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6年，湖北某县武装部前的操场上，一名个子不高的农村青年，抱着刚领到的军装，站在人群里反复整理衣角。那天，他还没有真正踏进军营，却已经把自己当成了一名军人。
军装很宽大。裤子肥得厉害，穿在身上松松垮垮，周围的家长看着忍不住发笑。青年自己也有些不好意思，只能把裤腰一圈圈扎紧。谁也没有想到，多年以后，他记住的并不是这身衣服，而是入伍前领到的那5块饼。
那5块饼，是出发前发给新兵的路上干粮。对普通家庭来说，这不算什么贵重物品，可对他家而言，却是一顿实实在在的吃食。
他没有全部带走。
4块饼送给了母亲，带回家和几个妹妹分着吃；剩下1块，才留给自己。手里还有5角钱，那是他出门时仅有的零花钱。东西不多，分配却很清楚：家里人先吃，自己能省就省。
这种选择，和他的家庭处境有关。
父亲也是军人，却在那个特殊年代早早离世。家中只剩母亲和几个年幼的妹妹，最大的劳动力便落在这个少年身上。那时干一天活，挣到的工分折算下来不过几分钱。日子紧，粮食更紧，家里长期处在贫困边缘。
接到入伍通知后，他没有急着收拾行李，而是独自上山，去看父亲的坟。
山上的风很硬，坟头长了不少杂草。他一边拔草，一边对着墓碑念叨：“爸爸，我也要当兵了，不能给你丢脸。”这句话没有旁人在场，语气却很郑重。父亲留下的军功章，被放在一个红布包里，少年一直记得。他盼着有一天，自己也能为那个小包再添上一枚。
入伍那天，村里人一路送到县城。母亲嘴上不停叮嘱，眼睛却始终盯着儿子。军车发动后，她跟着车跑了一段，大声喊道：“北方冷，穿厚一点，多写信！”
青年站在车上点头，只回了一句：“您多保重。”
车上的新兵一共24人，许多人和他一样，第一次离开家乡，第一次穿上军装，也第一次面对完全陌生的生活。军车到达火车站后，大家背着行李登上运送新兵的闷罐车厢。
车厢里铺着稻草，没有明亮的电灯，年轻人挤在一起，困了就靠着背包打盹，醒了便聊天、打牌。列车穿过隧道时，里面漆黑一片，几个调皮的新兵摸黑捉弄老实人，笑声在车厢里撞来撞去。
有一次，一名新兵趴在小窗口往外看，带队的人问他：“舍不得家乡了？”
他赶紧摇头：“不是，我在看夜景。”
话音刚落，旁边一列火车轰隆隆驶过，他吓得缩回脑袋，嘟囔道：“这家伙趴着跑都这么快，站起来还得了？”车厢里顿时笑成一片。长途奔波的疲惫，也被这句朴实的玩笑冲淡了。
列车走了3天，中途在军供站补给。新兵们饿得厉害，端着饭缸挤到队伍前面。热气熏得打饭的军医眼镜一片模糊，队伍很快乱了起来，有人干脆自己舀饭。
那顿饭里有大块猪肉。对刚离开贫困家庭的青年而言，这不是普通的一餐。他吃得很撑，甚至产生了一个简单而强烈的念头：进了部队，或许就不会再挨饿了。
然而，真正的考验还在后面。
列车到站时，眼前并没有电影里那种整齐庄严的营房，而是几排破旧的砖瓦房。窗户没有玻璃，只蒙着薄膜；营区附近商店、邮局都没有，水还要到一里多外的小河去取。住的地方是土炕，一间房挤着一个班。
这个地方叫清河农场。风一吹，尘土漫天，环境和青年此前想象的军营相差很远。可军营从来不只是房屋和操场，更重要的是纪律、训练，以及人在艰苦环境中的改变。
新兵连很快选班干部，大家推荐他担任副班长。这个“小官”没有多少权力，却意味着一份责任。他要比别人更早起床，更认真整理内务，也要在训练中带头坚持。
每天5点起床，打扫场地，6点出操。站军姿时，双腿不能乱动，身体必须挺直；踢正步、越野跑、障碍训练，一个项目接着一个项目。站下来腰酸背痛，脚底磨起水泡，也不能随意叫苦。
新兵每月领6元津贴，不叫工资，也不叫奖金。对他来说，这是一笔从未拥有过的“大钱”。但他没有把它看成享受，而是看成成为军人的凭证。
昏黄油灯下，班里开班务会，学习理论，谈各自的家乡和将来的打算。那间漏风的瓦房并不体面，却装下了一群农村青年的最初理想。
至于那5块饼，他后来一直记得：4块留给母亲和妹妹，1块陪自己走上军旅路。饼很快吃完了，出发时的那份分量，却没有随着饥饿一起消失。
热门跟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