参考文献：《新四军战史》《淮南抗日根据地史料》《成钧回忆录》《新四军第二师战史》《皖东抗战实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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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8年春天，大别山深处飘荡着初春的雾气。
一支衣衫褴褛的队伍正在崎岖的山路上行进，队伍里三百多人，只有前面一半人扛着枪，后面的战士手里拿的却是大刀、长矛，甚至还有削尖的竹竿。
这就是刚刚改编不久的新四军第四支队第八团第一营，被战士们自嘲为"叫花子营"。
这支部队的前身是坚守在豫南桐柏山区的红军游击队，经历了三年艰苦卓绝的游击战争。
1938年2月改编为新四军时，全营连一挺轻机枪都没有，多数步枪还是老旧的汉阳造，枪栓卡壳是常事，半数战士根本没有制式武器。
就在所有人都觉得这支队伍只能打打游击、凑凑数的时候，一个从红军时期就九次负伤、身经百战的年轻军官来到了这个营。
他叫成钧，26岁，刚从延安抗大学习归来。
谁也没想到，这个看起来瘦削黝黑的营长，会用两场关键战斗，彻底改变这支部队的命运。
【一】桐柏山来的"穷兄弟"
1938年2月中旬，湖北黄安七里坪，新四军第四支队正式成立。
司令员高敬亭把从各地汇集来的红军游击队编成了四个团：第七团来自鄂豫皖边区，第九团同样来自鄂豫皖，手枪团由原红二十八军手枪团改编，而第八团则来自豫南桐柏山游击队。
第八团刚到集结地时，立刻引起了其他部队的注目——不是因为这支队伍人多势众，而是因为他们实在太穷了。
全团一千一百多人，真正有步枪的不到六百，剩下五百多人手里拿的是大刀、长矛、鸟铳，还有用竹竿削尖做成的标枪。
军装更是五花八门，有的穿着破旧的灰布军装，有的还穿着补了又补的农民衣服，不少战士脚上连鞋都没有，光着脚板走路。
第八团一营的情况更糟。
全营三百二十人，只有一百四十多支能用的步枪，其中汉阳造占了大半，还有十几支老式套筒枪，枪机磨损严重，经常卡壳。
剩下一百七十多名战士，只能靠冷兵器武装自己。
一营教导员钱明远记得很清楚，集结整训的第一天，七团的战士们看着八团一营的队伍，有人小声嘀咕："这是来打仗的，还是来要饭的？"
话虽刺耳，却也是实情。
桐柏山游击队这三年实在太苦了。
1934年红军主力长征后，留在桐柏山坚持斗争的队伍不到两百人，在国民党军队的反复"清剿"下，别说补充武器，连保住性命都不容易。
每缴获一支枪，都要拿命去换；每打一发子弹，都要精打细算。
队伍里流传着一个说法：桐柏山的枪，是用血换来的。
一支汉阳造，起码要牺牲三个战友才能从敌人手里夺过来。
正因为枪来得艰难，战士们爱枪如命，睡觉都要搂着枪，生怕丢了。
可即便这样省着用，到改编时全团的武器装备依然拿不出手。
没有一挺机枪，没有一门迫击炮，连手榴弹都凑不齐一人一颗。
弹药更是紧缺得可怜，平均每支枪只有十几发子弹，根本不够打一场像样的战斗。
就连伙食都成问题。
国民政府虽然同意改编，却对补给能拖就拖。
第八团刚到黄安时，一天只有两顿稀粥，战士们饿得头晕眼花，训练都站不稳。
"叫花子营"这个称呼，就是在那时候传开的。
起初是其他团的战士开玩笑，后来一营的战士们干脆自己也这么叫。
既然改变不了现状，那就先认了这个名，等将来有了本事，再把这块牌子砸烂。
支队司令员高敬亭看在眼里，急在心里。
他深知装备对一支部队意味着什么，但眼下能调配的武器实在有限，只能优先保障主力团。
