概述
（注：本文章核心参考来源为“东北地区（黑、吉、辽）详细介绍（3.75万字）”、“辽宁省全方位概述：红色资源篇（上、中、下）”、“辽宁省全方位概述：古代历史篇”、“辽宁省全方位概述：近现代历史篇”）
（注）“东北地区”包括辽宁、吉林、黑龙江三省和内蒙古自治区。
壮阔东北，大美如斯。国之长子，奋发自强。这是我们的过往，也是我们的将来。
岁月流转，初心如磐。历史是永恒的坐标，指引着我们继续前行。当风卷起“北国江南”的尘埃，千年流转、万年文明、亿年变迁的悲欢离合，仍在装点着祖国的大美山河。当你穿梭在古老的白山黑水间，你就会发现：这里的每一步都踏着历史的印记。“山河无恙”的背后，是无数勤劳勇敢的亿万东北人民“代代相传”的誓言。
据说，著名学者余秋雨曾经这样讲：“天下十分美，九分在东北，剩下一分给全国”（疑似）。可也有人却说：“天下十分哀愁，九分也在东北，剩下一分给全国人”（疑似）。的确，东北地区（辽宁、吉林、黑龙江）的土地和人民已经经历和参与了近现代中国所有的悲痛与苦难、荣光与创举的形成过程。
东北地区（Northeastern China），包括位于中华人民共和国东北部的辽宁、吉林、黑龙江三省（有时还包括内蒙古自治区全境）。这里拥有38.7亿年“地质演化史”、25亿年“生命进化史”、1.6亿年（一说50万年）“人类诞生史”、8000年“华夏文明史”，以及2300年的“开拓史”和只有77年的“现代化史”。悠久的历史底蕴，多元的现代文化，让东北大地成为当代中国文化最重要的地理风向标。
红色文化是中国“红色政党”在领导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历程中创造的先进文化，承载着中华民族不断奋起的深刻印记，内蕴着中国“红色政党”人的智慧和担当，具有穿越时空的不朽价值。它是我们党艰辛而辉煌奋斗历程的见证，是最宝贵的精神财富。
历史是最好的教科书，记载着过去、呈现着当下、昭示着未来。
在战争、灾难和疫情日益频繁的当下，东北人民和东北这片土地上参加过的众多应对战争、灾难或疫情的重大挑战任务，对维系国家安全，实现“国家富强、社会安定、人民幸福、世界和谐”的良好愿景具有重要意义。这些，都离不开东北地区发生的众多“历史事件”所传承下来的“红色基因”。
红色资源的珍贵价值，不仅在于它的历史光辉，更在于它在当下依然能带给人们精神滋养，用红色资源育人、育心。东北地区蕴藏的丰富“红色资源”，是在党的领导下进行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过程中形成的。
在每逢国家遭到不幸的时候，全国的14亿人口、34个省份、56个民族则又是会擅长“集中统一”团结起来。在每次战争、洪水、地震、干旱、火灾、疫情等各种事件来临之时，中华民族总能在不幸之时，将14亿人民的“赤子之心”凝聚成一个紧密的“集体”，共同努力，战胜灾难，携手进步，保卫祖国。
从古时的“大禹治水”到今日的“抗击疫情”，历代前人都早已知道：想要在灾难中生存下来，光靠一个人可不行，只有大家齐心协力，“拧成一股绳，心往一处想”。这样的“团结精神”，源自中华民族5000多年历史积淀形成的“家国情怀”，而“家国情怀”的关键就在于对“爱国主义教育”的培养。
事实证明，爱国主义是凝聚民族力量，超越民族、地域、阶层差异，在面对重大灾难、挑战或推进祖国繁荣富强、不懈奋斗之时，将其迅速转化为激发“奋斗”与“团结”精神，筑牢国家统一、民族团结、社会稳定的“铜墙铁壁”，以及塑造人类未成年时期“塑造精神品格”，激发个人“努力学习、长大成才”的动力和增强文化自信、传承优秀文明、提升国际地位的唯一出路。
中国的成长，必然要经历过战争及瘟疫、地震、洪水、干旱、冰雪、风暴等“自然灾害”，以及其他不可抗力的事故和灾难。人，一旦遭遇这个灾难，小到一个人等生物体的“死亡”，中到政治、经济、文化、社会、自然生态等领域的“全面损失”，大到国家、民族甚至宇宙的“重创”。这些警示无疑是在给人们一个合理、崭新、正确的解释与发现。不过，灾难并不会直接“压垮人类”，反而还能会“觉醒人类”。
任何灾难性事件，对人的成长的积极性就在于：磨练意志、增强“韧性”（心理方面）、铭记历史、敬畏自然（仅限于各类“自然灾害”）、提高“气质”（素养）、珍爱和平（仅限于“战争”及其他灾难）、培养感恩心态、激发“团结”精神、促使新技能（含探索“副业”和事业领域转型）发展、推动人类领域进步、促进社会公平与完善、促进自我反思与成长，以及发展具有“自我保护能力”的“安全意识”和“健康品德”……这些都是为构建后来良好的“人类命运共同体”新秩序打下了坚实的基础。通俗来讲，就是经历了灾难，这些没吃过苦的小孩儿都在一夜之间“长大了”。
著名思想家“孟子”在《生于忧患，死于安乐》中写道：“故天将降大任于斯人者，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所以动心忍性，曾（增）益其所不能”。这句话就很好的说明了灾难在人类成长和发展中的良好的“必要性”。
东北地区，历史上曾遭遇过地震、洪涝、暴雨、干旱、雪灾、风灾、火灾（如大兴安岭火灾）、高温、寒潮、霜冻、传染病（疫情）等各种灾难（当然也包括战争）也在东北地区有所涉及。可以说，东北地区几乎以“一己之力”参与了整个近现代中国的重大战争、灾难、疫情等“灾难耻辱”的形成过程。我作为东北人，我只能时刻要警醒我们中国人民要“铭记历史、珍惜生命”（战争）、“敬畏自然、尊重科学”（灾难）。愿我们东北大地的伤痛不要再重演！
上篇（指“现代历史·中上篇”）我们记述了东北地区在经历“三年自然灾害”和“抗震救灾”的关键描述，接下来再记述几个关于东北地区在经历“重大自然灾害（除地震外）”和“抗击疫情”的重要描述。
【抗洪抗旱 抗灾抢险】
除了地震，东北地区的洪涝（含暴雨）、干旱、暴雪、霜冻、高温、寒潮、台风、沙尘暴、森林火灾等重大气象灾害（可能也包括泥石流、滑坡等）也不可小觑。
（洪涝灾害）
洪水（洪涝灾害）是河流、海洋、湖泊等水体上涨超过一定水位，威胁有关地区的安全，甚至造成灾害的水流。它不仅会导致人们被溺水、受伤、感染疾病等损失生命，而且会导致房屋、道路、桥梁、农田、工厂、商店等被淹没、毁坏、冲走重创经济。同时，洪水还会导致交通、通讯、供水、供电、医疗、教育等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的中断，造成社会的混乱。甚至能够严重危害相邻流域，造成水系及地质变迁。
东北地区（辽宁、吉林、黑龙江、内蒙古）不仅拥有辽河、嫩江、松花江、黑龙江、图们江、鸭绿江等一众大小河流，还拥有中华民族的第一母亲河——号称“年年泛洪”的黄河。由于东北地区的黑龙江、松花江等河流多为向“高纬度地区”（北方）流动，常年“凌汛”频发。部分地区沼泽、湖泊密度较多，加上温带季风气候导致降水集中（7-8月占全年60%以上），部分地区甚至多为800毫米以上（降水量）的“湿润区”（主要分布在辽宁丹东、抚顺、吉林通化等地），“七上八下”防汛关键期易遭遇“东北冷涡”、副热带高压异常偏北和“台风”叠加。近年来“全球气候变暖”又迫使400mm毫米等降水量线“向北移动”，北方极端降水频次显著增加，因而，冷暖空气即在这里长期对峙，进而引发洪水发生。清末、民国时代，由于过度开垦导致森林覆盖率下降、水土流失严重，加上早期堤防标准较低（多为民堤），部分城市硬化地面增加导致内涝风险上升（即便有1998年以后新建的多座防洪标准提升为“50-100年一遇”的水利枢纽）。因而，东北地区也成为中国洪涝灾害的主要高发区之一，仅次于南方各省。
1、1932年7月上旬，黑龙江省哈尔滨市附近及松花江、嫩江、拉林河干流沿线各乡镇发生暴雨。暴雨引发的洪水于8月12日到达顶峰。哈尔滨市在当年7月更是普降27天暴雨（雨量达500.7毫米），导致松花江干流“决堤”。哈尔滨水位站洪峰水位高达119.72米，市区受灾面积达877.5万平方米，道外、道里部分区域甚至“可以行船”（通常水深1-5米）。这次洪水累计造成了2万余人死亡（含瘟疫等次生灾害）、23.8万人受灾（仅哈尔滨市），受淹农田高达190万公顷。
