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州的水大多不是从外面流进贵州，而是从高原向四周流出去|乌江|四川|思南|贵州省|赤水|遵义|镇远|高原

“贵州的水大多不是从外面流进贵州，而是从高原向四周流出去；真正逆着这些河流进入贵州的，是盐、商人、移民、军队和文化。”

这样一来，贵州的山水、交通、古镇和建筑就全部串起来了～～

这些年看贵州的古镇、村落和建筑，我越来越觉得，要读懂贵州建筑，不能先看房子，而要先看贵州的山和水。

贵州是一个被山包围、又被河流切开的高原。北有大娄山，东北有武陵山，西有乌蒙山，中部横亘着苗岭，山地丘陵占全省九成以上；乌蒙山、苗岭又大体把贵州分成了长江、珠江两大流域。贵州的河流从西部和中部高地向北、向东、向南呈放射状流出去。

所以有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

水是从贵州流出去的，文明却常常是沿着这些水逆流进入贵州的。贵州历史上真正重要的对外通道，几乎都可以沿着几条河重新画出来。

东面的第一条，是我特别感兴趣的沅水—㵲水—镇远通道。实际上，从洞庭湖溯沅水而上，到洪江，再进入㵲水，也就是今天所说的舞水、㵲阳河，经芷江、新晃、玉屏，一直可以到镇远。㵲阳河本身发源于贵州，向东进入湖南，最后汇入沅水；但历史上的商船、军队和物资却可以反过来沿着它一路向西进入贵州。

于是，洪江、芷江、镇远，就不再是三个孤立的古城，而是同一条水上交通走廊上的三个节点。

这一点，看建筑就非常清楚。

芷江㵲水边留下了规模巨大的天后宫，它本来就是福建客商的会馆；镇远同样有天后宫，有江西商人的万寿宫以及大量会馆、码头、寺庙和商贸建筑。镇远的天后宫甚至就是贴着河岸码头建立的。

为什么一个远离海洋的贵州山城，会出现妈祖？

因为妈祖不是自己“走”到贵州的，是商人沿着水路把自己的神、自己的乡土记忆和自己的建筑一起带进来的。

明清时期，淮盐、浙盐等商品也曾沿沅水—㵲水方向进入黔东。明代史料甚至记载，镇远一带一度因从四川运盐过于艰难，请求恢复淮盐销售。

所以镇远为什么会有那么多封火墙、马头墙、牌坊、会馆、戏台？它本质上是一座山里的港口城市。

而到了贵州北部，又是另一套完全不同的交通体系。

这里最重要的是赤水河和乌江。

需要特别分清：赤水河和乌江并不是连在一起的两段河。赤水河发源于云南镇雄，穿过贵州西北部，最终在四川合江汇入长江；乌江则从贵州西部发源，横穿黔中、黔东北，从沿河进入重庆，最后在涪陵汇入长江。它们是两套独立的长江支流水系。

但恰恰是这两条彼此不相连的河，共同构成了川盐进入贵州的两扇大门。

赤水河一路，就是著名的川黔古盐道。四川盐从长江进入赤水河，再逆水而上，在赤水、丙安、复兴、土城、茅台一带不断转运，然后进入遵义和黔中。今天我们看见的土城古镇，其实就在习水县境内的赤水河边。赤水市境内的丙安、复兴、大同等古镇，也都是这条盐运商路留下来的节点。复兴至今还有规模很大的江西会馆，丙安则曾是著名的川盐入黔驿站。

盐把码头变成场镇，把场镇变成古镇，又把来自江西、湖广、四川、陕西等地的建筑文化留在了河岸。

所以这一线看到的，不只是吊脚楼，而是会馆、盐号、码头、戏楼、禹王宫、万寿宫以及封火山墙。贵州北部很多古镇的面貌，本质上是一种“移民型、商业型建筑景观”。

另一条就是乌江。乌江从黔西向东北横穿贵州，从沿河出境，经龚滩、彭水，最后到重庆涪陵汇入长江。历史上川盐可以从涪陵逆乌江而上，经彭水、龚滩、沿河进入思南，再向石阡、镇远以及黔中分销，这就是川黔古盐道中的“涪岸”系统。

所以，如果说赤水河是从四川盆地西南缘打开贵州的一条缝，那么乌江就是从重庆方向切入贵州腹地的一条深槽。

河流切开山，商路沿着河，古镇长在商路上，建筑最后把这一切固定下来。

再往西北看，则是乌蒙山中的毕节。

毕节的位置很有意思，它不是典型的水运港口，却是川、滇、黔之间陆路交通的巨大十字路口。叙永—毕节—威宁—宣威—曲靖—昆明这条方向，近代一次次被重新认识。

民国时期的叙昆铁路、川滇铁路设想：1937年以后筹建叙昆铁路时，就曾勘测过泸州—叙永—毕节—威宁—宣威—曲靖—昆明的东线方案。抗战时期，这条地理走廊又变成川滇公路的一部分。1940年西南联大在四川叙永设分校，昆明与叙永之间的师生、物资交通，就沿川滇公路运行；一些师生的回忆中明确记下了沾益、宣威、威宁、赫章、毕节等地。

这特别有意思。

古代是盐夫和马帮，近代是汽车和大学生，今天又变成铁路和高速公路。交通工具变了，山口没有变；时代变了，地理留下来的走廊却没有变。

而当我们继续向贵州内部走，进入黎平、从江、榕江和雷公山地区，建筑的面貌突然又发生变化。

这里没有那么密集的外省会馆，也没有沿大商路不断出现的砖石牌楼和高大封火墙。木构建筑开始成为主体：吊脚楼、鼓楼、风雨桥、寨门、禾仓层层叠叠地依附山坡生长。

这并不是说黔东南过去“与世隔绝”，而是说，大山对外来文化产生了一次过滤。

外部的大规模商业文化沿河进入镇远、遵义、赤水、思南这些交通节点；越进入苗岭深处，外来的制度和建筑形式越被地方社会重新消化，最终形成完全不同的空间秩序。

黎平的肇兴侗寨，一座寨子可以由多组鼓楼、风雨桥和木屋共同组成；从江的增冲鼓楼，层层收分的屋檐几乎像一棵巨大杉树长在寨子中央。鼓楼不是单纯的“建筑地标”，而是侗族社会公共生活的中心。

苗族地区又不一样。雷山的西江千户苗寨，大量吊脚楼沿山坡逐层展开，看似自由，其实严格顺应山势、水系、道路和家族关系。

这里最让我感兴趣的，是建筑与土地几乎无法分开。

山太陡，平地太少，人就把房子架起来；河谷太窄，村寨就向山坡生长；可以耕种的土地极其宝贵，于是房屋尽可能少占良田，而把最平整的土地让给水田。

到了从江的加榜梯田，这种关系甚至达到一种极致：

山坡成为田，田边成为寨，寨中的杉木成为房子，溪水又把所有东西串在一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