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0多年前，一支8.6万余人的红色大军从赣南挥师出发，用双脚在中国大地上勾画出蜿蜒二万五千里的“红飘带”。今天，站在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的节点上，这片出发的土地，正用另一种方式让长征精神“活”在当下。
一、守护“红飘带”起点：长征国家文化公园串珠成链
于都河畔，中央红军长征出发纪念碑巍然耸立。碑高19.34米，底座边长10.18米——1934年10月18日，中共中央、中革军委率领中央红军主力在此渡河，踏上漫漫征途。
当年，于都河宽600多米，没有一座桥。苏区群众倾力支援，捐出800余艘船只，拆门板、卸房梁、捐出寿材，帮助红军将士搭建浮桥渡河。
今天，这些渡口得到精心保护修缮。赣州以中央红军长征出发、突破第一道封锁线、留守苏区游击战争等史实为基础，全域打造长征国家文化公园，将散落的长征遗址遗迹串珠成链。目前，长征国家文化公园赣州段22个重点项目已建成运营。
在石城阻击战展示园，“石城十二日”沉浸式影视实景体验项目人气火爆，游客穿梭于战壕间，感受那段硝烟岁月；大余梅岭三章纪念馆里，红色讲解员声情并茂地讲述红色故事。一个个项目从静态陈列转变为可互动体验的“红色课堂”。
二、“草鞋墙”上的告别：每5人中就有1名于都子弟
在中央红军长征出发纪念馆内，有一面特殊的“草鞋墙”——无数草鞋拼成一幅中国地图。
草鞋背后，是一组沉甸甸的数据：苏区时期，于都人口30多万，先后参加红军的就有6.8万余人。1.7万余人随中央红军踏上长征路——也就是说，离开于都的队伍中，每5人中就有1名于都子弟
长征途中，于都子弟的牺牲尤为惨烈。很多于都籍红军的烈士证明书上，只写着四个字——“北上无音讯”。至新中国成立时，参加长征的于都籍红军仅剩277人。
老红军曾福祥是这277人之一。他的儿子曾仁福至今保存着父亲长征时用过的一床棉絮。曾福祥身经百战却从未受伤，他生前说：“不是命硬，是每次打仗前都在心里告诉自己：这一仗，必须活着，要替牺牲的战友看到胜利的那一天！”
三、“把爷爷的长征故事讲给更多人听”
在赣州大余县，红军后代张智维用另一种方式传承长征精神。
张智维的爷爷张义华是大余籍参加过长征的红军战士之一，长征路上当过挑夫、炊事员和情报员。2017年起，时任共青团大余县委书记的张智维站上讲台，开始讲述爷爷的故事。
“长征路上，生离死别是常事。有一次，爷爷与战友一起送作战情报，敌机突然来袭，战友不幸被炸牺牲。爷爷强忍着悲痛，攥紧手中装着情报的牛皮文件袋继续前行，最终完成任务。”“长征途中，爷爷得了疟疾，高烧不退。班长没有抛弃他，拿出从老家带来的药品，硬是把他从鬼门关拉了回来。”
8年来，张智维累计开展宣讲50余场，覆盖群众近5000人次。他的课程入选赣州市精品微课程。连他正在上小学的两个女儿，也成了“小小宣讲员”，在学校的演讲和征文比赛中讲述曾祖父的故事。
赣南采茶戏《一个人的长征》中，主角“骡子”的原型之一就是张义华。张智维说：“看到‘骡子’，就像看到我爷爷。他就是从一个最普通的挑夫，成长为一名红军战士。”
四、红色研学：让长征精神“可触可感”
2026年暑期，来自扬州大学的8名研学师生走进于都。他们在中央红军长征出发纪念碑前聆听讲解，在祁禄山红军长征小道上徒步5.2公里，在长征大剧院观看大型红色文旅史诗剧《长征第一渡》。
祁禄山镇的红军长征小道全长19.34公里——对应中央红军长征出发的年份。行至野坑坳，讲解员停下脚步：“这里有不少红军战士长眠。当年，村民们冒着巨大的风险，把牺牲的战士们安葬在这里。”师生们肃立默哀。
讲解员胡晓琼告诉学生：“红军怎么过河的？没有桥，但是有人民。”简单的一句话，道出了长征胜利最深层的密码。
在中央红军长征出发纪念馆二楼，沉浸式光影展区运用立体光影、环绕声效等数字技术，AR互动体验让游客扫描文物后，屏幕上便再现军民架设浮桥、星夜渡河出征的画面。
五、薪火相传：从“五老”到“红领巾”
在大余县，一支由参战老兵、退休教师、老党员组成的“五老”宣讲队伍，深入校园、乡村开展常态化红色宣讲，覆盖全县18处红色研学现场教学点。
县关工委培育100多名少年宣讲骨干，构建起“五老传红、少年续红”的红色传承体系。赣州市水东镇小学2026年秋季开学第一课，就是一场沉浸式红色闯关体验——“穿越火线”“运送军需物资”“飞夺泸定桥”，同学们化身“小小红军”，在游戏中感悟长征精神。
今年，于都累计接待县外研学团队1400批次、16.5万人，研学综合收入同比增长30%。从渡口的木板浮桥，到国家文化公园的沉浸式课堂，到孩子们手中的“小红星”——赣州人把长征精神，种进了下一代心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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