2、1957年8月至9月，黑龙江省（特别是哈尔滨市附近）及吉林省北部的嫩江、松花江干流普降特大暴雨并引发洪水。哈尔滨站最高水位达120.30米，119米以上高水位“持续21天”，松花江干流最大流量约1.22万立方米/秒。这次洪水累计造成了81人死亡、400多万人受灾，冲毁桥涵876座、冲毁水利工程172处、淹没耕地超过1300多万亩、直接经济损失高达2.4亿元。洪涝发生后，当地军民动员100余万人“抢险救灾”，堤防未决口，哈尔滨主城区“安然无恙”。1958年，哈尔滨市政府决定设立“防洪胜利纪念塔”以纪念此事。
3、1995年7月下旬至8月上旬，辽宁省的辽河、浑河、太子河和吉林省的松花江、鸭绿江、图们江等流域相继发生连续4次大范围暴雨，并引发降雨落区重叠、强度大、持续时间长的特大洪涝灾害。松花江干流“辉发城站”洪峰重现期已超“150年一遇”，浑河沈阳段已超“50年一遇”标准。辽宁抚顺东洲河救兵站3日累计降雨量高达679毫米，佟庄子站最大降雨量超过533毫米，沈阳苏家屯等地局部超420毫米。吉林松花江丰满水库最大洪峰高达16350立方米/秒，辉发河五道沟站最大洪峰高达9350立方米/秒。这场洪水直接导致辽宁、吉林两省大量农田被淹、房屋倒塌、铁路中断。导致2190人死亡，156万人受灾，17万间房屋倒塌，712万亩农田受损，直接经济损失高达340亿元。沈阳城区部分街道水深达2-4米，导致上万多人紧急转移。洪涝发生后，在国家指挥及大伙房等水库的工程调度下，吉林、辽宁两省未发生堤防全面溃决，最大限度减少了人员伤亡。
4、1998年6月至9月，在内地黄河、长江、珠江、闽江、淮河等流域的特大洪水同期发生的同时，内蒙古、黑龙江、吉林三省（区）的嫩江、松花江及黑龙江流域也发生了150年以来最严重的一次特大洪涝灾害，史称“九八大洪水”。洪水发生时，嫩江发生“超历史纪录特大洪水”，松花江哈尔滨段实测洪峰流量高达1.6万立方米/秒（为300年一遇）。此次洪涝灾害导致东北地区数百人死亡（全国4150人死亡）。在全国累计造成超685万间房屋倒塌、超2.2亿人受灾、受灾面积超过3.18亿亩，直接经济损失超过2552亿元，波及省（市、区）达29个（极重灾区主要分布在黑龙江、吉林、湖北、湖南、江西、广东、内蒙古等地）。危急时刻，解放军及武警部队出动30余万（全国，东北为10余万）官兵参与抗洪抢险任务，实现哈尔滨、齐齐哈尔等大城市“零伤亡”（但农村及低洼地区仍有受涝风险），直接推动了全国防洪体系升级和《防洪法》的出台，成为新中国抗洪史上“最具影响力”的标志性事件。
此外、2013年8月中旬的大范围洪灾（覆盖黑龙江、松花江、嫩江、辽河等流域，引发“54人死亡、97人失踪”的“抚顺山洪”，造成黑、吉、辽三省共374万人受灾，直接经济损失达162亿元）、2024-2026年的“极端暴雨”（受“雨带北抬”和“2026年台风‘巴威’”影响，沈阳浑河出现1995年以来最大洪峰，沈阳单日降雨量超224毫米，内蒙古则在2025年7月份遭遇自1959年以来“最强洪灾”）等许多洪涝灾害也不容忽视。
“九八”特大洪水，启示我们对“豆腐渣工程”与“标准偏低”，“上游乱砍滥伐”与“围湖造田”及“自然堤坝”失效引发特大洪灾加剧，直接推动全国堤防系统按“千年一遇”标准全面加固，建立现代“防洪工程体系”及“退耕还林”、“退田还湖”国策落地。它从“被动抢险”转向“主动防控”。此后，国家逐步构建气象预警、流域统筹、军民联动的现代化应急管理体系。
【“98”抗洪精神】万众一心、众志成城、不怕困难、顽强拼搏、坚韧不拔、敢于胜利。
（干旱灾害）
干旱灾害是因长期降水偏少导致土壤缺水、水资源短缺的一种“气象灾害”，核心危害为农业减产绝收（农作物生长发育受阻、减产和引发牧草枯死、草场退化，威胁粮食安全）、人畜饮水困难（河流断流、水库干涸、水资源严重短缺）、生态退化加剧（如土地荒漠化、沙尘暴频发、湖泊萎缩、地下水超采及沉降、森林草原火灾等）及社会经济动荡（如饥荒、瘟疫、社会混乱、粮价上涨、人口锐减甚至政权更迭）等，已经成为继洪涝灾害之后威胁较大的一种气象灾害之一。
东北部分地区（如黑龙江、吉林、辽宁西部和内蒙古大部），年平均降水量小于400毫米，是“十年九旱”中“干旱—半干旱”区域及过渡地带，其旱灾风险“由南向北递增”，高频集中在辽宁西部、吉林西辽河附近及黑龙江松嫩平原西部，在春、夏两季受“冷涡”及“副热带高压”影响较大，部分地区灌溉设施相对不足，多为“雨养农业”（靠天吃饭）。部分地区土壤保水能力弱、融雪后“失墒较快”，抗灾韧性低。
1958-1962年，东北地区遭遇严重特大旱灾。松花江、西辽河部分流量“干涸”，部分地区（如吉林西部）旱期长达200-400天，造成粮食减产幅度达20%-36%。1989年，吉林、辽宁等地“春旱接伏秋旱”，8月出现罕见“高温少雨”，部分代表站降水偏少，水库干涸、河流断流，全区因旱减产粮食约139亿公斤（占当年总产31%）。2004年，内蒙古、黑龙江、吉林、辽宁部分地区半年降水“偏少5成”，为1951年以来同期最小值，部分农田面临绝收。内蒙古地区，更是自近500年来就遭遇过8次特大连年旱灾，造成草场退化、饲料减产、部分民众遭遇饥荒，人口持续逃亡。其中，尤以2016年夏季的旱灾最为严重，导致400多万人受灾、直接经济损失达115.9亿元。此外，1920年、1926年、1951年、1978年、1985年、2014年（辽宁、吉林），东北地区亦有显著较大规模的旱情发生。不过，东北人民在自身面临“干旱危险”的情况下，仍然向涉旱灾区捐款、捐物。2010年，西南地区（四川、重庆、云南、贵州、广西）遭遇“特大干旱灾害”，黑龙江“北大荒农场”紧急转运10506吨粮食支援四川等地灾区，有力保障了灾区群众的口粮供应。
（暴雪、霜冻及寒潮灾害）
雪一般是浪漫而无害的，但在一定条件下也会致灾。东北地区是全国纬度最高的地区（通常在北纬37°-54°左右）。这里紧邻“西伯利亚—蒙古高原”冷空气源地，地势平坦且阻挡弱，受冷空气南下、“东北冷涡”及地面气旋的强烈发展，以及来自日本海、黄海等的暖湿气流“水气输送交锋”影响，极易形成暴雪、霜冻及寒潮等冬季灾害，并伴随7-9级大风。东北的一些地区（如大兴安岭、黑河等地），甚至早在9月上中旬即出现霜冻（随着时间流逝，霜冻会自北向南推进）。其中，暴雪会导致房屋倒塌、道路受阻、人畜死亡、财产损失、交通中断、电力通信线路压断、农业设施（大棚/圈舍）倒塌，还会伴随大风形成“低能见度雪暴”。寒潮则因大范围剧烈降温（24小时≥8℃，48小时≥10℃）加“持续大风天气”，往往会引发人体心脑血管疾病激增、能源供应紧张、农作物冻死冻伤及冻雨、供暖短缺、道路结冰等事故。霜冻（地表温度骤降至0℃以下，可无可见霜）则会导致作物细胞内“结冰破裂”而死亡，对花果期树木、越冬返青作物及秋收未收作物造成“绝收”风险。
东北地区每年从不缺少发生过比较大的霜冻、寒潮天气。东北地区的暴雪多发生于“秋冬交替”或“春秋之交”，具有“强度大、范围广、伴随大风降温”的特点，常造成交通瘫痪、设施农业受损及电力中断。1983年4月28-29日，黑龙江齐齐哈尔市发生特大雪灾（24小时降雪量38.5毫米），造成14人遇难，水电通讯中断，直接经济损失超4500万元。2007年3月4日，辽宁沈阳市遭遇1951年以来最严重暴雪，造成当地平均积雪达28毫米（观测台37毫米），伴随9-11级大风和冻雨，造成交通瘫痪、电力中断。
