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尚书·多士》有言：“惟殷先人有册有典。”这短短八个字，道出了一个沉甸甸的历史事实——早在殷商时期，中华民族的典籍文化便已初具规模。商丘，作为殷商之源，不仅是商族兴起、建都之地，更是中华“书”文化的重要发祥地与传承中枢。从甲骨卜辞到诸子百家，从史籍方志到名家文集，殷商之源的“书”文化如同一部厚重的典籍，在三千多年的时光长卷上，书写着中华文明的不朽篇章。
册典之源：殷商先人的文字世界
殷商之书，首先体现为文字与典籍的创制与传承。《尚书·多士》所载“惟殷先人有册有典”，是现存文献中关于殷商典籍的最早记载。《多士》是周公旦对殷商遗民的诰命，这说明在周人眼中，殷商先民的册典传统已是公认的历史事实。这意味着，在商汤灭夏之前，商族就已拥有了相当成熟的文字记录系统。
商丘作为殷商之源，正是这一册典传统的起始之地。从契封于商到成汤灭夏，先商时期的文化积累为殷商典籍的繁荣奠定了基础。安阳殷墟出土的甲骨文中，有大量关于商丘的记载。甲骨卜辞中频繁出现的“商”“丘商”“中商”“大邑商”等称谓，以及“告于大邑商”“归于商”“祭于商”等记录，既是殷商先民在商丘活动的真实写照，也构成了最早的书——以甲骨为载体的殷商文献。
王国维在《观堂集林·说商》中考证商丘即宋都睢阳，在《说亳》中认定汤都北亳在商丘北境，在《说自契至于成汤八迁》中指出商丘是商人根本之地，在《古史新证》中认为商丘是上古帝王都邑的核心。
董作宾、郭沫若、陈梦家等皆据卜辞考证，“商”即今河南商丘，商朝从这里发展起来。这些甲骨文献不仅印证了商丘作为殷商之源的典籍地位，更揭示了殷商先民“有册有典”的历史真实。
经史图书：典籍中的商丘印记
殷商之源“书”文化最直观的体现，莫过于浩如烟海的典籍中对商丘的记载。
儒家经典。《尚书》中《汤誓》《微子》诸篇，记录了商汤伐夏、微子封宋等重大历史事件。《诗经·商颂》五篇——《那》《烈祖》《玄鸟》《长发》《殷武》，是对商丘作为殷商之源的诗性书写。作为鲁国史书的《春秋》，不乏对宋国史事的记载。《左传》更是宋国史事的渊薮：隐公三年宋穆公让国之贤，桓公元年、二年华督弑殇公，庄公十二年南宫万弑闵公，僖公二十二年宋襄公泓水之战，文公十年孟诸之野的诸侯田猎，文公十六年宋襄夫人杀昭公，宣公十四、十五年宋都被围中的易子而食，成公十五年桓族出奔，襄公九年子罕救火，襄公二十六年伊戾祸宋，襄公二十七年弭兵会盟，昭公二十至二十二年华、向二氏之乱，哀公二十六年皇、灵、乐三族共政。《左传》以编年之体，为商丘书写了一部绵延二百余年的春秋信史。
诸子丛书。春秋战国时期，宋国是公认的文化中心，宋国及其周边接连出现了老子、孔子、墨子、庄子、惠子等先贤圣人，创建了道家、儒家、墨家、名家等学派。《墨子·公输》记录墨子止楚攻宋的义举。《庄子·人间世》载南伯子綦见商丘之木而悟道。《管子·轻重戊》载王亥驯服牛马，揭示商族开创商业文明的历史渊源。《吕氏春秋》数篇对殷商乐舞、星象、祷雨、伊尹辅汤等事迹多有记录。《韩非子》十余篇论及宋国史事。《世本》录宋国世系氏姓，为谱牒之源。《山海经·大荒东经》记有易氏杀害王亥，是最早记载王亥之死的上古文献。
正史记载。《史记》中与商丘相关的篇章有十余篇。司马迁在《殷本纪》中详考殷商世系，以契封于商为开端，构建了完整的殷商帝王谱系；在《宋微子世家》中记录了微子启封宋后的世系传承，使商丘自契至微子的上千年历史得以贯通；在《三代世表》中将殷商世系纳入三代世表的总纲里。此外，《高祖本纪》述刘邦起兵芒砀的商丘风云，《孔子世家》载孔子还乡祭祖的商丘圣迹，《陈涉世家》录陈胜揭竿大泽乡的商丘烽火，《梁孝王世家》铺陈梁园三百里的商丘汉家风华，《老子韩非列传》载老庄故里在商丘的哲思传承，《屈原贾生列传》述贾谊辞赋在商丘的文脉回响，《司马相如列传》记相如梁园赋雪的商丘文采，《龟策列传》录殷商占卜在商丘的龟甲遗风，《货殖列传》追述王亥服牛经商的商丘商业之源。