他能给第八团的，就是一句话："装备靠自己去挣，仗打赢了，武器自然就有了。"
话虽如此，可怎么打赢仗呢？
1938年3月，第四支队接到命令，要离开黄安向皖中开进，到舒城、庐江、巢县、无为一带开展敌后游击战争。
这一带已经沦陷，日军占据了城镇和主要交通线，国民党军队退到了后方，留下大片真空地带。
这是机遇，也是严峻的考验。
对于装备奇缺的第八团来说，如何在日军眼皮子底下站稳脚跟，如何在战斗中获得武器补充，成了生死攸关的问题。
4月初，部队抵达皖中地区。
舒城、桐城一带丘陵起伏，山路崎岖，正适合打游击战。
可日军虽然兵力不多，装备却远比新四军精良。他们有轻重机枪，有掷弹筒，还有汽车运输，机动性很强。
第八团一营驻扎在舒城西南的山区，开始了艰苦的整训。
没有机枪，就练刺杀；没有足够的子弹，就练瞄准；没有手榴弹，就练投掷石块。
战士们心里憋着一股劲：总有一天，要把日本鬼子的武器抢过来，武装自己。
可憋着劲没用，关键要有人能把这股劲用对地方。
1938年5月，一营迎来了新营长。
成钧到任的那天，天空飘着细雨。
他背着一个褪色的帆布包，穿着洗得发白的灰军装，脚上是一双沾满泥土的布鞋，看上去跟普通战士没什么两样。
教导员钱明远早就听说过成钧的名字。
这个26岁的湖北石首人，1930年参加红军，1931年入党，在湘鄂西、湘鄂川黔苏区反"围剿"和长征中九次负伤，左臂、右腿、后背都留下了弹痕。
1936年红二方面军到达陕北后，成钧被选送到抗大学习，1937年底毕业，分配到新四军工作。
钱明远原本以为，这位从延安来的干部，看到一营这副穷酸样子，会皱眉头、叹气、甚至抱怨。
没想到成钧看完队伍，检查完武器装备，只说了一句话："够了，日本人的枪比咱们好，咱们就用他们的枪打他们。"
这话说得轻松，做起来却难。当时一营连一场像样的战斗都没打过，缴获从何而来？
成钧心里有数。
他在抗大学的，不仅是军事理论，还有敌后游击战的战法。
课堂上，讲师们反复强调一条：敌后作战，装备不是最重要的，重要的是如何利用地形、如何选择时机、如何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
打胜仗，才能缴获武器；缴获武器，才能打更大的胜仗。
关键是第一仗，一定要打赢，而且要打得漂亮。
机会很快就来了。
【二】大小关一战惊雷
1938年6月，舒城、桐城一带的局势突然紧张起来。
日军攻占安庆后，沿舒桐公路向北推进，企图打通舒城到桐城的交通线，进而威胁六安。
这条公路穿过大关、小关一带，两边都是山地，地形险要，历来是兵家必争之地。
第八团团部接到情报：日军一支运输队将在近日通过舒桐公路，押运军火和补给物资前往舒城。
这是个难得的机会，团长决定组织一次伏击战，任务交给了战斗力相对较强的二营。
可就在部署的当天晚上，二营突然接到紧急命令，要配合兄弟部队去另一个方向作战，伏击任务只能临时调整。
团长犹豫了：一营装备太差，能不能打好这一仗？万一打不赢，不仅缴获不了武器，还可能损兵折将，得不偿失。
成钧主动请战。
他对团长说："一营虽然装备差，但战士们都憋着劲想打仗。这一仗要是不让一营打，以后更没机会了。"
团长想了想，同意了。
但他提了个条件：只准打伏击，不准硬拼；只打运输队，不打日军战斗部队；打完就撤，不许恋战。
成钧答应得很痛快，但他心里清楚，这一仗的难度远比团长想象的大。
一营虽然有一百多支步枪，但子弹不多，每支枪只有二十发左右，还得留一半做预备，实际上每支枪只能打十发。