2007年12月至2008年3月，中国大部分省（直辖市、自治区）相继发生各类“雨雪冰冻灾害”（其中以湖北、湖南、江西、广东、广西、贵州、四川、云南、重庆、河南等地为居多），目前已累计造成129人死亡、4人失踪、紧急转移安置166万人、48.5万间房屋倒塌、直接经济损失1516.5亿元人民币。在2008年“特大雪灾”中，沈阳军区及东北籍部队纳入“全军统一调度”，累计参与抗灾64.3万人次，负责破冰除雪、转运滞留旅客。东北铁路部门立即向南方灾区紧急调拨大量战备内燃机车以替代“冻停电力机车”，保障“春运”干线运输。东北电力企业也参与过对南方部分电网的抢修技术支持。雪灾发生后，辽宁、吉林、黑龙江、内蒙古等地的高校、企业及机关单位还带头发起捐款（如东北林业大学师生捐款2.5万元定向援助湖南高校，辽宁紧急捐款120多万元驰援灾区）。此外，东北地区部分医院甚至还派出专业医疗队支援灾区防疫和伤病员救治。这些行动体现了“一方有难，八方支援”的精神，东北地区在此次全国性抗灾中发挥了积极作用。
（森林火灾与大爆炸）
火灾（含爆炸）是指火源失去控制蔓延发展而给人民生命财产造成损失的一种灾害性燃烧现象，也是一种终极型灾害。其危害主要表现为造成人员伤亡和财产损毁，如引发群死群伤和直接经济损失。火灾还会破坏生态环境，导致森林烧毁、水土流失和空气污染。此外，火灾可能产生有毒烟雾并引发爆炸，进一步扩大危害。东北地区森林资源丰富，但受气候干燥、雷击频发及人为因素影响，历史上曾发生过多起森林火灾。
1987年5月6日晚，黑龙江省大兴安岭地区漠河市古莲林场工人汪玉峰操作割灌机引燃汽油失控（另有部分人员在野外违规吸烟），加上干旱大风天气，导致大火于5月7日迅猛成灾。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最严重的一次森林火灾，史称“5·6特大火灾”。此次火灾在5个小时的时间里推进100公里，相继吞噬了黑龙江省大兴安岭地区的所有林场。火场总面积达1.7万平方千米（含境外部分），境内过火面积101万公顷，造成211人死亡、266人受伤，5万余人受灾，直接经济损失5亿余元，间接经济损失69.13亿元。火灾发生后，总部位于辽宁省沈阳市的“沈阳军区”出动5.88万解放军官兵和武警部队，880余辆汽车、62架飞机牵头组织大规模扑火行动。经过28天的奋力扑救，大火最终于1987年6月2日被彻底扑灭。灾后，国家建立了完善的监测体系并在黑龙江省漠河市一林场设立纪念馆以警示后人。
2015年8月12日22时51分46秒，天津市滨海新区瑞海国际物流有限公司危险品仓库发生特大爆炸火灾事故。31秒间，两次特大爆炸，总能量相当于约450吨TNT，导致304幢建筑物、12428辆商品汽车、7533个集装箱受损。来自天津消防总队的23个消防中队的93辆消防车、600余名官兵在现场全力灭火处置。经过三天扑救（8月15日结束），火灾事故最终导致195人死亡（118名烈士牺牲）、8人失踪、798人受伤，直接经济损失达68.66亿元。在事故抢险救援过程中牺牲的118名烈士里面，就包括了13名东北人。他们分别是：辽宁的赵飞、刘闯、林海明、李洪喜、张胜平，吉林的刘程、宋天意，黑龙江的张乾、尹艳荣、姜力铭、刘天龙、宋福昌、韩志刚等。
（沙尘暴）
东北地区的沙尘暴通常多发生于春季（3月至5月），主要分布在辽宁、吉林、黑龙江三省西部和内蒙古大部，受蒙古气旋和冷涡活动“双重影响”，将蒙古国及内蒙古西部的沙尘输送至东北平原。位于内蒙古大部的“沙漠地带”，是全国最大的沙尘暴源头地之一。导致北京、天津乃至整个北方地区的多年“沙尘暴灾害”，其源头就出自于此。1993年发生的“5·5黑风暴”，席卷新疆、甘肃、宁夏和内蒙古部分地区，最大风力达12级，造成85人死亡、264人受伤，12万头牲畜死亡，直接经济损失达7.25亿元。2026年5月31日，黑龙江省哈尔滨市等地突发“阵风高达38.9米/秒（13级）”，融合了高温、沙尘暴、大降温、雷暴大风的复合型强对流“沙尘暴天气”，部分地区能见度瞬间降至不足百米，沙尘墙在2-10分钟内吞没整个城市，白昼瞬间变为黑夜。除哈尔滨外，黑龙江省绥化市一带的阵风最高达14级，吉林松原、内蒙古通辽等地出现“龙卷风”，造成列车大面积晚点、树木倒伏、广告牌损毁，空气质量指数瞬间暴涨至“严重污染级别”。沙尘暴可造成房屋倒塌、交通供电受阻或中断、火灾、人畜伤亡等，污染自然环境，破坏作物生长，给国民经济建设和人民生命财产安全造成严重的损失和极大的危害。
（其它）
此外，1964年“海伦”、1997年“温妮”、2012年“布拉万”、2012年“达维”、2016年“狮子山”、2019年“利奇马”、2019年“玲玲”、2020年“美莎克”、2020年“海神”、2020年和2026年“巴威”、2022年“梅花”……这些曾在当年七月到九月登陆的台风，也曾通过“直接登陆北上”或“残余环流”影响着东北（辽、吉、黑、蒙）广大地区，给东北一些地区带来了大范围强降雨和“大风灾害”，引发农作物大幅度受灾和地质灾害频发，造成了数以万计的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尽管登陆强度普遍减弱，但致灾风险极高）。
东北地区，历史上也有多次罕见的持续性高温天气。今年（2026年）7月至8月，受“厄尔尼诺现象”引发“副热带高压北抬”影响，东北地区正经历一轮历史罕见的“持续性高温闷热天气”，多地气温突破历史极值（如辽宁部分地区最高突破42℃，全省平均气温较常年同期偏高4.7℃，辽宁过去一周夜间最低气温最高达29℃——体感极度闷热）。这样的高温气候，容易引发人体热疹、热痉挛、热射病（中暑），加速生物衰老、血管扩张、血液粘稠，影响脂肪代谢，引发心脑血管疾病、细胞损伤、肥胖、代谢紊乱、认知能力下降及多器官衰竭，加速土壤水分蒸发，造成部分农作物减产、绝收，畜牧水产生长受阻甚至死亡。不仅如此，高温还会加剧群众用电负荷激增，供电压力加大，导致人体烦躁发怒，各类事故相对增多。
此外，在2010年8月7日22时，甘肃省甘南藏族自治州舟曲县城发生特大泥石流灾难（导致1557人遇难，1824人受伤，208人失踪）后，辽宁、吉林、黑龙江等省的政府第一时间紧急向灾区捐款数千万元，用于紧急救援和灾后恢复重建。在2021年“河南暴雨”、2022年“重庆山火”等其他重大自然灾害事件中，来自东北地区的贡献（如辽宁方大集团的“捐款”）也不容小觑。气象灾害的核心启示是：必须从“被动救灾”转向“主动防灾”，构建“科技赋能、底线思维、系统协同、生命至上”的全链条韧性防御体系。气象灾害不仅是“全球气候变暖”时代人类面临的重大自然挑战，更是对社会治理能力的一次“压力测试”。唯有将教训转化为制度优化与技术迭代，才能在气候变化的长期波动中实现从“生存”到“繁荣”的跨越。
【关键词】洪水（洪涝灾害）、干旱（旱灾）、暴雨、冬季灾害（寒潮、低温、霜冻、暴雪（雪灾）、冻雨、道路结冰）、高温、风灾（龙卷风、台风）、沙尘暴、火灾（含森林火灾）、科学救灾、人民生命及财产安全保护、农业安全、工业安全、大兴安岭火灾、“九八特大洪水”、抗灾抢险、全球气候变暖、人类抗击灾害、应急管理、气象文化与领域、天气问题、意外事故、自然环境安全及领域、生态安全及领域、解放军（军队）、武警官兵、天津港爆炸、烈士、爆炸事故、港口安全、物流运输安全、水文领域（文化及安全）、抗洪抢险、水利工程治理（开发、建设）、水资源调配与管理、基础设施（交通、电力、通信）维护、水库治理等。
【抗击疫情 众志成城】
传染病俗称“瘟疫”，它是由病原体（如细菌、病毒、寄生虫等）引起，能在生物之间传播的疾病，其危害主要体现在威胁公共卫生安全、影响经济发展、加剧社会心理压力、加重医疗系统负担等方面。它们通过快速传播导致群体性感染甚至死亡，可能引发大规模健康危机，甚至影响社会稳定，乃至影响国家及组织运转。
（1642年天花疫情）
“天花”具有高致病性（病死率在30%以上，部分传染病病死率接近100%）、高传染性（通过空气飞沫、直接接触、密闭空间内无直接接触引发感染）、全身性攻击（通过血液播散，引发全身中毒、超高热、剧烈头痛、呕吐、虚脱、典型皮疹前因“毒血症”而死亡）、深度毁容性皮损（皮肤成片灼烧，伴随剧痛，愈合后会留下无法修复的凹陷性“疤痕”，极易引发患者心理创伤）、多重器官损伤（如脑炎、角膜溃疡性失明、骨骼感染和畸形、支气管肺炎、继发性严重细菌感染）等问题。
