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2年，上海，17岁的徐悲鸿正伏案作画，一封来自宜兴的急电打断了他。电文只有四个字：“父病，速归。”在按字收费的年代，这样的电报往往意味着家中出了大事。徐悲鸿收起画笔，匆匆赶往车站，心里最牵挂的，是那个把他送出乡关的父亲。
徐达章是走街串巷的画匠，日子过得并不宽裕，却没有把儿子困在小地方。徐悲鸿六岁起随父学画，既读私塾，也练习人物、花鸟。父亲知道，单靠卖画糊口难有出路，便想方设法让儿子去上海见世面。
徐悲鸿后来取“悲鸿”之名，常被认为与苏轼“人生到处知何似，恰似飞鸿踏雪泥”有关。这个名字里有漂泊，也有志向。对他而言，父亲既是启蒙者，也是最早相信他能成才的人。
所以，接到“父病，速归”时，他以为父亲病危。可火车抵达宜兴，刚走到家门口，里面却传来笑声。推门一看，红纸、酒席、宾客一样不少，根本不像病危之家。
徐悲鸿很快明白，自己被父亲“骗”回来了。
当时的徐达章确实有病，但更急迫的事情，是儿子的婚事。旧式家庭看重传宗接代，儿子年纪一到，父母便开始张罗婚姻。徐悲鸿一心求学作画，反感包办婚姻，更不愿娶一个从未真正了解的女子。
父亲却认为，婚姻讲究门当户对，女子安分持家便是好媳妇。两代人的标准完全不同。徐悲鸿不愿屈服，曾离家避婚，留下了一句近乎决绝的话：“谁愿意娶，谁去娶。”
然而，定亲之后，事情很难收场。徐达章只好利用儿子对父亲的担心，把他从上海叫回。婚事最终还是办了。对徐悲鸿来说，这场婚姻并没有成为安定生活的开始，反而像一道无法摆脱的枷锁。
婚后不久，他又回到上海，继续谋求艺术上的发展。遗憾的是，他把对包办婚姻的不满，也带进了对妻子和孩子的态度里。孩子出生后，他没有取一个喜庆的名字，反而用了“劫生”二字。
这个名字可以解释为“劫后余生”，但在当时的语境中，也很容易被理解为“因这孩子而遭逢劫难”。尤其是徐达章听到后，脸色当场变了。据相关记述，老人拍桌斥责：“这是咒我死吗？”
父亲的愤怒，不只是因为名字晦气。那里面还有一层难堪：自己费尽心力替儿子安排人生，换来的却是儿子把婚姻视为灾难，把孙子的降生写成“劫”。在百日宴这样的场合，这句话无异于当众否定父亲的一番苦心。
更不幸的是，徐达章后来病情加重，于1914年前后去世。父亲离世后，徐悲鸿心中一直有愧，便把对长子“劫生”的亏欠，转化为更多关照。孩子也喜欢绘画，父子之间曾有过一段亲近时光。
但命运并没有给这个家庭留下太多缓冲。大约在1920年前后，徐劫生因天花夭折，祖父此前曾为他改名“吉生”的说法，也因此被后人反复提起。孩子去世，对母亲打击极大。此后不久，徐悲鸿的原配也离开人世。
这段婚姻不能只用“谁对谁错”解释。徐达章固守的是父母之命，原配承受的是时代安排，徐悲鸿追求的则是个人选择。三个人都身处旧礼教与新观念交错的缝隙中，最无辜的孩子，却成了矛盾最直接的承受者。
有意思的是，经历这场家庭变故后，徐悲鸿后来给亲近女子改名，似乎总带着某种象征意味。他与蒋棠珍相识后，为她改名“蒋碧薇”，两人曾赴日本、法国共同生活。艺术道路由此打开，感情却没有因此稳固。
1927年徐悲鸿学成归国，名声逐渐扩大。1930年前后，他与学生孙韵君相恋，并为她改名“孙多慈”。两段感情都曾有过热烈开端，却都在现实、责任和性格冲突中走向分离。蒋碧薇后来与他解除婚姻关系，双方之间还涉及现金、作品及古画的财产安排。
1939年夏，徐悲鸿在桂林与廖静文相识。两人相差28岁，经过多年相处，1945年底结婚。廖静文后来陪伴徐悲鸿走完晚年，也承担了整理、保存其艺术遗产的重要工作。
1953年9月26日，徐悲鸿因脑溢血去世，终年58岁。“劫生”这个名字，究竟是父子冲突留下的气话，还是一个父亲无法释怀的伤口，已经很难凭几句话定论。能够确定的是，名字落在纸上只需一笔，背后牵动的，却是一个家庭中几代人的选择与遗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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