没有机枪火力压制，没有手榴弹掩护，全靠步枪和冷兵器，这样的装备去伏击日军，稍有不慎就会全军覆没。
成钧没有把这些困难告诉战士们，反而在动员会上说："日本鬼子的枪好，咱们的枪差，所以这一仗不能跟他们拼火力，要拼胆量、拼速度、拼刺刀。谁能第一个冲上去，谁就能抢到鬼子的枪！"
战士们听了，眼睛都亮了。
6月15日夜里，一营悄悄进入大关、小关之间的伏击阵地。
成钧亲自勘察地形，选定了伏击点：公路两侧都是山坡，树木茂密，可以隐蔽；公路在这里有个急转弯，车队经过时速度会减慢，正好下手。
他把一百多支步枪分成三组：第一组埋伏在公路北侧高地，居高临下射击；
第二组埋伏在公路南侧，形成交叉火力；第三组作为预备队，随时支援。
拿着大刀长矛的战士，则隐蔽在公路两侧的树林里，等枪声一响，就冲上去肉搏。
成钧反复强调：打响第一枪后，步枪手要迅速射击，目标是日军车队的前后两辆车，打乱他们的队形；
冷兵器部队要趁乱冲上去，砍断日军的退路，然后近身肉搏；全营上下要在十分钟内结束战斗，然后立即撤离。
6月16日上午，公路上传来了汽车的轰鸣声。
日军车队出现了，一共五辆卡车，前后各有一辆军车护卫，中间三辆装满了物资。
车上的日军端着枪，神情警觉，但并没有发现隐蔽在树林里的新四军战士。
车队驶入伏击圈，速度果然慢了下来。
成钧举起手，猛地一挥。
一排密集的枪声响起，公路上瞬间炸开了锅。
第一辆军车的挡风玻璃被打碎，车头冒起了白烟，车子歪歪扭扭停了下来；最后一辆军车的轮胎被打爆，也停在了路边。
日军士兵跳下车，趴在车后还击。
就在日军还击的瞬间，树林里冲出了一大群手持大刀长矛的战士。
他们高喊着口号，潮水般涌向公路，日军士兵根本没料到新四军会近身肉搏，一时之间阵脚大乱。
成钧带着预备队从侧翼包抄，切断了日军的退路。
一营的战士们像猛虎下山，大刀挥舞，长矛刺杀，日军士兵被打得节节败退。
战斗进行了不到十分钟，日军就扔下车队，狼狈逃窜。成钧立即下令停止追击，全营迅速打扫战场，然后撤离。
这一仗，一营毙伤日军二十三人，俘虏一人，缴获步枪十几支，子弹数百发，还有一批军用物资。
虽然规模不大，但对于一营来说，意义非同寻常——这是他们第一次打日本鬼子，而且打赢了。
更重要的是，缴获的这十几支步枪，让一营的装备状况有了明显改善。
原本没枪的战士，终于可以扛上真枪了。
消息传回团部，团长专门发来嘉奖电报。
第八团二营营长朱绍清后来在回忆录里写道："大小关一战，打出了一营的威风，也打出了八团的士气。"
可成钧没有满足。
十几支步枪，对于全营三百多人来说，还远远不够。他要打更大的仗，缴获更多的武器。
【三】从游击队到正规军的蜕变
大小关伏击战的胜利，让一营在全团出了名。
可成钧知道，一场小胜算不了什么，真正的考验还在后面。
1938年6月到10月，第四支队在舒城、庐江、巢县、无为一带连续作战，先后在范家岗、棋盘岭、铁树岭、三十里岗、运漕等地伏击日军，歼敌上千人，击毁军车一百五十多辆。
第八团一营也参加了其中几场战斗，每打一仗，就能缴获一批武器弹药。
到10月底，一营的装备已经有了明显改善：全营步枪增加到两百多支，子弹储备也比以前充足了不少，大刀长矛的数量大幅减少。
虽然还没有机枪，但至少大部分战士都有枪了。
可成钧并不满意。
他心里清楚，真正让一营脱胎换骨的机会还没到来。
1939年5月，新四军江北指挥部成立，张云逸兼任指挥，徐海东、罗炳辉先后担任副指挥。
第四支队进行了整编，原来的第八团扩编为第五支队，罗炳辉任司令员，成钧升任第五支队第十团团长。
整编后的第五支队，任务是开辟津浦路东抗日根据地，以安徽来安县半塔为中心，向天长、仪征、扬州一带发展。