东北地区历史上气候寒冷、空气干燥，导致瘟疫等传染病“传播受限”。但自清朝开始，随着人口流动爆发严重，天花、鼠疫、霍乱、百日咳等重大疫情也曾在东北地区广泛流行。东北地区最早的一次大规模疫情，最早可追溯至1642年的“天花”。那一年，皇太极被迫逃亡盛京（今沈阳）躲避瘟疫。至清朝初期，东北地区即有多位贵族（如岳托、多铎、顺治帝等）因天花死亡或遭重创。从清朝时期建立“避痘所”（实行严格隔离、逃离疫区的策略）、推广“人痘术”和建立“牛痘局”，到新中国成立后实施“全民强制接种”，东北地区于1961年前后随全国彻底根除天花，此后无自然病例。这种由“天花痘病毒”引发的一种烈性传染病，曾在全球范围内累计造成超过5亿余人死亡（在各类传染病中位居“第一”）。1980年以后，该疾病被世界卫生组织正式宣布在全球范围内“彻底根除”，成为全世界唯一一个被人类彻底消灭的传染病疫情。
（1910-1949年后的大鼠疫）
“鼠疫”具有传播速度快（易通过跳蚤叮咬、呼吸道飞沫、接触感染动物传播）、高死亡率（部分鼠疫接近100%）、引发多种疾病（如败血症、呼吸衰竭、肺纤维化、意识障碍、瘫痪、继发感染）、引发社会问题（恐慌、医疗资源挤兑、劳动力短缺、农业崩溃、心理阴影、封锁贸易限制）等特点。东北地区紧依蒙古、俄罗斯等“土拨鼠”（旱獭）栖息地。这里的百姓常年以过度捕猎、食用、加工土拨鼠为生（这些土拨鼠携带着大量的“鼠疫耶尔森氏杆菌”，传入人体后很快会演变为“肺鼠疫”），因此当地的鼠疫感染率和死亡率“居高不下”。通过铁路交通和人口流动迅速扩散，东北地区由此成为中国早期鼠疫疫情的主要发源地之一。鼠疫俗称“黑死病”，曾在全球范围内累计造成4-5亿人死亡，死亡率仅次于“天花”，位居“世界第二”。这个由“鼠疫耶尔森氏杆菌”引发的甲类传染病（与“霍乱”并列），历史上曾爆发过三次“大规模流行”——分别是“查士丁尼瘟疫”（公元6世纪-8世纪，造成2500万-1亿人死亡，并使“拜占庭帝国”人口减少约25%）、“黑死病”（公元14世纪-18世纪，造成7500万-2亿人死亡，导致欧洲丧失“一半以上”的人口，催生了近代公共卫生体系（如隔离制度、传染病医院）的雏形，带动了全球第一次“工业革命”、“科学兴起”和“文艺复兴运动”的发展）以及“现代鼠疫”（公元19世纪-20世纪50年代，造成超过1200万人死亡）。其中，发生于1910年-1911年的“东北大鼠疫”，便是“第三次鼠疫大流行”（现代鼠疫）的一部分。
1910年10月25日（清宣统二年九月廿三），一群在俄国西伯利亚地区从事利润巨大的旱獭（土拨鼠）皮毛贸易生意的闯关东移民，因捕猎并食用感染过跳蚤疫病的旱獭（土拨鼠），导致病毒传入人体。俄方通过中东铁路将染病的中国劳工驱逐回国，加剧了疫情向中国境内的迅速扩散。随后，鼠疫沿中东铁路经满洲里、哈尔滨（傅家甸）、长春、沈阳等地的铁路沿线（主要推手）迅速蔓延，通过密集的劳工流动和车厢内的密闭环境，使病毒得以快速传播、席卷整个东北（包括辽宁、吉林、黑龙江、内蒙古等地）。这场大瘟疫持续至1911年5月—6月（持续六个月），并由沈阳席卷山海关内各省（如河北、河南、山东、陕西等地），直至大半个中国，并造成了6万余人死亡，是中国近代史上的一次重大的公共卫生突发事件。疫情初期，由于部分民众缺乏现代防疫知识，地方官员和民众对鼠疫认知不足，甚至出现“尸体随意丢弃”、防疫人员未佩戴防护装备（如口罩）等情况，导致死亡人数急剧上升。仅黑龙江省哈尔滨傅家甸地区的每日死亡人数就一度高达183人。
这场鼠疫传播速度快、感染范围广、防控难度大，让人谈之色变。关键时刻，清朝宣统（溥仪）政府任命祖籍广东省台山市的马来西亚华裔医生——伍连德（1879—1960），出兵东北，赶赴哈尔滨主持防疫。在哈尔滨，他做出了亲自解剖一具因感染鼠疫而离世的日本患者尸体，成为中国历史上第一次有记载的尸体现场医学解剖和病理解剖。并在哈尔滨发明了中国第一款现代口罩。他同时又确认了此次疫情为“肺鼠疫”（主要通过飞沫和空气传播，而非传统的“跳蚤传播”），并采用“将傅家甸划为四个区，实施严格的交通管制、分区隔离、严禁跨区流动”的“隔离”手段，以及通过“集中火葬”（焚烧超2200多具尸体以应对严寒冻土“无法土葬”的困境）消除传染源和“封锁山海关”（防止病毒传入内地）以应付疫情，成就了“人类历史上第一次成功利用科学手段控制和防治重大传染病疫情的行动”。经过六个月的综合治理和防疫措施的“相继落地”，1911年3月1日，哈尔滨新增死亡人数降为“零”，疫情得到彻底控制。随后，先进的防疫模式开始推广至长春、沈阳等地，至4月底东北三省鼠疫已“全部消灭”。
1911年4月3日至28日，以“东北抗疫英雄”——伍连德博士为首的11个国家、34名学者在辽宁省沈阳市（原奉天城）“大舞台”参加了以1910年“东北大鼠疫”为背景建立的著名的“万国鼠疫研究大会”，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国际学术会议”。如今，在黑龙江省哈尔滨市，还有一座著名的“伍连德纪念馆”，供后人回忆“抗疫精神”，警示自省、居安思危。此次防疫行动建立了中国近代公共卫生体系的基础，为维护世界自然生态安全与人类公共卫生事业做出了积极贡献。伍连德也因此被授予“全球第一个获得诺贝尔奖（生物学或医学奖）的中国人”，他提出的“肺鼠疫”概念和先进的防疫模式成为世界医学史上的重要里程碑，促成了后来的东三省防疫事务总处（中国第一个常设卫生防疫机构）、哈尔滨医科大学、北京协和医学院、北京大学人民医院（等20多所医院和医学院校）、中华医学会等一众医疗相关机构和单位的兴起。
此后，“民国时代”的1917年，黑龙江省黑河市与内蒙古交界的“中俄边境”再次突发鼠疫疫情（源自旱獭疫源输入），死亡约1.5万人，伍连德再次远赴现场实施“隔离”、“火葬”与“检疫控制”。1920年10月起，内蒙古满洲里、海拉尔一带再次爆发鼠疫疫情（属于通过“铁路运输”和“人员流动”，以及“飞沫传播”的“肺鼠疫”），沿中东铁路传播到黑龙江的哈尔滨，吉林的榆树、海龙（梅河口），辽宁的安东（丹东）、奉天（沈阳）、盖平（盖州）、西丰等十多个县，死亡9500人。后来有接触者私自跑出隔离客栈，导致内蒙古扎赉诺尔矿工窝棚里16人“全部死亡”。伍连德再次出手采取防疫措施，包括严格隔离、设计改良口罩（伍氏口罩）、封锁交通要道、实行“七日隔离”制度。这次防疫体系比十年前更为完善，有《传染病预防条例》等法规支持，北洋防疫处能够及时采取有效措施。到1921年初，新增病例基本停止，疫情得到彻底控制。
1931年“9·18”事变后，侵华日军下属的第“731”、“516”、“100”等位于东北地区的一系列伪装“防疫给水部队”，先后向无数中国平民百姓和战俘大规模研制、传播、投放鼠疫、霍乱、天花等致病菌毒，并对部分中国军民进行“惨无人道”的“活体实验”，造成大量中国军民死亡。其中，以发生在1940-1942年的“农安鼠疫”（死亡数百人）、1945年的“白城五次鼠疫大流行”（发病598人、死亡519人、病死率高达86.4%）最为有名。侵华日军利用“生物染疫武器”，对中国百姓犯下了“反人类的滔天罪行”，严重违背了国际公约和人道主义原则。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东北地区在“红色政党”及中国政府的领导下，成功构建起科学的防疫体系（如参与1949年新中国第一次重大疫情“察北鼠疫”），有效遏制了疫情蔓延，保障了人民群众的生命健康与安全，使大规模鼠疫疫情从东北大地上“正式绝迹”。
（1918年后的“流行性感冒”与“流行性脑炎”）
流行性感冒（流感）是一种由流感病毒引起的急性呼吸道传染病，可能对健康造成危害（特别是引发发热、咳嗽、咽痛、肌肉酸痛等），尤其对高危人群（如老人、儿童、孕妇、慢性病患者等）威胁更大。虽然多数轻症患者可自愈，但部分感染者可能发展为重症，甚至引发肺炎、心肌炎等并发症，危及生命。因此需重视预防和及时治疗。东北地区历史上曾爆发过多次“流行性感冒”（由“流感病毒”引发）疫情。
