。我走出去，看见我妈在做饭，罗莎在旁边帮忙择菜。她扭头看见我，说醒了？马上吃饭。我点点头，走到她身边，从碗里捏了一小块炸香蕉放进嘴里。她说，洗手。我笑着说，洗过了。

晚饭的时候，我妈破天荒开了一瓶红酒，是邻居送的，她一直舍不得喝。她倒了两杯，递给我和罗莎，自己倒了半杯。她说，这杯敬你外婆。我们碰了一下杯，各自喝了一口。酒不怎么样，有点涩，可咽下去以后喉咙里暖烘烘的。我妈又倒了一杯，说这杯敬咱们仨。罗莎笑，说怎么老敬来敬去的。我妈说，高兴。她喝了两口，脸上浮起一层红晕，话也多起来。她说，以前总怕去太远的地方，怕这怕那的。可这次出去走了一趟，觉得人这一辈子，胆子大一点，能多看到不少好东西。她顿了一下，又说，不过最好的还是能回来，回到这个家。

我听着她的话，心里那点酸酸胀胀的东西终于彻底化了，变成一种软绵绵的踏实。我给她碗里夹了一筷子菜，说妈，明年我们再去，去北京看长城。她笑着说，那个台阶多不多？多的话我爬不动。罗莎说，有缆车呢。我妈眼睛亮了一下，说那还行。我们三个在昏黄的灯光下边吃边聊，窗户外面传来利马夜晚独有的声音，卖烤玉米的小贩推着车经过，车轮碾过石板路，吱呀吱呀的。远处有狗叫，还有邻居家电视里传出的足球解说声。这些声音混在一起，嘈杂又亲切。

后来我妈去洗碗，我站在厨房门口看她。她的背影被灯光映在墙上，还是那么瘦小，可动作利落，碗筷碰撞出清脆的声响。她回头看了我一眼，说傻站着干什么，去把桌子擦了。我笑着去拿抹布。罗莎在客厅打电话，跟朋友说我们回来了，还说下次一定要带她们去坐中国的高铁。我听着这些，心里想，其实人和人之间，有些东西很难完全相通，但只要愿意坐下来，喝一杯不怎么样的红酒，说说路上看见的风景，很多隔阂就慢慢淡了。那些曾经扎在心里很深的东西，也会在某一刻突然变得轻了，像窗外的三角梅，开得再热闹，风一吹，落几朵在地上，扫掉就好。

晚上躺在床上，我掏出手机看白天拍的照片。有一张是我妈在高铁上望着窗外的侧脸，她的眼睛很亮，嘴角微微翘着，窗外的绿野一片模糊。我盯着这张照片看了很久，然后把它设成了手机桌面。关灯以后，我在黑暗里闭着眼睛想，以后的日子还长，谁也不知道明天会怎么样。但至少这一刻，我们三个人都在这间旧屋子里，平安，健康，心里都装着一个共同见过的好风景。这比什么都强。

窗外隐约传来海潮一样的声音，是风吹过三角梅的叶子，沙沙的，像那列高铁碾过铁轨时细微的震颤。我翻了个身，慢慢睡着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