多元史籍。《竹书纪年》夏、殷、晋、魏诸纪，留下了商丘的编年信史。《帝王世纪》记颛顼都商丘、商朝享国三十一王。《皇览》录商汤、伊尹陵墓与西汉梁园史迹。《水经注》对睢水流域的文学性描写，将地理典籍与文学书写融为一体。《括地志》对宋州各县详细考订，从宋城县阏伯之墟到谷熟县汤都南亳，从宁陵县大棘故城到下邑县汉祁城故址，堪称唐代以前商丘地理信息的集大成之作。《通典》在礼乐、职官、州郡等领域记录了商丘的历史地位。《通志》从通史视角，在卷二记阏伯封商丘、契封商、赐姓子，卷三上考契封于商及商族八迁，卷三下记武王封微子启于宋，卷二十六记武王封微子于宋奉汤祀，卷二十七考宋有留邑及附庸坎氏，卷二十八详列宋国公族子姓诸氏，构建了商丘殷商源流的通史之志。《大清一统志》总结商丘为亳都、宋都和应天府，清康熙《商丘县志》考商丘为阏伯墟、汤都亳、微子宋都，成为商丘古城的清代方志实录。
文脉绵延：商丘名人的著述之林
殷商之源的“书”文化，更有商丘本土学人著书立说的璀璨篇章。自汉朝以降，商丘文人学者的著述代不绝书，构成了“书”文化生生不息的内在动力。
汉代商丘已文风蔚然。枚乘《七发》作为梁园客卿在商丘的汉赋开山之作，司马相如《子虚赋》作为梁园赋雪的汉赋绝唱，共同奠定了汉大赋的文学典范。《后汉书·文苑传》中有东汉梁国蒙县（今商丘）人夏恭，研习《韩诗》《孟氏易》，有上千名弟子。
北宋时期，商丘作为应天府、南京陪都，文教昌盛。范仲淹受聘执掌位列四大书院之首的应天书院，作《南京书院题名记》，留下“天下庠序规此而兴”的兴学宣言。商丘宋氏双状元宋庠、宋祁，著《宋元宪集》《宋景文集》，一门双璧，传为佳话。张方平《乐泉集》，以政论文采名世。赵概《谏林》，集谏臣奏议之大成。王尧臣《崇文总目》，乃宋代皇家书目之典范。王怀隐《太平圣惠方》，为宋代方剂学之宝典。
明代商丘学术更趋繁荣。沈鲤著《南宫草》《亦玉堂稿》，留存立朝侃直的政论篇章。吕坤积三十年心血著成《呻吟语》，被誉为传世格言之典范；其《去伪斋文集》集中体现实学思想。杨东明著《义学记》《杨晋庵文集》，为北方王门后学理学之代表。
明末清初，商丘侯氏、宋氏、陈氏等家族文脉绵延、著述如林。侯方域《壮悔堂文集》，以古文雄视当世，另有《四忆堂诗集》传世。侯恪著《侯太史遂园诗集》《侯恪诗文集》，侯恂著《南园诗文集》《侯户部奏疏》，一门三代，文采风流。宋权著《宋文康公集》，宋荦著《西陂类稿》《筠廊偶笔》《沧浪小志》，宋至、宋华金和宋韦金各有诗集传世：宋氏家族自明至清，文脉传承二百余年不衰。陈氏翰林的文脉同样引人注目：陈宗石《陈翰林文集》、陈履中《四书直解》《乐府津梁》和陈履平《南园诗稿》。
清代商丘学术更趋多元。汤斌《洛学编》《汤子遗书》，为清初理学名臣思想结晶。李之铉专攻数学、天文学，著《隐山鄙事》；其《几何易简集》被收入《四库全书》。郑廉著《豫变纪略》记录明末河南农民起义，著《柳下堂集》留存诗文。贾开宗著《溯园集》，徐作肃著《偶更堂集》，二人均为商丘雪苑社友，以文会友，共同推动了清初商丘文坛的繁荣。
三千多年来，殷商之源——商丘大地上的“书”文化从未中断：从殷商先民刻写甲骨到晚周诸子著书立说，再到历朝史家为商丘人物、地理立传作注，历代文人借商丘风土人情来兴志抒怀。这是一部用文字写就的文明史，也是一部用典籍传承的文化根脉。当我们在甲骨残片中辨认商丘之名，在《尚书》中诵读汤誓之言，在《史记》中考校殷商世系，在吕坤《呻吟语》中体味大儒忧世情怀——我们便与三千年前的先民完成了一场跨越时空的对话。这对话的媒介，正是书：它是文字的传承，是历史的记载，是思想的传播，更是中华文明生生不息的精神基因。
（本文系商丘市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重大决策咨询课题《历史文献视域下殷商之源文化图谱整理与当代价值研究》阶段性成果）
作者系商丘师范学院人文学院讲师、中国哲学博士
来源：商丘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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