1918年发生在美国、西班牙等地的“H1N1流感疫情”（西班牙大流感，导致全球超过1-2亿人死亡，结束“第一次世界大战”进程）于同年12月波及中国东北地区。据《吉林吉长日报》等史料记载，当地先后经历4次“明显流行波”：第一次为“症状较温和”的“1918年5-6月”，第二次为“来势猛、致死最高、报道死亡千余人”的“1918年10-12月”，第三次为“1919年秋至1920年春”，第四次则是“1920年秋冬至1921年春末”。东北地区是当时中国受“流行性感冒”影响持续时间最长、结束最晚的区域之一。依托“中东铁路”等交通网迅速扩散，城乡皆受冲击，部分农村因医疗资源匮乏而出现“数天内死亡”的现象，民间俗称“五天瘟疫”或“骨痛瘟疫”。此次流感大流行加速了北洋政府于1919年成立“中央流行病控制司”，东北地方亦逐步建立“传染病报告”与“隔离机制”。
20世纪中后期，随着全球大流行波及，如1957年“H2N2”疫情、1968年“H3N2”疫情，以及2009年“H1N1”疫情均在东北地区出现“季节性高峰”。2009年后，为统筹东西部地区医疗救治资源，根据《国家甲型H1N1流感疫情防控对口支援方案》，决定由辽宁省对口支援宁夏回族自治区，黑龙江省由上海市支援，内蒙古自治区则由北京市支援。支援省份以“对口支援”的形式，向受援省份提供危重症病例救治的技术指导与应对策略。
此外，东北地区还经历过一场“流行性脑炎”的困扰。“流行性脑炎”多由病毒感染（如乙型脑炎病毒、西尼罗河病毒）、细菌感染（如脑膜炎球菌）、蚊虫叮咬和呼吸道飞沫引起，可引发感冒（发热、头痛、乏力）、神经系统损伤（含抽搐、颈项强直、肢体瘫痪）、脑水肿、呼吸衰竭、昏迷、癫痫、认知障碍，甚至引发死亡。
1966年到1967年，东北地区经历了新中国历史上最严重的一次疫情——引发17万人死亡的“流行性脑脊髓膜炎（脑炎）”暴发大流行。1967年，全国“流行性脑炎”发病率为“每10万人中就有403人染病”。同年，辽宁省出现了自1949年以来的“第二流行高峰”，全年发病51931人，死亡3013人，发病率为“每10万人中就有177.97人染病”，病死率为“5.80%”。此次疫情始发于铁路沿线城镇，随后波及各地市县。由于“十年动乱”时代的“大串连”，大量人群通过火车等交通工具在东北及全国范围内密集流动，加速了病菌的扩散。这次疫情的受害人群主要多为学生和青年，部分病例呈暴发型，病情凶险，可迅速致死。面对医疗防疫机构“一度瘫痪”的困境，国家采取了如“成立指挥机构”（如辽宁省成立“防病指挥部”）、“群防群治策略”（如“三晒一开”（晒衣服、晒被褥、大晒太阳、开窗换气）、设立“药物滴鼻站”、使用“磺胺类药物”预防投药、对接触者及病家周围人群实行“内服药物隔离”）、“军队支援”（各军区抽调大量医护人员，深入东北农村、协助培训基层卫生人员开展防控、救治危重病人）等措施。此次疫情在1968年后逐步得到控制，其惨痛教训推动了国家对流脑疫苗研发的重视，1974年我国成功研制出A群流脑菌苗，此后的发病率显著下降。
（1919年后的“霍乱疫情”）
“霍乱”和“鼠疫”一样，均属于国家公认确定的仅有的两个“甲类传染病”，他们都是由所谓的“杆菌”引发。引发这种“霍乱”的杆菌（细菌），学名“霍乱弧菌”。霍乱，是通过食用被霍乱弧菌污染的食物或水源感染。该疾病发病急、传播快，感染霍乱后，最典型的特征是：剧烈无痛性腹泻、频繁喷射状呕吐，导致身体短时间内大量失水与电解质紊乱，引发血压下降、脉搏细弱、尿量急剧减少甚至“无尿”，严重时会出现意识模糊、休克。如果未能及时补液，重症患者可在数小时内因脱水或循环衰竭而死亡。但如能迅速治疗，绝大多数人都可以痊愈。
东北地区先后在民国时期遭遇过四次“特别大流行”。前三者（分别是1919年、1926年、1932年）多由“海运、铁路输入引发”，后者（1946年）则因“战争破坏公共卫生体系”及“疑似生物战遗留导致惨烈伤亡”（含人口流动无序、饮水源被污染、苍蝇肆虐加速扩散）引发。
1919年7月，辽宁省的营口（牛庄）地区爆发霍乱疫情，随后疫情迅速席卷辽宁、吉林、黑龙江三省，导致哈尔滨地区感染超1.15万人，死亡超7400余人，是民国初年最严重的一次。其传播主因是“水源污染”和“苍蝇媒介”。疫情发生后，马来西亚华人医生——伍连德再次“临危受命”，远赴哈尔滨主导防疫并建立现代化的“隔离”机制。
1926年，黑龙江省哈尔滨市再次发生大规模霍乱疫情，死亡29人。
1932年，受造成数十万人死亡的“全国霍乱大流行”的传播，黑龙江省哈尔滨市霍乱疫情死亡达162人。辽宁省绥中县等地亦有记录，规模远小于1919年。
1946年6月，辽宁省锦西（葫芦岛）、营口一带爆发“战后霍乱”疫情，随后蔓延至吉林省的农安、伊通、长春等地。因战乱、卫生崩溃及可能的“人为病菌”（如731、100等部队遗留）释放，农安县部分村庄死亡率超过70%（死亡5000余人），全区估计死亡数万人，是东北地区历史上致死最惨重的“霍乱”事件。疫情发生后，中国“红色政党”在解放区开展大规模的“群众防疫运动”（如灭蝇、消毒、土法治疗），于同年秋季基本扑灭疫情。
（2003年“传染病非典型肺炎”疫情）
进入新世纪以来，东北地区的人民生活和经济形势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但这变化中还有许多未知变数，比如这次2003年的“非典”（SARS）疫情。
2002年11月16日，一种不明原因的新型冠状病毒——“SARS-Cov”正悄无声息地从广东省佛山市顺德区人庞佐尧（当日发病）和广东省河源市紫金县人黄杏初（12月初发病）的身体里，通过“人传人”的“近距离飞沫和接触患者呼吸道传播”，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力”席卷中华大地，威胁着当时的12亿祖国同胞，并波及东南亚乃至全球各地，由此发展出席卷全球的“SARS”（Severe Acute Respiratory Syndrome，即“严重急性呼吸综合征疾病候群”），即“传染性非典型性肺炎（简称‘非典’，在香港、澳门、台湾等地称为‘沙士肺炎’）”疫情。
这种疾病的病原体由福建厦门籍中国工程院院士钟南山（1936—）发现的。这种全球性的传染病疫潮流，直到2004年开始才被逐渐彻底消灭。在“非典”期间，广东、上海、北京等地，由于“谣言”的恐慌，抢购药品（如板蓝根）、白醋、食盐等事情屡见不鲜。
得过“非典型肺炎”的人，常有发热（首发）、畏寒、高烧（体温常超过38℃）、腹泻、干咳、少痰（有血丝痰）、气喘、气促、心悸、头痛、肌肉酸痛、全身乏力、频繁咳嗽、呼吸困难、被迫卧床休息等各种疾病。潜伏期为1～16天，常见为3～5天。“非典型肺炎”的高死亡率、高致病率、高传染率，已经引起了全国乃至世界各国卫生部门的高度警惕。
2002年11月16日，广东爆发第一例非典型肺炎病例。广东省中医院急诊科护士长叶欣（1956—2003）、中山大学附属第三医院医生邓练贤（1949—2003）均分别在2003年3月25日和4月21日不幸感染“非典型肺炎”而殉职。从佛山、河源、中山到广州，广东全省所有21个地级市均检测到非典型肺炎病例，并发现有多名医护人员感染。
2003年3月26日，一位来广东经商的山西籍徐姓女商人在北京确诊为“传染性非典型肺炎”，成为北京第一例非典型肺炎患者。很快，河北、山西、天津、内蒙古等地区直至全国各个省份也都出现“非典型肺炎”患者。
东北地区由于靠近北京，也已经相继发现了多例非典型肺炎患者。截至2003年8月，东北地区已确诊出314例“传染性非典型肺炎”患者，死亡31人（其中辽宁省确诊7例，无人死亡；吉林省确诊35例，死亡6例；黑龙江省无人确诊和死亡；内蒙古自治区确诊282例，死亡25例）。地处东北地区的“内蒙古自治区”，甚至成为“传染性非典型肺炎”死亡病例“第三大省份”（仅次于147人死亡的北京市和56人死亡的广东省）。