这一带地形平坦，日伪军据点密布，国民党顽固派也在这里活动，斗争环境比皖中更加复杂。
成钧深知，要在这样的环境中站稳脚跟，光靠游击战还不够，部队必须向正规化发展，必须有真正的重火力。
机会终于来了。
1939年初，合肥一带出现了一支汉奸武装，头目叫刘孟乙，是伪军的一个团长，手下有三百多人，装备精良，有步枪、机枪，还有一批战马。
这支伪军依仗日本人撑腰，在合肥周边烧杀抢掠，无恶不作，老百姓恨得咬牙切齿。
情报显示，刘孟乙的据点设在合肥城外的一个村子里，防守并不严密，而且刘孟乙本人贪生怕死，一旦遭到突袭，很可能不战而降。
支队部决定拔掉这颗钉子，任务又交给了成钧的第十团。
成钧接到命令后，立即组织侦察。
他派出几名侦察员，化装成老百姓，混进刘孟乙的据点附近，摸清了敌人的兵力部署、武器配置、作息规律。
情报显示，刘孟乙手下虽然有三百多人，但军纪涣散，战斗力不强，晚上哨兵经常偷懒睡觉。
成钧决定采用夜袭战术：选精兵两百人，趁夜色掩护摸进据点，突然发起攻击，速战速决。
1939年1月11日深夜，成钧亲自带队，率领两百名战士悄悄接近刘孟乙的据点。
夜色很浓，村子里静悄悄的，只有几盏昏暗的油灯还亮着。
突击队分成三路：一路从正门突入，一路从侧墙翻进去，一路切断敌人的退路。
成钧下令：尽量活捉刘孟乙，缴获要完整。
凌晨三点，进攻开始。
突击队员翻墙而入，冲进院子，伪军士兵大多还在睡觉，根本来不及抵抗。
枪声响起，伪军乱作一团，有人试图还击，但很快就被压制。
成钧带着一队人直奔刘孟乙的住处，踹开房门，发现刘孟乙正抱着被子发抖。
"别动！缴枪不杀！"
刘孟乙看到黑洞洞的枪口，立刻跪地求饶，连连磕头。其他伪军见头目被抓，纷纷放下武器投降。
战斗进行了不到一个小时，全歼伪军三百余人，活捉刘孟乙，缴获步枪一百多支，轻机枪三挺，战马十几匹，还有大批弹药和军用物资。
这是第十团组建以来打得最漂亮的一仗，也是一营(现在是十团一营)装备提升的关键一战。
缴获的轻机枪，让十团第一次有了真正的重火力；缴获的步枪和弹药，彻底解决了武器短缺的问题。
从这一仗之后，十团的武器装备实现了质的飞跃。
原来拿大刀长矛的战士，全都换上了步枪；班里有了机枪手，连里有了火力组，团里有了机枪排。
部队的战斗力成倍提升，再也不是当初那个"叫花子营"了。
1940年3月，成钧率部参加了半塔保卫战，打退了国民党顽军的进攻，全歼来犯的盱眙县伪军一个营。
战斗中成钧手臂负伤，这是他第八次负伤，但他依然坚持在前线指挥。
半塔保卫战的胜利，粉碎了国民党顽固派"剿办"皖东新四军的计划，也让第五支队在津浦路东站稳了脚跟。
到1940年底，第五支队已经发展成为一支拥有数千人的主力部队，控制了来安、天长、盱眙、嘉山等地的大片区域。
1941年1月皖南事变后，新四军重建军部，陇海路以南的新四军和八路军部队整编为七个师。
第四支队和第五支队合编为新四军第二师，罗炳辉任副师长，成钧担任第五旅旅长。
从1938年那个装备奇缺的"叫花子营"，到1941年的新四军第二师第五旅，短短三年时间，这支部队完成了从游击队到正规军的蜕变。
而这一切，都始于大小关和刘孟乙据点那两场关键战斗。
【四】淮南战场的铁拳
1941年，对新四军第二师来说，是极其艰难的一年，一场更大的风暴即将来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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