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35年，紫禁城乾清宫，二十四岁的弘历接过皇帝玺印时，手里并没有一套可以立刻驾驭朝局的成熟班底。父亲雍正留下的密诏，已经决定他成为继承人，可“被选中”不等于“会治国”，这正是秘密立储制最容易被忽略的一面。
清朝早期并没有严格实行汉地王朝那种立嫡立长。努尔哈赤晚年留下八王议政，皇太极突然去世后，继承问题一度引发激烈争论。顺治、康熙时期，皇位人选更多取决于皇帝对能力、品行和政治控制力的判断。
这种“立贤”思路，确实避开了嫡长子天然继位的僵硬弊端。嫡长子未必贤能，庶出的皇子也可能更有才干。可是，皇帝把继承人长期藏在心里，表面上减少了争夺，实际上却把所有人都推入猜测之中。
康熙晚年的九子夺嫡，便是前车之鉴。康熙四十七年，太子胤礽第一次被废，皇子之间的竞争迅速公开化。此后，储位反复牵动朝廷，皇帝既要处理政务，又要防范儿子结党。到了康熙去世时，继承问题已经成为朝廷最敏感的政治核心。
雍正亲历这场风波，登基后很快调整办法。他将继承人的名字写入密诏，一份随身保存，另一份置于乾清宫“正大光明”匾额之后。皇帝在世时不公布，驾崩后由大臣取出，与随身诏书相互核对，再宣布新君。
这个制度有一个明显长处：继承人不必提前组建东宫，也不容易以太子身份挑战皇权。皇帝可以在较长时间内观察皇子的性情和能力，避免过早立储造成权力分裂。雍正秘密指定弘历，乾隆后来秘密指定颙琰，都是这一制度较为成功的案例。道光临终前指定奕詝，也属于同类安排。
但制度的好处，往往与它的缺陷绑在一起。
最直接的问题，是皇位交接可能突然失去缓冲。明代设有东宫，太子往往参与政务、代行监国。朱棣北征期间，朱高炽多次处理朝廷事务，因此朱棣去世后，他能够较平稳地接掌大局。
清代的秘密立储则不同。继承人即使已经被选中，也不能公开以储君身份积累政治经验。乾隆即位时已经成年，才干也很突出，但初登大位仍需要张廷玉、鄂尔泰等重臣协助处理政务。乾隆初年，军机处和内廷之间权力分量不轻，张廷玉、鄂尔泰各有政治依托，朝中逐渐出现派系色彩。乾隆花了多年时间，才真正把权力牢牢收回。
第二个缺陷，是皇子容易失去明确的奋斗方向。公开太子制度下，太子知道自己承担什么责任，其他皇子也知道竞争边界。秘密立储却让每个人都知道皇位只有一个，却不知道那个人是谁。
于是，皇子们大致分成两类：有人谨慎自守，生怕锋芒太露；有人暗中经营，试图从言行中揣测父皇心意。前一种人可能缺少实际历练，后一种人又可能重新走向结党。乾隆有多个成年皇子，但真正具备足够政治历练者并不多，这与长期处于“不明身份”的状态有直接关系。
第三个缺陷更关键：选择权过度集中在皇帝一人手中。立嫡立长虽有僵化之处，但继承标准清楚，朝臣可以围绕太子的教育、品行和施政能力提出意见。秘密立储则把“谁最适合继位”的判断，锁在皇帝个人的经验、好恶和信息来源里。
道光帝选择奕詝，也就是后来的咸丰帝，未必完全出于才能判断。奕詝在皇位竞争中表现出的谨慎、孝顺，可能更符合道光对继承人的期待；而皇六子奕訢在才干、见识和办事能力方面，长期被不少 contemporaries 认为更突出。若把朝臣考察、公开议论和制度性评估纳入其中，结果未必相同。
有意思的是，秘密立储并没有消灭猜疑，只是让猜疑转入地下。皇帝活着时，朝臣不敢明说；皇帝病重后，宫廷内外反而更加紧张。密诏是否真实、是否被改动、谁能接近皇帝，都会成为权力角逐的焦点。
所以，这项制度并非简单的“高明”或“落后”。它压住了公开储位之争，却牺牲了太子培养；避免了皇子过早坐大，却削弱了朝廷监督；维护了皇权的最终裁决，却让继承结果更依赖个人判断。乾隆继位初年的被动，恰好说明密诏可以选定皇帝，却不能替新君准备好一个已经运转成熟的政治舞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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