正当北京军民同“非典”病魔展开殊死搏斗的关键时刻，侠肝义胆的东北地区四省（区）各军民挺身而出，出人、出血、出钱、出物品出力，以各种形式向北京等“非典”疫区紧急驰援。于是，2003年5月4日，两辆由辽宁省政府紧急捐赠的藏有口罩和防护服的物资运输车驰援北京。5月7日，内蒙古锡林郭勒盟苏尼特右旗副旗长“额尔敦陶格陶”（1952年出生），在抗击“非典型肺炎”的“一线”过程中，因过度劳累“不幸殉职”，成为全国“抗击非典”战争中首位“因公殉职”的副处级干部。5月8日，辽宁省政府向疫情重灾区——山西省运送200万元“急用防疫物资”。黑龙江省更是提前为支援北京、吉林等疫区供应200余吨“过氧乙酸”、10万余只“口罩”及来自北大荒农场的2万余吨“大米”（7天内紧急调运）。此后，辽宁、吉林、黑龙江、内蒙古等地的军队和地方医院紧急抽调数百余位精干医务人员赴京参战。东北地区（辽、吉、黑、蒙）在“非典型肺炎”发展时期已经确立了“严防死守、把住进口、群防群控”的总体方针，构建“入境前、时、后三道防线”，积极开展“爱国卫生”和“联户包保”运动，抽调部分医护骨干建立定点医院、制定省级中医方案，并以社区、村屯、学校为重点建立“预防—救治—反馈”闭环机制。
7月13日，世界卫生组织（WHO）宣布：全球非典型肺炎疫情已基本结束。截至2003年8月16日，中国（内地、香港、澳门、台湾）累计确诊非典型肺炎病例7747人（一说5327人，全球超过8000例），死亡829人（全球919人）。
此次“传染性非典型肺炎”这种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暴露出了中国医疗体系“重医疗轻预防”的结构性短板，倒逼中国建立了现代应急管理体系、法制化疫情报告制度及“群防群控”社会动员机制。从2003年5月紧急颁布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条例》到“建成覆盖五级的‘疫情网络直报系统’”，从“十年间投入超百亿完善疾控条件，扭转‘靠创收维持”到“打破军队、地方、企业医院壁垒分割，建立中央统一指挥、多部门联动的扁平化应急指挥体系”，从“每日一报”的“透明公开信息”到“群防群控”的“社会动员机制”（强化全民防护意识，构建社区、基层及志愿者的“抗疫防线”），从“警示经济发展不能脱离社会事业”的“两手抓”策略（避免系统性风险）到“认识新发传染病常态化”的“危机挑战”……这种被视为中国现代应急管理的“元年”事件，其积累的“早发现、早报告、早隔离、早治疗”经验及“举国体制”等制度优势，为后续应对禽流感（H7N9）、甲型流感（H1N1）及新冠疫情（COVID-19）提供了关键范式与制度基础。
【抗击“非典”精神】万众一心、众志成城、团结互助、和衷共济、迎难而上、敢于胜利。
（2019-2023年“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
2019年11月30日（一说12月1日），一位来自湖北省武汉市的陈某得上了一种不明原因的“致命”传染性疾病——这就是后来的“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即“新冠肺炎(感染)”），病毒名“SARS-Cov-2”，世界卫生组织于2020年1月30日确定英文名称：“COVID-19”(Corona Virus Disease，2019年冠状病毒病)，又名“NCP”(Novel Coronavirus Pneumonia)。2023年后，这种传染病后来改名为“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病”。
新冠病毒（SARS-Cov-2，属于“非典病毒”的亚型）无论是死亡率、传染性、致病性均高于引发“非典型肺炎”的“SARS冠状病毒(SARS-Cov)”，而且潜伏期内（14天左右）具有人际（主要为患者）、动物、物体等传播形式，所有人群均有可能感染。感染这种病毒的人，轻者发热、干咳、乏力、鼻塞、咽痛、流鼻涕、嗅觉和味觉等丧失或减退，重者可出现“急性呼吸窘迫综合症”和脓毒症休克，并涉及所有疾病，直至死亡。有一部分患者没有临床表现，称“无症状感染者”。这种病毒目前已发展出阿尔法(Alpha)、贝塔(Beta)、伽玛(Gamma)、德尔塔(Delta，2021年爆发)、奥密克戎(Omicron，2022年爆发)等具有较强传染性，且能在全球迅速传播的变异毒株。
截至2024年，“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已在全国所有31个省（市、区）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的累计确诊病例超过40万例，累计死亡病例超过5235例。在新冠病毒波及的全世界所有国家和地区（包括南极洲和“钻石公主号”邮轮）的累计确诊病例超过7亿例（一说为10余亿例），累计死亡病例超过710万例（一说超额死亡达2210余万例，含间接死亡），估算总体经济损失已超过8.8万亿美元（中国为2.47万亿元人民币），成为“全世界唯一一场在影响、死亡、社会动员等方面上波及所有国家和地区（包括土库曼斯坦也已经发现了“疑似病例”）的灾难性事件”。而在东北地区，此次疫情也已经造成超过47269人“确诊感染”，21人死亡（其中辽宁省确诊感染1744例，死亡2例；吉林省确诊感染40299例，死亡5例；黑龙江省确诊感染3002例，死亡13例；内蒙古自治区确诊感染2224例，死亡1例）。黑龙江省，更是成为疫情初期（2020年2月上旬）全国疫情死亡人数“排行第二”的省份（达8人，仅次于湖北省，现位居第六），吉林省则成为截至2022年8月——全国疫情确诊人数“排行第三”的省份。中国的“抗疫斗争”艰苦卓绝，值得永远铭记。
2019年12月8日，湖北省武汉市卫生健康委员会首次确认“新冠”病例发病。12日，武汉市已确诊第一例病人。26日，湖北省中西医结合医院医生张继先上报4例“不明原因肺炎”。30日17时，武汉市中心医院眼科医生李文亮等8人在微信群里发出“华南水果海鲜市场确诊7例SARS”的不实消息，率先确定病原体为“冠状病毒”感染。后因在互联网上发布谣言而被辖区派出所进行训诫（2020年1月1日被查处）。31日，湖北省武汉市向国家的卫生健康委员会发布“不明原因肺炎”救治情况的紧急通知。2020年1月7日，武汉疾控中心医生在患者体内分离出“新型冠状病毒”。20日，中国工程院院士、84岁的钟南山在央视新闻频道《新闻1＋1》确认新冠肺炎“人传人”。于是，国家的卫生健康部门已将新冠肺炎纳入《传染病防治法》并实施“乙类甲管”的措施。
2020年1月23日10时，湖北省武汉市全面“封城”，全面关闭机场、火车站、高速公路及港口等基础设施的“入汉（进入武汉）”通道。一瞬间，本该享受春节的武汉被按下了“暂停键”。但与此同时，武汉的火神山、雷神山医院和各个方舱医院已相继开工并在2月4日以后建成。1月25日，中国政府听取汇报，要求对疫情防控提出研究、部署和动员。之后，中国“红色政党”及政府成立应对疫情工作领导小组。1月29日，全国所有省（市、区）均启动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一级响应。
2020年2月10日，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统筹安排19个省份对口支援湖北省除武汉市以外的16个市（州、林区）。其中，辽宁省（联合宁夏回族自治区）派出434名医护队员对口支援确诊1101例的湖北省襄阳市（累计治愈患者268人，收治患者375人），黑龙江省（联合重庆市）派出537名医护队员对口支援确诊3518例的湖北省孝感市（累计治愈患者942人，收治患者1077人），内蒙古自治区（联合浙江省）则派出171名医护人员对口支援确诊928例（一说971例）的湖北省荆门市。（累计治愈患者774人，收治患者1174人）在这一时期，全国共调集32支外省医疗队的346支医疗分队，48270名（一说43659名）医护人员联合900多名公共卫生人员驰援湖北，54余万名湖北省和武汉市医务人员全力以赴奋战一线，有效控制了疫情局势。
