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回答这个问题我查阅了60年代、70年代、80年代，我国小麦、水稻等粮食作物的年产量，由于䉣幅关系，我就不在这里一 一展示，只作大体陈述60年代、70年代、80年代涵盖：稻谷、小麦、玉米、杂粮、薯类、豆类等粮食作物的综合平均产量。
20世纪60年代（1960—1969）我国10年粮食平均亩产：约104.6公斤/亩（209.2斤）。
60年代前期受自然灾害影响粮食单产处于低谷；1962后持续回升，60年代末稳定突破120公斤/亩。
20世纪70年（1970—1979）我国粮食10年平均亩产：约152.8公斤/亩（305.6斤）。
70年代水利、化肥、良种逐步推广，粮食单产稳步抬升，1978年达到168公斤/亩。
20世纪80年代（1980—1989）我国粮食10年平均亩产：约223.7公斤/亩（447.4（斤）。
八十年代，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加上化肥、杂交水稻普及，80年代单产明显上台阶。
以上所展示的是上世纪60年代、70年代、80年代全国农作物种植平均亩产量，我国幅员辽阔，受气候、土壤、肥、水差别等方面因素影响，地区差异巨大：南方水稻明显高于北方旱地作物；高产生产队可以达到300—400公斤，低产地区只有50—70公斤。我在这里陈述的是播种面积亩产，不是耕地面积亩产（有的地方实行/耕地复种，播种面积大于耕地面积）。
而在1949年我国粮食综合平均亩产仅约69公斤。到了2025年全国粮食综合平均亩产已达约399公斤。
以上数据是全部粮食作物的综合平均数值，稻谷、小麦、玉米这些主粮亩产显著高于综合平均值；杂粮、豆类亩产偏低，拉低了整体平均数。
从以上数据我们可以看到，新中国成立以来，我们国家农作物产量一直处于逐渐递增的态势，随着水利、粮种推广、种子改进、杂交稻推广、化肥的普遍使用，增长幅度逐年加大，并不完全是不分田，粮食产量就严重受影响。
再说说我们家乡60年代、70年代至80年代的水稻亩产。
我的家乡舒城县，上世纪60年代（生产队时期），在龙河口水库和淠史杭灌区水利工程没有完善前，普遍田块只有150公斤（300斤）水肥条件好的圩区、少数高产田在200—250公斤（400—500斤），60年代中后期舒庐干渠建成通水，灌溉条件得到改善，亩产逐渐普遍提升到200公斤上下。
70年代（生产队时期），常规稻为主，双季稻逐渐推广，全县平均亩产能达200—250公斤（400—500斤）；水利完善的圩区可达250—300公斤（500—600斤），据有的老人回忆，水利配套完成后少数高产田能达400公斤，这只是少数高产田，大面积平均仍在200多公斤。
到了80年代，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推行，杂交稻开始推广，粮食产量明显跃升。
80年代初（1980—1984）全县平均250—300公斤（500—600斤，我们那里1980年就已经包产到户。产量与70年代末生产队时期持平。
到了80年代中后期（1985—1989：普通大田亩产稳定在300公斤（600斤）左右，农技示范田、杂交稻高产田可达400公斤以上；舒城县农科所试验田亩产可达410公斤以上。
我们县同全国一样，丘陵、山区粮食产量偏低，杭埠河沿线圩区产量高一些，低产区拉低了全县粮食的平均值。
我所生长的生产队在龙河口水库建成以前，秋冬种小麦、油菜、蚕豆、宛豆等农作物，春夏种玉米、芋头、芝麻、豆类等作物，在毛主席：“水利是农业的命脉”思想指导下，从50年代末至70年代兴修水利。1970年龙河口水库工程配套成功，大小渠道也先后修建完善，社员每年利用冬天庄稼无需花太多时间管理，进行改地改田，到了70年代中期，生产队由以前只能种旱粮的旱地，变为能种双季稻的水田，粮食产量显著提高。
为了改善土壤，我们那里秋冬时在一些田块轮流种植红花草（学名紫云英），到春天红花草过了盛花期，开始结籽荚时，将它翻犁土下，田里灌满水沤着，到栽插秧苗时先洒点石膏防止烧秧（花草腐烂发酵过程中会释放很高的热量）
春天里，生产队把刚长成的蚕豆摘下来，分给社员。社员们将分得的蚕豆留一点自家吃，其余部分拿到街上卖钱，补贴家用，生产队将摘去蚕豆荚的蚕豆秸秆翻犁过来做绿肥。还鼓励孩子们打秧草交给生产队沤肥改良土壤。那时家家门口都有一口沤肥用的小阳沟宕，社员们平时往阳沟宕扔生活垃圾，有时间也打点秧䓍，平时倒一些生活用水，天下雨时蓄一点水，等阳沟宕满了，阳沟宕里的土也腐熟了，把它挖上来凉干、捣碎，堆起来让其发热。如此反复几次，就成了很有养份的土杂肥。社员们用这种肥上自留地和菜园，生产队用这种肥改良田地，也用作农作物种植基肥。
经过改田改地，土壤改良，生产队粮食产量提高了很多。七十年代中后期我们那里已经能吃饱饭了。
至于能不能吃饱饭的问题，因各地情况不同，各个家庭状况不同，能吃饱吃好的时间也不同。
就拿我们家来说，我们家乡在七十年代中后期，龙河口水库配套完善，水利灌溉得到解决后，庄稼不再受旱涝灾害影响，实行旱地改水田，进行双季稻种植，亩产量得到显著提高，那时我们那里基本解决了吃饭问题。
79年春季，才四十多岁正年富力强的父亲突然生病，做了胃切除大手术，家里的顶梁柱一下子倒下了，这对农家来说就是天塌了。为了撑起这个家，妈妈日夜劳作，那时我正读高中，他们舍不得让我辍学，大弟坚持自己辍学去生产队放牛。就在那种艰难情况下，我们一家六七口人依然能吃上饭。后来小妹也辍学了，我读完高中也回到家中务农，我们家的吃喝也就不成问题了。
80年代，我们大队开砂场，我们姐弟，兄妹一起去砂场挑砂，由于我们都是孩子，力量薄弱，挣的钱比别人家少很多，但那时我们家饭桌上已经能见到肉了。
八十年代后期，我嫁到丘陵小山村，夫家母亲早逝，公公不善治家，早年欠下很多债务，尔后我的几个孩子相继出生，家中又没有老人帮衬着带，到了90年代，我们仍然停留在娘家七十年代的生活水平，只差没有乞讨，那时我们左右邻居家饭桌上已经有鱼有肉了。
从我所经历的一切来看，能不能吃上饱饭，有着时代的原因、也有地域差距、还有各个不同家庭的不同原因所致，不能完全归结为某一种因素。就像现在有的人家有车有房有存款，生活已达小康。有的地方，有的人家也只能解决温饱。
作者：金石山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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