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5年8月25日，山西黎城县长宁村，八路军太行军区的战士们守在一片黄土地旁，仰头等候一架从延安飞来的美国运输机。机舱里没有弹药，也没有普通物资，而是刘伯承、陈毅、邓小平、林彪等一批高级指挥员。这次飞行只有数小时，却牵动着国共谈判和战场部署两件大事。
日本宣布投降后，抗战胜利的喜悦还没有散去，新的危机已经逼近。国民党军队借助美国运输力量，迅速向各大城市和交通要地调动，准备抢先接收日军投降，也试图控制抗战胜利后的政治和军事局面。
中共中央判断，重庆谈判必须争取和平，但根据地的防务不能因此停摆。毛泽东决定前往重庆，周恩来等人也将随行。与此同时，各大战略区的指挥员必须尽快回到部队，防止谈判桌上的风云变化直接传到战场，造成各地措手不及。
难处在于，这些将领大多从1943年起陆续到延安参加整风学习或出席中共七大。延安距离晋冀鲁豫、华中以及东北等地路途遥远，中间还隔着黄河、山地和国民党封锁线。若靠步行、骑马或汽车转运，几十天都未必能够抵达。
叶剑英提出了一个大胆办法：能不能借用驻延安美军观察组的飞机，把这些指挥员送到前线附近？
这不是普通的交通安排。飞机一旦失事，损失的不只是二十名左右的干部，更可能使多个战略区失去核心指挥。即使安全起飞，也要面对航线暴露、机场简陋和敌情不明等风险。毛泽东、刘少奇、朱德、任弼时等人讨论后，仍然同意执行。
叶剑英与美军观察组交涉时，没有公开乘客的真实身份，只说需要运送一批重要人员。美方之所以答应得比较爽快，也和此前的合作有关。1944年，美国军事观察组到达延安及各抗日根据地，对八路军、新四军的抗日行动进行了实地了解。
长宁机场的缘分，更早来自一次救援。1944年10月，美军轰炸机袭击太原日军目标时遭到日机拦截，一架飞机受损，机组人员跳伞后落入太行山区。八路军和当地群众冒着危险搜寻，最终找到并保护了十一名美军飞行员。
一名飞行员曾指着长宁川询问：“那里是不是你们的机场？”李达回答：“那是天然形成的开阔地，还没有机场。”飞行员听后建议，既然地势合适，不如修建一条简易跑道。太行军民随即动员起来，仅用一周左右，便在庄稼地之间整出一条黄土跑道。
机场没有塔台，没有无线电导航，也没有固定建筑。飞机来时，战士们在地面点燃火把指示方向；飞机离开后，火堆、人员和痕迹全部撤走。表面看，这里只是一片普通田地，实际上却成了太行根据地与外界联络的重要节点。
这次执行任务的，是美军观察组使用的道格拉斯运输机。飞机服役已久，机舱狭窄，人员进入后很难直起腰，发动时还需要地面人员协助。可正因为外表破旧，反而不容易引起日军特别注意。对于乘客而言，狭小的机舱意味着拥挤，也意味着不能有任何意外。
8月25日上午，刘伯承、陈毅、邓小平、林彪等人在延安东关机场集合。为防止突发情况，乘员准备了降落伞和武器，并安排懂英语的人员随行，以便处理飞行途中可能出现的沟通问题。叶剑英还亲自检查飞机，直到确认没有明显故障，人员才登机。
飞机升空后，延安方面并没有真正放松。长宁机场的接应部队已经提前布置，李达率部等候在跑道附近。几个火堆在地面燃起，既是信号，也是这座秘密机场唯一的“导航设备”。几个小时后，运输机终于出现在天空中，随后平稳降落。
舱门打开时，等候多时的八路军战士迅速围了上去。没有隆重仪式，只有握手、问候和简短的交接。有人在飞机前留下合影，记录下这次特殊空运。电报发回延安后，毛泽东才确认人员已经安全抵达，随后于8月28日启程前往重庆。
将领们没有在长宁停留太久。刘伯承、邓小平赶往晋冀鲁豫解放区，着手部署上党地区的军事行动；陈毅等人分别返回华东、华中等地，重新接掌部队。1945年9月至10月间爆发的上党战役，正是在重庆谈判进行期间展开，对牵制国民党军队、保障解放区战略安全产生了重要作用。
这场空运最关键的地方，不在于飞机飞了多远，而在于它把原本需要数周的陆路转移压缩成几个小时。谈判代表可以前往重庆，前线将领也能及时回到指挥岗位。长宁机场没有留下宏大的建筑，却在抗战胜利后的关键关口，承担了一次改变部署节奏的紧急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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