其中光是辽宁省就派出了12批2054名医护人员，于2020年1月26日起奋战武汉（以“蔡甸区人民医院”为代表的6家医院和1所方舱医院）、襄阳（对口支援）、咸宁（疾控队4人）等城市，67天内累计救治患者3070人、成功治愈2323人，支援队员人数位居全国第三，北方各省第一（仅次于江苏、广东）。辽宁，以仅占全国3％的人口，贡献了占全国比重超过4%的医疗力量，代号“辽（聊）表心意”（一作“辽表寸心”）。此外，吉林省也派出了13批1209名医护人员，于2020年1月26日起奋战武汉多家医院（以“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院中法新城院区”为代表）和恩施州巴东县（疾控队），60天内累计救治患者1458人（疑似）、成功治愈约316人（一说1000多人），支援队员人数排行“全国第19位”，代号“逢凶化吉”。黑龙江省派出了8批1554名医护人员，于2020年1月27日起奋战武汉（以“武汉市协和医院西院区”为代表）、孝感（对口支援）、恩施州巴东县（疾控队）等城市，64天内累计救治患者2033人、成功治愈1645人，支援队员人数位居“全国第八”，代号“夜再黑终见光明”。至于内蒙古自治区则派出了12批849名医护人员，于2020年1月28日起奋战武汉方舱医院（及一些多家医院）及荆门市（对口支援），以及随州市（疾控队）等城市，累计管理和救治患者达3718人、成功治愈2823人，代号“别害怕蒙蒙（萌萌）哒”。东北四省（区）目前已累计派出45批5666名医护人员，在长达73天（1月26日至4月8日）的时间内累计救治10279人，成功治愈7791人（最高值），支援人数已约占全国援鄂医疗队总数（43659人）的13%左右，而东北地区“四省”的人口（12256万人，其中辽宁4259万人、黑龙江3185万人、吉林2407万人、内蒙古2405万人）仅占2020年全国总人口（14.12亿人）的8%。
来自辽宁省沈阳市的北部战区总医院（202医院）的医护人员，携手北京的解放军301医院接管支援武汉火神山医院，累计收治病人3059人，治愈2961人。来自辽宁本省（特别是大连）的1000多名医护人员，联合上海、广东、北京等省份的医疗队接管支援武汉雷神山医院，累计收治病人2011人，治愈1964人。在“武汉雷神山医院”里的32个病区中，辽宁医疗队已接管18个（占比达56%）。辽宁医疗队在参与“驰援湖北”的过程中，成功实现了“全国单次派出规模最大”（1183名医护队员，同一批次4小时紧急集结，24小时内抵达武汉）、“实现雷神山医院收治患者‘零死亡’”、“进驻雷神山2天后首个病区开诊+7天内7个病区全面接诊”，相继引入“五个一”（完工、接手、筹建、验收、开诊）同步机制、“共情+叙事医学”与“音视频实施互联系统”的技术创新，制定“中西医结合”的“个体化专属精准诊疗方案”，参与“气管插管+ECMO+血液净化”进行“重症救治突破”，牵头负责“洪山体育馆方舱医院”建立“规范化管理制度+直播答疑机制”，创造了“边建边收”的辽宁速度。辽宁医疗队的“援鄂”工作，可以用一句话来形容——那就是：“守两山（火神山、雷神山），护一城（襄阳）”。2020年9月，辽宁支援武汉雷神山医院医疗队被国家宣传部门授予“时代楷模”荣誉称号，表彰其“全国建制最大、投身最早、建设最快、收治最多、死亡最少”的业绩。
此外，吉林省医疗队（特别是吉林大学白求恩医院）率先组建“吉林省唯一整建制接管危重症ICU病房管理队伍”，负责“武汉同济医院中法新城院区”的有创呼吸机、ECMO（体外膜肺氧合）及CRRT（连续肾脏替代疗法）等高风险救治操作，成功挽救了大量危重症患者的生命。同时还充分发挥中医药优势，在治疗方案中全面介入“中药汤剂+免煎颗粒+中医特色护理技术（如八段锦）”，显著缓解患者咳嗽、乏力、失眠等症状，显著提高患者治愈率和满意度。该医疗队还先后参与了江汉、汉阳体育馆等多个方舱医院的筹建与制度制定，并完成了方舱历史上“第一例移动DR检查”，同时疾控队还亲自远赴湖北省恩施州巴东县指导当地建立“核酸检测”能力，实现“样本就地检测”，极大提升了疫情发现与控制效率。黑龙江省医疗队也通过建立严格的“四级防护”体系，实施“重症专家巡诊”及“轻症患者分层干预”等措施，在整个抗疫期间实现了“医护人员无一例感染”。哈尔滨工业大学附属黑龙江省医院的医疗队全面接管“汉川市人民医院”的重症病房。针对重症和危重症患者制定“个性化治疗方案”，采用“多学科模式全力抢救”，并举办“护理业务培训班”，规范了当地护理技术操作，提升了整体救治能力。内蒙古自治区医疗队也在方舱医院推广内蒙古特色的“安代舞疗法”，鼓励患者缓解心理压力。同时，该区全体队员还实现“零感染”，展现出了严格的感控能力和专业素养。
在“抗疫”一线，东北地区的医护人员展现出了新时代的“东北精神”。他们不计报酬、不畏生死。有的护士为节省防护服穿着纸尿裤工作，有的医生在防护服上写下“精忠报国”以明心志。面对高龄患者不配合治疗的情况，医护人员耐心安抚，甚至充当“家人”角色，为患者提供生活照料与心理慰藉。在“红色政党”成员的带动下，多名队员在火线“加入政党”，让政党的旗帜在抗疫最前沿“高高飘扬”。
2020年4月8日，湖北省武汉市“解封”之后，辽宁省的沈阳、大连、庄河、营口、丹东、铁岭，吉林省的长春、吉林、舒兰、延边、通化、公主岭，黑龙江省的哈尔滨、绥芬河、绥化、佳木斯、齐齐哈尔，内蒙古的满洲里、海拉尔（呼伦贝尔）、二连浩特、额济纳旗等城市，先后发生过具有“中—高风险等级”的大规模“新冠肺炎”疫情，并蔓延至2022年底。此后，北京市（2020年6月）、河北省石家庄市（2021年1月）和上海市（2022年春季，以黄浦江“划江而治”的应对方案最为典型）等内地城市也先后发生了具有“中—高风险等级”的大规模“新冠肺炎疫情”。来自东北地区（黑、吉、辽、蒙）的医疗队员再次出征前往“疫区”，部分企业、单位和个人也带头参与“捐赠款物”驰援“疫区”。其中，发生在2022年3月至4月由新冠肺炎变异毒株“奥密克戎BA.2”引发的“吉林疫情”，是东北地区所遭受的最大的“新冠肺炎疫情”事例之一。从3月1日至4月5日，吉林地区已累计报告感染者超过60000余例。随着“区域封闭管控”、“全员核酸检测”及“复产政策支持”，该疫情近年来已有逐步趋缓的局势。
2023年5月5日，随着世界卫生组织正式宣布“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新冠肺炎）”疫情不再构成“国际关注的公共卫生突发事件”，标志着全球抗疫进入“新阶段”，中国境内的“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已取得圆满胜利！2023年1月8日，中国政府解除对“新冠肺炎”的“甲类传染病预防控制措施”，实施“乙类乙管”，防控重点转向“保健康、保重症”。东北地区的抗疫故事，如今已得到各大媒体的广泛关注。
由辽宁省（包括吉林、黑龙江、内蒙古等地）捐赠至湖北、河北、上海等“疫区”的口罩、药品（如VC咀嚼片、益生菌粉、酵素等）、食品、蔬菜（如20吨茄子、130吨大白菜）、饮料、粮食（如850吨大米）、水果、防护服、护目镜、X光机、呼吸机、洗手液、消毒液、动物制品（如牛奶、肉类、蛋类、禽类）、负压救护车（由“华晨宝马”捐赠）、“东软·雷神CT机”、“新松防疫医疗机器人”以及“国家紧急医学救援方舱车队”，还有辽宁生产的“开普影像检查”、“上博体温仪”、“拜澳泰克试剂盒”、“迈思湿化治疗仪”、“沈阳仪表所滤光器件”等各类工业产品（涉及钢铁、机械、石油化工、纺织服装等）……这些总价值可能高达上亿元的物资不知抚慰了多少身处在疫情重灾区的湖北、河北、上海等“疫区”人民的心灵。此外，吉林省还向湖北、河北、上海等地“疫区”捐赠N95口罩、防护服、各类药品（如防风通圣丸、炎立消等“中成药”）、乙醇消毒液（75%酒精）、优质大米、特色农产品（如人参、蜂蜜、木耳、蔬菜等）、防疫用车、电褥子、羽绒服、牛奶、方便面等价值近亿元（疑似）的生活和医疗物资。黑龙江省则向湖北、河北、上海等地“疫区”捐赠优质大米（其中的3000吨由“北大荒集团”捐赠，48小时内即抵达孝感）、消毒液、N95口罩、各类药品（部分由“哈药集团”捐赠）、营养食品（部分由“飞鹤集团”捐赠）等各类生活和医疗物资。内蒙古自治区则也向湖北、河北、上海等地“疫区”捐赠如羊肉、牛肉、猪肉、牛奶、土豆（马铃薯）、复方甘草片等药品和食品（以及部分医疗器械）。2020年初期，黑龙江省累计向湖北省疫情重灾区捐赠超过9125吨重点农业物资，位列“全国第一”（疑似）。
在湖北省首批14名在抗击“新冠肺炎”疫情一线牺牲的烈士中，“全球最早发现新型冠状病毒的人”——“吹哨人”李文亮（1985-2020，北镇人）、“中国好民警”——吴涌（1968-2020，沈阳人），都是辽宁人。武汉火神山医院的院长、现空军军医大学校长——张思兵（1969年出生），是辽宁省葫芦岛市人。武汉雷神山医院的绝大部分主力，也是辽宁人。2020年“新冠肺炎”抗疫期间捐赠款物最多（达1.5亿元）的个人——辛巴（“辛有志”，1990年出生），则是黑龙江省哈尔滨市通河县人。辽宁省的东北方大、鞍钢集团、沈阳工业（沈飞、沈鼓等）、大连船舶、大商集团、恒力石化、东软公司、开影医疗、熙峰药业、北方重工、中铁九局、澳洁医药、三洋重工、辽宁紫竹、锦程物流、中铁九局、北方重工、瑞光非织造布，吉林省的中国一汽、修正药业、敖东药业、欧亚商贸、皓月肉业、国投生物、弗朗医疗、康奈尔集团、佐丹力集团、金运通物流及其它央企（中盐、中石化、供销粮油、国家电投、国投生物、中国电建），黑龙江省的应赫集团、辛选集团、哈药集团、哈电集团、中国一重、飞鹤乳业、汇龙地产、建龙投资、龙建路桥、鹤岗东兴、贝特佳食品、北大荒集团，内蒙古自治区的蒙牛乳业、伊利乳业、亿利资源、东源科技、伊泰集团、满世集团、蒙泰集团、鄂尔多斯集团……这些东北地区企业也先后为湖北、河北、上海等疫区“捐赠款物”，极大鼓舞了全国人民抗击“新冠肺炎”疫情的信心。
在疫情中，土生土长的“辽宁满族人”（出生于1985年10月12日的辽宁省锦州市北镇市），曾任职于湖北省武汉市中心医院后湖院区的一名眼科医生——34岁的李文亮，即在2019年12月30日17时在自己的微信群里和其他7名同事发布了“武汉华南水果海鲜市场确诊了7例SARS”，并确定这种“不明原因肺炎”是“冠状病毒感染”的信息。不料，武汉市公安部门的人员便以“造谣”为由，将李文亮等8名医护人员“训诫处理”。2020年2月7日，他在接诊一位82岁的女性青光眼患者的过程中因感染“新冠肺炎”不幸病逝，年仅35岁。成为“全球最早发现新型冠状病毒（SARS-CoV-2）的人”。
2020年3月10日，武汉所有16家方舱医院陆续休舱，累计收治患者1.2万余人。3月18日，武汉、湖北保卫战取得决定性成果。4月4日10时，中国政府决定举行全国哀悼活动，全国人民默哀三分钟。2020年4月8日0时，湖北省武汉市正式“解封”，全面恢复机场、火车站、高速公路及港口等基础设施的“入汉（进入武汉）”通道。7月6日—7日，全国“高考”正式延期，改变了很多青年学子的一生。8月，辽宁省大连市爆发冷链运输传播的新冠肺炎疫情。9月8日，“全国抗击新冠肺炎疫情表彰大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钟南山荣获“共和国勋章”，张定宇、张伯礼、陈薇等人荣获“人民英雄”荣誉称号。同年，受疫情影响，原在2020年7月于日本东京举办的“第32届夏季奥林匹克运动会（东京奥运会）”正式延期至2021年7月23日至8月8日举办。
2023年5月5日，随着世界卫生组织正式宣布“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新冠肺炎）”疫情不再构成“国际关注的公共卫生突发事件”（2020年1月31日公布），标志着全球抗疫进入“新阶段”，中国境内的“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已取得圆满胜利！2023年1月8日，中国政府解除对“新冠肺炎”的“甲类传染病预防控制措施”，实施“乙类乙管”，防控重点转向“保健康、保重症”。东北地区的抗疫故事，如今已得到各大媒体的广泛关注。截至目前，全国各级财政安排投入资金1624亿元，接受社会捐赠资金超过390亿元，物资超10亿件。注册志愿者达881万人，3900万名“红色政党”成员、干部奋战一线。
“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不仅暴露出疾控人才短缺、物资储备不足、预警机制滞后等短板。通过建立“平战结合”的医疗设施、优化分级分层救治机制，并健全重大疫情直报系统，从而完善国家“公共卫生应急体系”。还推动了将“生物安全”纳入国家安全体系，修订《传染病防治法》、《野生动物保护法》，出台《生物安全法》，从源头管控“人畜共患病”风险，强化“生物安全法治”。同时，此次疫情还验证了全国“联防联控、群防群控”的制度优势，需推动治理重心下移，利用数字化手段（大数据、AI、VR等）提升精准防控与资源调配能力，提升“基层治理效能”。积极确立公共卫生事业的公益属性，纠正“重医轻防”倾向，加大预防医学投入，完善重大疾病医保救助制度，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此次疫情还推动“戴口罩、勤洗手、常通风、分餐制”等科学防护习惯融入日常生活，将“重视体育锻炼、均衡营养及心理健康”和对“免疫力是核心防线”的正确意识成为“公民基本素养和健康指南”，警示人类“敬畏自然、珍惜生命、尊重科学、热爱生活、感恩祖国、努力学习、奋发工作、活在当下”，杜绝“滥食野生动物”和“破坏栖息地”等行为，遏制“全球气候变暖”，“从消费端克制欲望”以阻断病毒跨种传播。同时，此次疫情还打破了人们对“岁月静好”的错觉，树立“居安思危”的风险意识，家庭与社会需建立应对突发危机的物资与心理储备。此次疫情还意识到：病毒无国界，单边主义无法独善其身，需加强国际信息共享、科研协作与物资互助，从而构建“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呼吁各国补齐公共卫生短板，提升“世界卫生组织”协调能力，共同防范未来大流行病威胁，推动“全球公共卫生治理改革”。
【伟大抗疫精神】生命至上、举国同心、舍生忘死、尊重科学、命运与共。
【关键词】鼠疫、霍乱、天花、流行性感冒（流感）、流行性脑炎（流脑）、非典型肺炎、新冠肺炎（新型冠状病毒肺炎/C0VID-19)、瘟疫（传染病）、传染病研究与防控、生物（含生命、健康、医疗）领域与文化、生物安全、生命教育、生命科学、自然领域、野生动植物保护、生物医药产业、医疗卫生领域及安全、数字服务（如在线教育、在线办公、远程医疗、无人配送、智能化产品）、经济形态转折、部分活动延期（高考、东京奥运会等）、全球气候变暖、国际合作、危机意识培育、国际百年大变局、公共卫生领域（含安全与维护）、人民群众生命健康、人类命运共同体、人财物援助、医疗与健康教育及其文化研究、国际新秩序构建、推动政治经济文化等复苏、各行业负面影响等。
这些事件都是东北地区亲身遭遇、参与和经历的上述“灾难性事件”（疫情、地震、气象灾害），特别是“三年自然灾害”（含“三千孤儿入内蒙”）。关于“东北地区”在1978年至今发生的令人“无比震撼”和“喜悦感动”的其他历史大事件，我们会接着再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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